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瑄璞：生命倒计时

2009年8月，和婆婆在北戴河

其实后来想想，有很多兆头告诉我们，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公婆那里没有暖气，冬天就住到我们这里来。二老来后，我家养好几年的一个绿色植物死了，另一盆很皮实很好养的铁蝴蝶，开始变黄枯萎，茂盛的叶子很快凋零，一天一个样子，其变化之快让人惊异。

我十多年前出差买了一个铜铃铛，回家一直带着，挂在阳台上，突然那一天，绳子断了，铃铛跌落在地。

过年期间，已经重病的婆婆在卫生间漱口，旁边的人递水，不小心杯子落地打碎，赶忙又给找个喝水杯子。在医院里，病房地板打蜡，搬动床位，姐夫在搬床头柜时，老化的塑料把手断裂，新杯子又啪的一声掉地，连同半杯水崩裂开来。

最为惊心和诡异的是，婆婆住院后，老家要来人看望，嫂子回北郊公婆家里收拾房子，到家先烧好开水，要灌水时发现暖水瓶内胆不知何时裂成碎片，堆卧在瓶底。

每一个，都让人心里一惊，不敢说破什么。

在我们这里住着，二老每周回北郊一次，收收报纸，看看花草，公公到活动中心打半天麻将。老两口出双入对，早上去，下午回。

把朝南的大房间叫他们住，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小房间一米五的床上，过几天我和女儿说挤得受不了了，丈夫到大房间，跟他父母睡在那张一米八的大床上。想必婆婆非常幸福，一边睡着老伴，一边睡着宝贝小儿子。夜里她和公公合盖一个被子，两人只占了床的一半。有时候我晚上过去找东西，看到薄薄小小的被子盖着两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

每天下班回来，婆婆已经烧好稀饭，菜也洗好切好，只等我回来炒。

丈夫的哥、姐不时过来看望他们，带来很多好吃的，给我家里不时添置东西。婆婆还把他们那边怕冷的几盆花搬来，她对着一盆花儿说，你也来享几天福吧。我这里变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我开玩笑说：“妈，把你们房子卖了吧，拿着钱世界游去。”

“那我们住哪儿呀？没家了。”

“就住这儿呀。”

“这儿，总觉得不是自己家。”

“儿子家不就是你的家吗？住住就习惯了。”爹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过年哥姐他们也来这里，新房里大家庭十几人团聚，热闹欢乐，走动的亲戚们，也循着他们的足迹而来。看到婆婆脸上现出发自内心的幸福和知足，我们也很高兴。只是春天一来，他们非走不可，怎么留都留不住。公公迷恋着那里老年活动中心的麻将，婆婆惦记着那边的老熟人。只有漫长的冬天，能让他们到这里来。

他二人做伴，又出去买了宣纸、颜料，婆婆每周一次到北郊的老年大学学画画。我让婆婆先在餐桌上画，过完年后给她买个案子，今后就可以在我家开展她的书画事业了。她的画作，很是符合她那个年龄和认识的审美。鸟都胖嘟嘟的，肚子圆鼓鼓，伙食很好的样子，当然她不考虑它们的飞翔，也谈不上什么意境，只让它在花枝上摆个pose而已。像所有初学国画的老年人一样，她最爱画的是牡丹，全是开得很盛，叶子和花瓣都很对称的那种。没上过学念过书的人，对于国画，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

婆婆在卫生间洗澡，我在门口敲门问：“妈，我给你搓搓背吧。”她说：“不用。”口气里有明显的客气。我直接开门进去。我看到她八十岁的身体，枯萎、无力，些许虚弱，我几乎不敢用力了，想起十八年前，我刚嫁到她家，一起去澡堂洗澡。六十出头的她，身板结实，皮肤洁白紧绷，后肩那里的肉墩实实的，浑圆有力，显示着她还有的是力量，还可以为这个家继续做贡献。那时总嫌我搓得不用力，让使劲搓再使劲，于是她厚实的脊背上，白里透红，光亮光亮，像蒙着一层塑料布。

元旦之后，她说身体不舒服，让闺女带着去看病。燕姐陪她先看中医，抓了药回来，吃了几服，不见好转，到大医院去看，又拿了药回来吃，还不见效，再到医院去，做了些检查，结果出来，说是肝硬化，已经腹水，当即住院，做进一步检查，其中有一项叫加强检查。燕姐说：“凡是需要做这种检查的，都是不妙。”结果出来后，燕姐打电话叫我丈夫去。晚上九点多不见回来。我在家心急，打他电话。只听他在电话那头干哑着嗓子低声说：“胰头癌晚期。”我们可能都被这个新出现的词吓住了，电话里两人好久没有说话。我问：“大夫怎么说的？还有没有办法？”

“大夫说，或许还有一种介入式治疗，每天给患部那里注射一种针，让癌不要扩散，国外进口的针，每针六百多元，医保不报的。”

“那能维持多久呢？”

“最长半年，最快，那就不好说了，随时吧。”

挂了电话，我立即算账，每天除了打针，恐怕还会有别的费用，就按一天一千块，一个月三万。这样下去，但愿能维持几年，钱不够用，那就卖房，先卖东关那套，再不够，就卖刚住上的新房，西安治不了，就去北京、上海，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挽留她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仿佛已经进入急着卖房的状态了。

