作家的影响

因了舅舅谷溪和路遥，我的“文学梦”悄然萌生。

记得那是1981年秋天，我才上初三。由于我偏好语文，课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阅览室。有天下午，在学校阅览室，在一份《陕西日报》上我惊喜地看到一首诗歌《下寺湾》，作者谷溪。我睁大了双眼，这不是我舅舅——母亲惟一的哥哥吗？对，就是我的舅舅！我如获至宝，伴着剧烈的心跳，我悄悄将那张报纸折叠了再折叠，终于涨红着脸装进衣兜里。直到放学，我才在回家的路上将报纸拿出来：银杏子,金牡丹花红柳绿洛河川近山绿，远山蓝香林古刹云盘盘云中行呵雾中穿腾云驾雾象鼻山……

回到家中，我将报纸拿到不识字的母亲面前，母亲笑着跟我说：就是生你的那年，你舅舅去北京开会，还和周总理一起照过相哩！从那以后，我一直以舅舅为荣，心里暗想，要是将来我也能跟舅舅一样，会写诗该多好……

1982年，我的一首小诗《追求》在《陕西青年》发表了。看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那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特别是得来的4元稿费，不知该怎么去花。就是从那时起，曲折而漫长的文学之路，在我脚下一步一步向前延伸。

1983年夏天，初中毕业后，我打算到省城西安闯荡一番。从绥德县城出发，第一站我先到延安的舅舅家。按照舅舅的通讯地址，找到他单位的办公室，敲了好一阵门，才见一位身体壮实、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把门打开。一进门，整个房间全是烟味，地上到处是烟头。男子睡眼蒙眬，显然他是刚被我的敲门声惊醒的。他问我叫什么，是曹谷溪的什么人？我一一回答了他，而后他告诉我，今天是星期日，舅舅不上班。我转身离开，一路打听他说的“民众剧团”，找到了舅舅的家。

见到舅舅，我用责怪的口气说:“舅舅，你办公室住着个什么人？看把你办公室弄成甚了？！”舅舅说:“是路遥，写《人生》的作家。”

对路遥我早有所闻，但在舅舅办公室遇见的那个路遥，跟我平日里所想的“作家”似乎相差甚远。

在延安我小住了几天，就只身去了西安。辗转几个月后，我依旧回到了农村老家。1985年春天，为了躲避父亲为我安排的亲事，我再一次去了延安舅舅家，这一次，一住就是两年。

舅舅家在延安市场沟的凤凰山南麓有个独处的院子，叫“梧桐园”。院子青石小门上有一副对联：“背倚凤凰欲展翅，面临南山通天路。”这里不仅是当地文化人汇聚的场所，还有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也爱来这个小院谈诗论画。

听舅舅说，1982年5月，陕西省委在延安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省文化、艺术、演艺界的领导及知名作家、艺术家倾巢出动齐聚延安。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若冰把饭“派”到了舅舅家的梧桐园。当天的主食是荞面饹饹熬羊肉，酒水是甘泉县酿制的“美水酒”。人员分两批，上午安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肖云儒、胡小海；下午安排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那一天的梧桐园，像“过事”（方言：办婚事）一样热闹。上世纪80年代“文学陕军”的阵容，通过舅舅家的梧桐园可见一斑。

在舅舅的指导下，我开始大量阅读，写作也逐渐有了起色，诗歌作品相继发表,同时认识了不少作家和文学朋友。对我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就是路遥的《人生》和海波的《农民的儿子》。我甚至将小说人物高加林的命运跟自己连在一起，将刘巧珍视作心目中的恋人。后来，我和舅母的侄女番英相爱，她最终成为我现实生活中的“巧珍”。“梧桐园”令我终生怀想。

路遥是舅舅青年时期的朋友，也是舅舅家的常客，在舅舅家，路遥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随意。有次他一进门就说要吃杂面，问我当时的未婚妻：“会擀杂面不？”她说：“会哩。”当我将漂着葱花的“调汤杂面”端上桌，路遥问我：“有馍馍没？”我说有，他说：“拿一个。”这是陕北受苦人特有的吃法，杂面不耐饱，当时路遥正在《平凡的世界》创作当中。出门时，路遥让我舅舅为他小说里的人物写首诗。路遥走后，舅舅就开始动笔，大概到后半夜，才听到舅舅闭门休息的声音。

1985年夏天，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路遥小说选》，根据出版协议约定，征订量达到5000册才能开印。而当时全国各地只征订了1500册。在“梧桐园”家里，路遥问舅舅能不能在延安为他想想办法，舅舅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路遥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久，舅舅就与延安地区新华书店订了合同。第二年开春书出了，3500册《路遥小说选》是我用三轮车从书店运回舅舅的办公室。接着，舅舅又帮我买了一个架子车，改装成一个“流动售书车”。

当时的延安，还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市，我推着小板车走街串巷，但买书的人很少。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对舅舅说：“你实在不该把路遥的书买下这么多，今天书店又来催款……”还没等我把话说完，舅舅便火了：“像吃了后悔药似的，哪像个男子汉！赔了，市场沟还有五孔窑洞哩！”

有一天上午，路遥和他在延安报社工作的四弟王天乐，来到我的书摊前询问书的销售情况。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书卖过百册的，你的书已经突破了500册了。”他感激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那是我有意夸大了数量。离开时，他拿起一本《路遥小说选》，在扉页上写下：“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路遥。1986年8月1日。”这本书我至今珍藏。

我与路遥最后一次接触，是这年冬天我离开延安前夕。路遥和舅舅在书房整整谈了一下午话，吃过晚饭，我骑自行车送路遥回宾馆。上南门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和路遥都倒在马路上，车把上挂着一包舅舅送给路遥的大红枣也撒了一地，我忙扶起路遥问：“摔疼了没有？”他笑了笑说：“没甚，没甚。”并指着地上撒落的红枣说：“叫它滚，看它能滚到哪儿。”到了宾馆门口，我们握手告别，他转身提着那包红枣，佝偻着身子走进宾馆的大门。夜幕下，他的孤独的背影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到路遥，就会想到那个背影，想到延安的梧桐园。

因了这些作家的影响，我的文学梦似乎也看到了收成。但是我深知，在文学这块土地上，舅舅、路遥等众多前辈们才是最忠实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教我作文，更教我做人！

许多东西，当失去以后才知道它的珍贵。路遥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用汗水和生命讴歌土地和人民；舅舅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他的那一茬叫“文学”的庄稼。在我的眼里，作家是山，一座雄伟的大山；作家是河，一条汹涌澎湃的记录生命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