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井

泰山以东几十里，有个掌平洼村。村外有口老井，井口是圆的，直径约18米，井台距水面26米。井壁上的台阶呈螺旋状，一圈一圈向下盘旋。台阶用乱石砌成，但严丝合缝，自成格局，仔细端详，有点像毕加索的画。台阶两侧有不规则的洞口，岩层中暗暗涌动着细如游丝的水，慢慢汇成细流，顺着洞口流进井里。当地人称之为“螺旋井”。

老井像一个历尽风霜的老人，盘坐在那里，闲看花开花落、雁去雁归，静听风声雨声、鸟叫蝉鸣。

我与这口老井相遇，纯属偶然。那天，我结束了一天的调研行程，在返城途中，见许多人围在那里游览拍照。近前一看，眼前一亮。各种各样的水井我见过不少。在自来水还没有流进寻常百姓厨房的年代，每个村几乎都有一口或几口水井。有的是方口，有的是圆口，大多很小巧，构造也简单，井壁直上直下，用一条担杖或一条短绳挂上水桶，沉下去，轻轻一摆，就可以把水提上来。见过用辘轳提水的深井、用机械提水的机井、用以蓄水浇灌农田的大口井，也见过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还有农民在自己庭院里打的压水井，但像这样的螺旋井，我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一位大爷提着水桶，顺着石阶走下去，用水瓢将井水舀进桶里。老大爷家有自来水，但他说这井里的水甜，喝着舒服：“当年，全村几百口人豁出命来才把它打成，反过来，它又养活了全村几百口人。现在井虽然不怎么用了，但喝进肚里的水早已和身上的血混在一起，分不开了。”

攀谈中得知，这位人称“老榆木”的大爷，见证了老井的诞生。原来，干旱缺水一直是掌平洼村人的心病。这个村挂在半山坡上，村子周围不是峭壁就是山包，没有一条河流，没有一个湖泊，没有一眼水井。村民们梦里常是“出门见水”，睁眼却是“开门见山”，种地吃饭全靠老天的脸色。雨多点的年景，倒也说得过去，遇到大旱就麻烦了，轻则减收，重则绝产。最糟的是人畜吃水，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山下去挑。姑娘嫁人，远点近点、穷点富点不在乎，但没有水的村不行，哪儿有水往哪儿嫁。

到上世纪60年代，村党支部的成员们坐不住了，深感这个“家”当得有愧，当得无光。他们反复商量，提出在村子周围凿石打井。想法一传开，立刻引来议论纷纷，有的摇头，有的讥讽。村党支部书记是个硬汉子，他黑下脸：“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他们请来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帮助寻找水源。技术员几乎跑遍了村周围的所有角落，最后选定了打井的位置。不过他说，地下水肯定有，但要打通岩石，下挖上百米，实在太难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不管岩石多硬、挖得多深，有水就有希望，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了吃上水，再难也得干！”

1967年，打井工程开工了，全村男女老少大凡有劳动能力的都上了工地。“老榆木”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媳妇刚生儿子，他二话没说，拿着铁锤加入了打井的队伍。

那是个物质十分匮乏、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年代，困难可想而知。没有挖掘机械，他们就靠镢刨锨挖，用铁锤钢钎凿石打眼，一锤下去，火星飞溅。日子一天天过去，锤头砸烂了，钢钎磨秃了，炸药用光了。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再难也得干。庄稼汉吐口唾沫是颗钉，洒滴汗水摔八瓣。他们勒紧裤带，东取西借，咬紧牙关坚持着。

一把把铁锤一根根钢钎，沾满了鲜红的血渍。一筐筐碎石渣，浸染着黏稠的血水和汗水。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当年的“老榆木”每晚回家，即使再累，也要逗逗襁褓中的儿子。渐渐地，儿子长牙了，会笑了，说话了，能爬了，会走了，但井依然没有眉目，钢钎下面依然粉尘飞扬。

终于有一天，钢钎下面开始湿润，接着汩汩冒水，大家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朝思暮盼的井——打成了。

1967年动工，1977年竣工，用了整整10年时间，搬动土石3千多方。

“老榆木”开工时出生的孩子，此时已经10岁。

听着螺旋井的故事，仿佛打开一部厚厚的大书，从书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什么是自强，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坚韧。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不求天，不求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冷嘲热讽，他们不弯腰，不信邪，敢冒失败的风险，敢挑沉重的担子；他们未必知道螺旋式上升的哲理，却创造了螺旋式提水的方式；在各种难题面前，他们不低头，越挫越勇，十年磨一剑，终于把美好的愿望变为现实。

属于老井的那个时代渐行渐远，许多人和事已化为烟云随风而去。但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根还在，魂还在，凝结在它身上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

“老榆木”很健谈，他看了看几个正在嬉戏的年轻人，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只知道甜，哪知道苦？事不经过不知难。只有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才能体会，井水是甜的，汗水是咸的。”

此时，风过绿野，辽阔的天空碧蓝如洗，一团团棉絮一样的白云，轻盈地变换着不同形状。老井依然盘坐在那里，像一只天眼，凝望着风云变幻、岁月沧桑、人间百态，又似乎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