第二天下午，丈夫拿着片子去西京医院找专家问询。回来后，失魂落魂的，坐在桌前，饭也不吃。我追着问专家怎么说的。他头上冒出汗珠，眼里涌出泪水，看看客厅里坐着看电视的公公，小声音给我说：“没有办法治，黄菊、帕瓦罗蒂就是这种病，都治不了。只能回家，慢慢的，就吃不成饭了，还会疼，就在附近找个小医院或诊所打营养针，再到最后，针打不进去，就完了……”俩人呆坐在餐桌边。公公耳朵不好，盯着字幕看电视，完全没有注意我俩的谈话。

“我哥我姐商量，先不让我爸我妈知道。”他起身走到门口挂衣间，向我招手，拿出诊断书让我看，一张我们常人看不懂的片子，下方给出结果：“胰腺恶性肿瘤晚期”。我问：“那能不能转到西京医院呢？”他说：“专家说没必要了，哪里都看不好这种病，这个医院说的那种介入式治疗，根本没用，挣钱的。”

疼痛，不能进食，黄胆排不出……夜里我睡不着，想想婆婆将要遭受的折磨，热泪流下来。为什么受罪的常常是好人？

两人躺在黑暗里。我问他：“如果把咱们两处房子都卖了，回到从前租房时候，换来你妈病能治好，你愿意不？”

“愿意。”他说。

每晚一两点才能入睡。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心里涌起一个大大的命题，一个好人得了绝症，我们要眼看着她承受病痛折磨而毫无办法。所想起的，全是她的好。

做为一个老太太，她不啰唆，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你做得好与不好，她不说你，只是用她自己的行动感召你，让你自己知道哪里没有做好。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住在公婆家里，小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偶尔会有小磕碰，那时我年轻气盛，与丈夫吵架毫不相让，为点小事把他训来训去，总要占了上风才行。公婆、哥嫂保持永远的沉默，从不参与、评说，也不来劝架，吃完饭下楼散步，腾出地方让我们俩在家吵。过后他们一个个回来，装作家里吵架这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那时家里刚开始有电脑，丈夫晚上打游戏，吵得我睡不成觉，一次次劝说、抗议无用，我骂了他一通起床收拾东西回了娘家。第二天婆婆打来电话，代儿子向我赔不是：“我跟你爸已经批评过他，今后再不会这样了，今天下班回家来，啊，今后也不要这样半夜出门，不安全。”

那一年热播电视剧《大明宫词》，婆婆看得如醉如痴。那时侄女琳琳上小学，我的女儿抱在她怀里。每晚八点，老少几人同时坐在电视机前，跟着剧情或喜或悲。有一天我在外有事，快九点才回家，却见公婆和孩子坐在客厅里，电视没开。“咦，咋不看电视呢？”我十分奇怪。

“电视坏了。”婆婆说。

“咋不到我房间看呢？”

“你没回来嘛，咋能动你东西。”

“哎哟，快来快来。”我赶忙挑门帘进去，打开电视招呼他们进来看。

公公婆婆都出生于旧时山西商人之家，从小家风、家教很好，婆婆聪颖能干，外表温顺，内在里十分要强。据她零碎讲起，她父亲看不上她母亲，在外做生意娶了一个洛阳女人。生母懦弱无能，在大家庭里没有地位，谁也不会听她说一句话，只有灶下烧火的份，所以她兄妹几个，在家里也是次等公民，都没有上学，而叔伯兄弟们，全都学业有成。她十二岁离开生母，跟随父亲和继母来到西安，继母一生未育，把她当成自己孩子看待，却不赞成女孩子读书，一句话决定了她的命运。她从小看到女人没有本事的可悲境遇，也曾亲眼看到生母给父亲跪下，只是为了让好容易回家的人在她身边停留一刻。婆婆发誓要学些本事，不让人轻视。

可那时代女孩子，所谓本事，就是把针线活做好，饭菜弄好。长大后参加工作在黄河棉织厂当工人，一直在车间里干体力活。“要是能上个初中，也不至于一辈子当工人。”她一直羡慕有文化的人，爱着一切美好时新的事物。总认为自己没本事，这个家多亏有公务员丈夫的稳定收入，她却从没想过，她为这个家做出的奉献和牺牲更多，更大。生养四个孩子，上班挣钱，回家操持家务。大人小孩的衣服，全是她下班后蹬缝纫机做的。全家老少，不管穿再旧的衣服，都体面整洁。几个孙子辈也是她一手带大。我女儿小的时候，她要全天看护，还要接送上学放学，做全家人的饭，蒸馍，擀面，竟然还能抽出时间给我女儿做衣服做鞋，每天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现在想想那应该是一个团队做的事情，却是她两只手操持出的。大家却从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声累。

我常常惊异她的身体里有多大能量。哥嫂一家，我们一家，他老两口，八口人，住在老式楼房的三室一厅里。各有各的秉性、爱好，这个不吃这，那个不吃那，她都能记住，都能顾及到。公公作为山西人不吃醋，我作为河南人不吃香油，并且不吃酱油不吃韭菜，如果吃韭菜饺子就给我再挖出一块肉馅拌别的菜；天民哥不吃葱蒜；琳琳从小体弱，嘴刁得更是离谱，不但跟她爸一样不沾葱蒜，还不吃菜，你做了面条她要吃米饭，你做了米饭她要吃饺子，你包了饺子她要吃包子，你包了包子她只吃皮，反正从来没有吃饭香过，婆婆对这样的豌豆公主也没有喊过一声烦，我亲眼见过大家开饭了，琳琳对着面条说：“吃米饭。”婆婆立即站起身去厨房蒸上一小碗米饭给她吃。嫂子对我说：“我就佩服咱妈能干，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

一家八口这样住在一起，多年没有发生过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不能不说是婆婆的全心经营和非凡付出。一次见她坐在房间里写字台边椅子上不说话，手托脸颊，像在沉思，胸口起伏着。那是她心脏不舒服，或者有什么不畅快，看不惯我们年轻人，又不好说，自己在那里慢慢消化。

大的矛盾没有，可小别扭难免闹点，肚皮官司难免纠葛，记不清为什么了，总之有一次，晚饭时，两个儿子不在家，大家沉默吃饭，我和嫂子都不吃剩菜，婆婆一个人用一种很坚贞不屈的表情吃完了半盘子剩菜。公公只是嘴上说，不要吃了，剩菜不要吃，但也并不帮她解决。大家都无言，只有婆婆一个人，决绝地把筷子伸向那盘剩菜，好像她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为了这个家，为了大家表面上和和气气，她没有什么不能忍，没有什么不能牺牲。

好在那样的大家庭生活，对我来说只有四五年，孩子上幼儿园后，我们租房子搬了出来。对于小儿子的出走，婆婆很是伤心，在家哭了好久，给她女儿打电话，诉说心里的难过，在我面前却从不表露，还来帮我们搬家，添置东西。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两星期回去一次，彼此还比从前亲热了。

或许所有癌症，都与生活习惯有关，与性格有关。家里吃剩饭菜的，永远是她，承受忍让的，始终是她。劳累，吃苦，操劳，受气，疼痛……仿佛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忍的。

我们一直认为，她身体很好，除了心脏有点问题外，再没有其他什么毛病。心脏病，她也扛了几十年。1984年燕姐结婚后生下儿子东东，夫妻俩都要上班，无人照管，还不到55岁的婆婆提前退休回家带娃。或许，多年来她都撑着干活而已，其实她身体并没有那么好。

在住院前一天，她还在给我们做饭。

这些年，她也住过几回医院，一次是眼睛做青光眼手术，一次是肺炎。她一住院，大家都往医院跑，此时才体会到，她是这个家的中心，她赢得了我们的爱戴，女婿和媳妇，都把她当亲妈一般敬着爱着，因为她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公公更是全天候陪同，早上到病房，下午才离开。婆婆身边最少有三个人陪护。最多时候，十几个人围绕在床前，护士常常提抗议，你们家属来得太多了。这个时候，病床上的婆婆，颇有点撒娇的感觉，接受生活对她丰厚的回报。旁边的病友，会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

好在燕姐已经退休，陪护母亲，办各种手续，全部是她在奔忙。她这个女儿，是最合心而得体的贴身小棉袄，并且继承了母亲的所有优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着非凡的耐心与韧性，能将另一个人伺候得那么无微不至。

或许公公认为，经过一段治疗，老伴就好了，出院了，他们又可以像从前一样，白天形影不离，晚上合盖一条被子。一个眼睛不好，一个耳朵不行，相互帮助，配合默契。他还不知道，从此后身边再不会有那个忠实的身影了，病床上那个人，很快就再也没有力量站起来了，从此后这世上再没有人无限容纳他的自私，任性，怪脾气，把他的一切话当成真理，哪怕是错的，也得先按他的来。婆婆一贯的原则是，顺着他，他那么大年纪了，不能生气，气出个什么毛病怎么办，她却从不想自己也是七八十的人了。

公公一贯以自我为中心，不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在家里一切他说了算，从今天中午吃什么饭、这个周末到哪里逛这样的小事，到家庭住房、子女就业这样大事，要按他的意见来，否则，不，没有过否则，根本没有出现过不按他的意见来的情况。不能不说，婆婆跟着他，是受过一些气的。

那年春天，公公突然想粉刷房子，要换新家具。先让婆婆陪着，到家具市场看好了床和衣柜，然后催着女婿儿子，回家来给他粉刷新房，“我还能活几年？要享受生活呢嘛。”道理是对的，完全应该，可我们也都要上班，再说那老屋里东西太多，折腾一次非常麻烦。老年人都是爱旧物的，可他要把好好的床扔了，重买新的。小儿子劝他：“享受生活有很多方法，比如吃得好，比如出去旅游，比如读书思考，反正，老年生活的丰富多彩不只是刷房子、换家具这一样，只要心胸宽，住哪里都是宽展的。”燕姐劝他等等再说，这会儿大家都上班呢，没有整齐的几天时间忙这个事。他不等女儿说完，挂了电话，斥责他们不孝：“把你们辛苦养大，没花过你们一分钱，就这点小事，都不能帮我做了。”从此以不理人、不吃饭来抗议。家里就他二位老人，冷脸只给婆婆一人看，万般无奈，婆婆采用了她小时候亲眼所见的，生母的办法，给他跪下，求他吃饭，求他别生气，求他理解孩子们难处。最后公公妥协，暂时不刷房了，只买回新床新柜子了事。

我问丈夫：“我就想不明白，你妈为什么总是让他，总是牺牲，难道她自己就不重要吗？她就不是这家里的主人吗？吵一架又能怎样？违抗他又能如何？”丈夫叹口气：“唉，传统文化呗，多年来习惯了。”

每到过年，公公陶醉于家庭团聚，是他亲手绘制和谐美满家庭蓝图的时候，他要大展身手，里里外外指挥一切，房子怎么扫，对联怎么贴，吃哪些菜，每道菜怎么做，他要一步步指挥、监督。采购一大堆东西，让婆婆在厨房里，洗呀，做呀。我常常看到年近八旬的婆婆，备受岁月摧残的手，指头弯曲，还在没完没了地操持，心里不忍，对每年春节的做吃做喝很是反感。前年除夕，婆婆要贴超市里送的对联，公公坚决不让，“不贴不贴，农村人才贴那玩意儿，这对联不好，商家的广告。”婆婆拿着已经粘上透明胶带的对联，尴尬地站着，竟然不知该怎么办了。正在厨房的我挺身而出，“贴就让她贴嘛，过年呢，就让我妈高兴一回。”公公不再阻止，我帮婆婆一起，把对联贴在大门上。这个家里，也就只有我这个小儿媳妇敢这样对他说话。

要吃这吃那，要买这买那，一趟趟往家里买吃的东西，先后几天的准备，做一大桌子菜，逼着大家吃，吃，吃饱了再吃，好像吃成了人生头等大事。公公像孩子一般执拗和可笑，菜摆上桌，必须大家一起坐下来，厨房正忙的媳妇、闺女也得放下手里的活，来到饭桌前各就各位，一起举杯，开场，众星捧月围绕着他，说祝福的话，吃几口菜再接着去厨房忙碌。那一刻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小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我和嫂子背地里送他外号，指挥家。或许因为他童年时家境富裕，养成了一些对我们这样世代贫农的人来说很想不通的生活习性和做派，不管生活多艰难，住房多狭窄，人家半个多世纪来丝毫不降格地坚守着一套规矩。比如我认为，自己家里人吃饭，做好盛出来，吃到嘴里就行了，可人家不，要色香味俱全，要程序章法，要经多少道工序，要用啥器皿盛上。问题的矛盾在于，对于指挥者来说，就是动动嘴皮的事，桌上要是上了汤，就得每人拿个勺子；给汤里下几个鹌鹑蛋，就得煮了一个个剥开；客人吃完饭，热毛巾要及时递上来让擦手……苦了我们具体干活的人。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他那些讲究、礼仪，更是大了去了。这是以我们几个在厨房里几小时站着干活站得脚底板疼，头晕眼花换来的，我和嫂子心里就不乐意。过年过节大家欢聚，亲戚也都一年没见了，我们却一头扎进厨房，忙几个小时，吃完饭收拾完坐下，客人也该走了，这年过得，有什么意思，除了吃，就是吃，现在是缺吃的年代吗？

那年腊月里，他老人家突然买回个砂锅，要过年时用它来熬一款汤，用砂锅盛上桌。来客那天，不巧嫂子有事不在家，婆婆帮我做好准备工作，我让她换上新衣服到客厅去陪她娘家侄子说话，基本上我一个人忙活，厨房里摆得场面宏大，我恨不得生出六只手应付七碟子八碗，根本没有心情用那砂锅凑趣，就在炒菜锅里把汤做好，用一只大碗端上了桌。公公脸色一沉，没说什么。晚上客人走后，公公总结今天的家宴，耿耿于怀没有用砂锅上汤，不便于点名批评我，只在餐厅那里拿婆婆出气，怪婆婆没有把好关，没有盯着让我用砂锅，只图省事，缺少规矩，弄个大碗端上来，像什么样子！我听到婆婆在那里小声劝他拦他不要再说，而他不依不饶，继续抱怨。我不忍叫婆婆受气，挑门帘走出去，叫声爸，赔了笑脸说：“是我不好是我不对，一忙就乱了，没顾上用那个砂锅熬汤，对不起，我错了，跟我妈没关，明年，一定，保证，用砂锅做汤，大过年的，您别为这小事生气了。”直说得他小小的眼睛里有了笑意，呵呵笑两声，摆摆手，事情这才罢休。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家里就剩他俩时，婆婆常给公公讲道理，现在生活好了，平时都吃得很好，年轻人不愿意过年这样受累做饭，咱也就紧跟着形势吧。

这样好言细语讲的时候，公公似乎也能接受，可一到过年过节，好像又不由他了，还是非得按他那一套来。盘盘碗碗，一个都不能少，荤荤素素，一个也不能乱。好像不只是为了吃饭，而是坚持他的某种信仰和理念，我们为了叫婆婆事后少受点数落，也都尽量按他的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体会出“孝顺”二字的含义，“顺”是前提，你给一个八十多岁的倔老头讲道理，有什么用？他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坚守了八十多年的道理，还能改过来吗？我用四个字总结出了对付公公的办法：阳奉阴违，以哄高兴为原则，不对他老人家说个“不”字，至于落实嘛，见机行事，偷工减料。

现在公婆和大家在我们这里过年，那就我说了算，初一到饭店吃饭。告诉公公：“今年的团圆饭，您不用操心啦。”

大家争着晚上陪护，最后婆婆给丈夫说：“都不要争，排好班，夜里最多留两个人。”

除夕这天，全家人为了迎接她回家，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哥嫂中午就过来了。

燕姐在医院办好出院手续，吊针两点多打完，丈夫开车将她们从医院接出，直接到中医院那里，让约好的老中医号脉开药。

我到花店买了一大把花，回到家中分成两束，客厅里一束，婆婆住的大房间一束。哥嫂和好面，盘好饺子馅，只等下午包了。我把药锅找出来，洗干净，放在灶台上。

下午五点多，听到门响。我赶忙到门口，见婆婆被燕姐和丈夫搀着进来，我蹲下来为她换鞋子。再没有平时回到家的爽朗笑声，清脆的说话声，轻快的脚步。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沉默温顺地任由我将鞋脱下来，把拖鞋套到脚上，燕姐扶着，走到沙发那里，躺下来。从此的十天，那就是她白天栖息的地方。

除夕之夜，婆婆已经不能吃饺子了，但她还撑着坐在桌子前，跟大家一起完成了团圆饭的局面，公公又是像往年一样，要大家坐好，举杯，祝福，他不知道，这将是最后一个团圆的除夕。之后我给婆婆洗澡。

已经非常虚弱，腰身无法直起，坐在小凳子上，身体歪斜着靠在我腿上。我一手拿喷头，一手给她全身搓洗。乳房已经成为两个小小的空布袋，贴在一根根骨头的前胸，肚皮向下的地方，就像有一层衣服褪下，松松堆在那里。一位母亲，已经变作荒凉干涸的土地。

然后她来到客厅，靠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联欢晚会，就躺了下来，闭上眼睛。不知这时她还能否记起，往年的春晚，她一边看，一边自己在旁边扭一扭，跳一跳，叹口气，“唉，下一辈子，我一定也要上去跳一跳。”她丝毫不掩饰对电视里那些正在风光地跳舞唱歌的人的羡慕。没有文化的婆婆，电视就是她接触世界的窗口。新闻联播里，一有国家领导人带着夫人出访，她不管正在厨房里忙什么，都会轻快地跑过来，沾着面或者水的两手乍着，睁大眼，龇着牙，看领导人的夫人，品评赞叹一番，眼里闪着明亮的光彩。

几个人站在沙发后面，趴在靠背上，看着她，跟她说话。只要她躺在沙发上，这里便趴着几个人，恰似一条绳上穿着的几个蚂蚱。给她揉肩，用手指给她梳头。

每年初六，大学同学和老师聚会，今年轮到我家。腊月里她就跟公公说：“初六郭老师和同学们来，咱们到其他地方去。”

大哥从老家来了。晚上跟公婆一起睡在那张大床上。我们三人又挤在这边床上。

我也曾想过，取消初六的聚会，临时改在别人家。却又想，我们的师生聚会，坚持了十八年，从最早四个新媳妇，四个孕妇，到抱着孩子，领着孩子，到现在求着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去郭奶奶家。之前是四个一家三口，后来相继有同学加入进来，队伍不断扩大，将近二十人。去年就已说好，今年来我家。

婆婆初四那天坐车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更加虚弱，初六又下大雪，叫她们出外，已经不现实，取消聚会，我又开不了口。

初六早上，照顾她喝了拌汤，喝了药，我问：“妈，今天他们来，你嫌吵不嫌，愿不愿见一下，如果不愿，我就把你房门关着，不让他们进来。”

她说：“到时我出去一下，给郭老师打个招呼。”

下午三点，客人陆续到来，每进来一拨人，大呼小叫，相互问好拜年，我心惊肉跳，巴望着大卧室的门能完全隔音。突然想起诗圣的“感时花溅哭，恨别鸟惊心”，一定是有切身体验，切肤之痛，现如今这过年的欢喜场面，却像小刀在割我的心。同学们叽叽喳喳看我家房子。一个跑销售的同学，是个能人，大肆点评我家装修，指出客厅与房间交汇处那里摆设不好，不该做镂空隔断，不该放方形花架。一个做生意的同学也说：“是的，这种摆法不好，此处应该放圆形鱼缸或半圆器皿，方形的太冲撞，会对家人不利。”我心里咯噔一下，阴沉下来，好像祸端由此而起。大家坐定后，我不得不小声提醒他们，家中老人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在房间休息，请大家小点声音说话。可是，近二十个人的大客厅，还有几个孩子，怎能压得住过年的欢乐，也不好一次次让大家扫兴。我

趁大家不备，开开房门进去问婆婆，郭老师已经来了，要不要出去打招呼。婆婆艰难地坐起身，我拿梳子给她梳了梳头，拿毛巾擦了擦脸，扶着她，从卧室出来，她虚弱的身体出现在喧闹的人群中，不巧郭老师刚接电话，拿着手机到阳台上去说话。婆婆退回两步，坐在书房门口的椅子上，低垂着头，像一片树叶，随着呼吸身体轻轻飘浮。她是否记起往日春节里，那个打扮一新的白发老太太，满头刚烫的新卷，爽朗而开心，我说：“要照相，妈你戴上丝巾吧”她回屋里戴上十几块钱的假珍珠项链，围好丝巾，微微拐着短短的腿，融合着模特步和秧歌步走出来，“漂亮不漂亮，来，照吧。”配合地摆各种动作。郭老师在接受另外学生的拜年，爽郞的笑声从阳台上飘来，其实我已经不想让两人见面了，很想将婆婆扶回房间去，让她安心休息。郭老师终于接完电话，回到客厅，我扶婆婆起身，挪出一步，郭老师快速走过来，“老姊妹，你好啊。看看你的儿子、媳妇多好，你多有福啊。”“是你教育得好。”婆婆强撑着说。郭老师倾过身子，发出她那特有的笑声，“哈哈哈哈……”张开那健康的身子拥抱她，婆婆合乎礼节地配合，我看到她的脸在郭老师肩上，努力想笑，却现出无限酸楚，深深的悲凉，我差点掉下眼泪，把她从郭老师怀里揽过来，搀回房子，觉得万分对不住她，用这么多健康欢乐的人来刺激她。我扶她在床上躺好，把烧水壶拿进来，给他们三人的杯子里倒了水。又关上门出来，忍着心焦应付场面。

四点多，丈夫把习老师接来了。习老师是我在年前偶然联系到的，我说了我们每年初六的聚会，也请她来参加，丈夫会在初六下午三点半左右，开车到她家楼下接她，让十多年不见的习老师突然出现，给大家一个惊喜。刚才丈夫与大家打个照面后，就走了，人多乱哄哄的，也没人注意到他不见了。

门打开，丈夫说：“贵客驾到。”一个身影，几乎是轻轻在门口跳了一下，进来了。毕业后几乎再没有见过的习老师，一点也不像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仿佛她这些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使她优雅、灵巧，丝毫没有老年人的迟钝。可此刻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不良刺激。我决定，关严大卧室的门，不使她们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不安地看表，四点半了。再撑一会儿，就让大家起身到饭店去，在那里畅快聊天。

不想习老师却说：“哎呀你家房子真大，装修得这么好，我能参观一下吗？”我陪着她一个个房间看过去，在大卧室门外，我说：“为民的妈妈这几天不舒服，在休息。”我打开门，和习老师走进去，她先给坐在窗前的公公和大哥打了招呼，“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她走向床边。婆婆躺在床上，显得愈加瘦小，艰难地从那张铺着粉红花朵的华丽大床上坐起身子。习老师跟她握了手，再次致歉打扰。我说：“妈，习老师八十二了。”“哎哟，看你的面目，一点都不像。”婆婆弯曲着右手的食指，努力笑着，像小孩学说话般缓慢指着习老师的脸。但那笑容，仍然叫我想落泪，我赶忙带着习老师出去，为他们关上门。

我催促丈夫：“招呼大家起身去饭店吧。”

让大家先走，我和女儿最后出门。

我来到婆婆床边，蹲在床前，心怀歉意，我抚摸她的肩膀，胳膊，手。她虚弱地躺在床上，像是没有了一点重量，干枯的手，搁在粉红花朵上，我突然想起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乌干达难民》。

饭桌上，习老师得体地陈述了与我们重逢的喜悦心情，说看到我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她很高兴，而她和郭老师，“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她乐观地说。啊，家里床上躺着的那个人，她才是倒计时呢，以天算，以小时算。

我心烦意乱，吃得很少，操心着招呼大家，最后买单。本来跟习老师说好，饭后，我和丈夫一起开车送她回家，现在有个同学说她顺路可送，我马上顺水推舟。当车上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的时候，我开始流泪，几乎是归心似箭，想立即回家，奔到床前。

一屋子人。在门口远远看到沙发靠背上趴了三四个，知道婆婆在那躺着。我问厨房门口的燕姐：“她吃了吗？”“喝了一点稀米汤。”“药喝了吗？”“等会儿喝。”我俩泪眼相望，再没有别的话。

过了会儿，扶她到房间休息。

大家也都不愿离去，客厅、房间，到处都是人，不断地来到婆婆床边跟她说话，或者看看她躺在那里的样子。她的小儿子一直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另一只手摊开在粉红色床单上，和一只丰硕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我恐怕，回不到龙首村了。”她给小儿子说。

我说：“我不想让你回，第一，那儿没暖气，不行；第二，你来时好好的，突然这样子回去，别人怎么看？病治好了再回，啊。”

她点点头。我知道她心里，也是不愿意回去的。生性要强的她，出现在人前，总是干净利落，她一定不愿意让院子里老伙伴们知道她现在的状况。

喝下去少量的粥，总要吐出来。整个人已经上下不通了。那晚我照顾她吐完，漱口，她无力地坐在马桶上，“也给我查不出到底是啥病，就叫我这样稀里糊涂走了吗？”

其实，我有几次想明确地告诉她。假如她到了那个世界上，那里的机构要询问每人病况，因何而来，让她怎么说呢？可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应该由她的儿子或者女儿告诉。

公公每天催促，要尽快把她再送医院，每次我们都说：“好，就送。”但总也不见行动，公公着急，说话就有些生气：“这都上班几天了，病这么重，吃不下饭，为啥不送医院呢，你们安的啥心？”

燕姐跟我们商量，得告诉他了。公公耳背，平日跟他说话，要扯大声喊叫。用这种方式显然不适合说病情，我让丈夫大概写到纸上，再辅以检查结果，拿给他看。

一会儿，公公悲怆地去到房间，伏在床边跟婆婆说话：“我对不起你，没有把你照顾好。”一周前的一天早上，他还俯在床前说：“你病好后，我再也不打牌了，天天在家陪着你，跟你一起学画画。”

不论我们说什么，婆婆只是点头，答应，出奇地温顺。

每天要吐几回，滴水不能进了，看来已经到了打营养针维持的地步。初十上午，又将她送进医院。

晚上，公公坐在沙发上，说着他和婆婆的故事，“她开始不愿意，嫌我长得不好，我说，我模样虽然不好，可心是好的。”对于六十多年前的事，好多细节，他记得非常清楚，说着说着，不再用“你妈”，而是换成了“瑞云”，他小小的眼睛里，含着泪花。他那一晚上给我说的话，超过之前十几年的。

医生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试一试，就是给胃里埋进个管子通一通，或许食物能够下去。其实，医生明知这样也没用的，况且婆婆心脏不好，极有可能管子还没下去，人就不行了。可是只打营养针，医院不挣钱，提出过让我们出院，到家里附近找个小医院打针。

也不知医生出于什么目的，查房时当着婆婆的面说了手术的事，也说了意外风险。婆婆一听，明确表示她要做手术。给燕姐说：“再为我花一万六吧，医保给报的，好了就好了，不好，让我一次了结算了。”

我们也只好同意手术，开车将她接回家。都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给她洗澡。当燕姐帮她脱掉衣服时，身体瘦得吓人，枯黄的一层皮搭在清晰可见的骨架上，头已经无力抬起。让她坐在椅子上，脚上套了塑料袋（脚面上埋了针头），封口那里用皮筋绷好，架起搭在马桶盖上。一人拿喷头，一人用手轻轻搓洗。喷头走在哪里，手跟在哪里，手去了哪里，喷头朝向哪里，我和燕姐配合得如此默契，轻轻的，缓缓的，不给她左脚溅上水。婆婆只是靠着椅背，大口呼吸，胸前可怕地起伏着。只一会儿，她说闷得慌。这是一个爱洁净的女人今生最后一次洗澡了，我超越冒犯，斗胆将手伸向她全身所有褶皱的底部，在温水的冲刷下，摸挲那里，为她冲洗干净。多年前那个结实的身板，白晳光亮的后背，短短的，有力的脖颈，哪里去了？一个健壮有力的人，已被无情的时光带走。我让燕姐把喷头对着前面，我从婆婆肩膀上面弯下腰去，用手指轻轻分开她那母性领地，这是我对一个母亲最后的致敬，把一位养育出一个大家庭的母亲的身体，最后一次清洗干净。

十多分钟的洗浴让她体力大减，已经没有力量走路，几个人将她连拖带抱送到卧室床上。

燕姐躺在她身边，大哥睡在客厅沙发上。这是婆婆在家里的最后一夜。

六点多，听到大房间有动静，灯也亮着，我赶忙穿衣起床，走过去。燕姐说：“一夜没睡好，一直出汗。”我摸她的胳膊，已经被汗水裹得发黏。我们决定打120。我却还想让她衣服脱了，用湿毛巾给她再擦一遍身上，公公说：“不行了，她已经支撑不住。120来，将她送回医院。”

身体情况已经不允许做手术了。

只有打针。只有等待。

十几天没有进食，越来越没有力气，坐起来都困难，躺着又难受，燕姐把她抱在怀里，每天下午坐起来一会儿。

老衣包好放在病房的衣柜里，随时准备拿出来穿。那是她六十岁后就开始给自己和公公两个人做的，单的棉的，一件件做得非常讲究，细致。

中午，公公没有休息的地方，就坐在走廊尽头的椅子上睡一会儿。燕姐去医生办公室问个事，我一个人坐在婆婆身边。

“癌。”她说，抬起手，拍了下自己的胸口。

“你知道了？我姐给你说了？”我问。

“知道。”

在心里想好的话，是说的时候了。我曾经听到一个词，叫临终关怀，不知具体关怀什么，以我的理解，就是陪伴，说话，平复心中的恐惧。我拉起她的手，轻轻抚摸青紫色肿起的手背，那是前几天扎针，没扎对地方，跑针了，致使手背像个大面包，用土豆片贴了两天，肿消了点，紫还没有退。

“妈，你这一生，其实，挺好的，苦也吃过，福也享过；生养几个孩子，把他们教育得很好；跟我爸，也一直挺好，算是恩爱一辈子；这几年，你信佛念经，保佑咱们家人。”

“嗯，知足。”

“你看，琳琳的工作、婚姻都挺好，我们的事业，也好。”

“嗯，都好。”

“咱们家，和睦，团结，院子里人都羡慕。这都是你修来的。”

“都好，女婿好，媳妇好。知足。”

大家对绝症，束手无策，所能做的，就是来到她床前。拿起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贴在自己脸上。她任由我们每个人，走上前来，握住她的手，抚摸她的脸。

这些天里，燕姐天天守着，想必两人已经说过很多，把所有事都交代好，连她自己买好的孝布，买好的老盆放在哪里，都细细告诉了女儿。燕姐小时候，她工作忙，下班回来，又累又烦，因小小错误，打过一次，骂过几回，这些年来她已经说了多遍，想必这几天，更是没少表示歉意。她去世后，燕姐又动情地怀念起小时候挨打挨骂的细节。

白天黑夜，穿着毛背心、毛衣，怕来回打针掀被子着凉，脱穿不便。那天回家洗澡后，她不愿穿紧领口的棉毛衫，我找出我的低领棉毛衫给她穿上，现在脖子那里毛衣领子挨着，一定很扎，不舒服。我说好晚上丈夫到医院时，把我的一件棉质绒衣，拿来给她换上。

我正洗碗，丈夫急急走了。他每天像小鸟急着飞向老鸟身边一样，下了班吃过饭就奔去医院，守在妈妈身边。等我洗了碗想起绒衣的事，他已经出门十多分钟了，就没有叫他回来再取。明天早上我送去医院也行。

深夜丈夫被婆婆赶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给公公说：“医院中午也没有休息地方，上午就在家吧。”公公答应。我和丈夫开车，带着绒衣去医院。

快到医院时，接到姐夫电话，让快来，情况不好。

跑进病房，看到医生已经开始又一轮抢救措施。胳膊上、脚上扎了三个针头，右胳膊毛衣袖子撸起老高，粗大的针头已经扎进去，裹了好长一段透明胶带。晚来几分钟，没有能够为她换上我的绒衣。手指头、脚指头发紫，医生说是缺氧的表现。

天民哥在走廊里，给琳琳打了电话，一会儿得到消息，已经买好中午广州飞回的机票。

右胳膊那里，透明胶带和毛衣袖子之间，一段胳膊肿得老粗老粗，明晃晃发亮。叫来护士，说是药水进不去。针打不成，拔了下来。在脚上、左胳膊上另找地方扎针，都失败了。

快中午时来个医生。建议我们用一种大腿根那里埋针头的方法，血管大动脉注射。能让药水尽快进入体内。医保不报，两千多块钱。丈夫回去接公公来医院，接我女儿，用中午放学时间到医院与奶奶最后见一面。关于大动脉注射，燕姐和大哥拿不定主意。我和医生在走廊里有了一段对话。

“现在不考虑钱的问题，我只问，扎这个针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为了让药水能进到体内？”

“进到体内有什么用呢？”

“就是，为了进到体内，现在她其他地方都打不进去针了。”

“打进去针，还有什么用吗？”

“打进去针，是我们抢救的一个步骤。”

“打这个针，病人会不会难受？”

“会有……会有那么一点难受。”

我走到一边，给燕姐和大哥说：“我的意见是，这个针不打，医生说，会有一点难受，那就一定是很难受。再说，现在打什么针都没用了，咱们应该让她少受一点罪，不要听医生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收入。”做为儿媳妇，我只能做到这样表态，如果病床上躺那个人，是我的亲妈，我会拔掉她身上所有针管，把她接回家中，给她再洗最后一次澡，让她躺在自家床上，我和她一起躺下来，安静地死在我的怀里。

丈夫把公公和女儿接来了。三个人奔到床前站着。我似乎余光看到刚才那个医生，双手托着她那一套主动脉注射的一次性器械，像个推销者一样，在门口晃来晃去。我走出门外，看到她和丈夫站在一起，手里托着单子，让丈夫在上面签字。我走上前去，他已经签下他的名字。

“你怎么就签了这个字，我们刚才考虑来去，都不愿做的。”

“要做要做，为什么不做？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不能再错了。”他很激动的样子，甩着胳膊，阻止我说话。他几乎丧失了理智，把笔往单子上一扔，回房间叫出女儿，送她到学校去。

推销成功的医生和护士一起，到病房里，给婆婆的大腿根做切口，埋进她们那两千块钱的一次性针管。

粗大的针头一扎上，无异于给虚弱的病人上了刑罚，百爪挠心，她开始不停地翻动身子，好像另一个人附体在她的身上，焦躁不安。受难的母亲，在生命边缘苦苦挣扎，痛苦万分，刚转到左侧，又要往右侧转，右侧不到一分钟，还是难受，手张着，向左侧扑去。

一群人围在床边，没有任何办法。燕姐蹲下来，脸和她的脸一般高低，哄孩子一样，轻抚她后背。天民哥走过来，对她说：“琳琳已经下飞机，坐上大巴车了。”医生专门叮嘱，大腿不能弯曲，因为那里埋着粗大针管。右腿那里，专门站个人按着，她稍微想蜷一样，按住不许动。这样感觉，真是油锅里一般，生不如死。说话渐渐不清晰了，一次次手抓床边的栏杆，想坐起身，挣起来一次，我们把她按下，又起来一次，再按下。我给燕姐说：“叫医生吧，拔了那个针吧，她想怎样动，就让她动吧，她想坐起，就让她坐起吧。”我这样说，是根本不知那根可恨的针管意味着什么。燕姐面有难色。医生进来说：“你们不要围那么严，抢她的空气，她已经缺氧厉害。”

可我们怎么能离开呢？所有人都恨不得贴近她，再贴近她，恨不得把她抱在怀里，搂在胸前。她突然使劲，拽住我们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要坐起来，眼里闪着祈求的、散乱的、绝望的光，看着我的眼睛。无数双手又将她按着躺下来。事后想来，我们特别后悔，她此生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坐起来一下，都没有实现。她躺在那里，嘴里呜噜呜噜说话，已经听不清了，可她不停地说，执着地说。我们便一句句猜测，猜对了重复给她听，她说声嗯，猜不对，她继续说，一遍，又一遍。

琳琳扑进病房，人还没走到床前，眼泪先落下来，床边又挤进一个人，我们更加密不透风地围着她。

她发出四个音节，重复几次，我们都猜不准，她一遍一遍地说，脸上越发焦急痛苦。东东突然悟出：“让小为来？”

“嗯嗯。”

我丈夫赶忙从床头移到她身边来。

呜噜呜噜呜噜呜噜……更长的音节，更复杂的意思，一遍又一遍。大家面面相觑，无人能猜懂。

她艰难地举起扎了针头的左手，指着自己嗓子眼，“咳咳咳。”

我突然明白了，“噢，你是说，天冷了要他多穿衣服，不要再每年冬天咳嗽？”

“嗯嗯。”

床房里哭声一片。

说完最后的叮嘱，病床上的母亲不再说话，没有力气挣扎，也不再奢望坐起，只静静躺着，眼边溢出黄色液体，我用卫生纸贴她的眼睛，是鲜亮的黄色。

嗓子眼里呼噜呼噜的声音，像是痰声，又不太像，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清晰，陌生而浩大的声音，像是泉眼即将冒出。我说：“要吐痰了，来拿纸接着。”扯了几张餐巾纸递过去，燕姐拿过纸，放她嘴下边。

“呀 ，血！”她惊呼。

黑色的血水，从嘴里一股一股地涌出，一团一团的纸递过去，毛巾递过去，内衣递过去，手里抓到什么，就递过去。很快都被血浸透。有人跑去叫医生。大势已去的气氛迅速占领病房。

进来一群医生，让家属全部出去，他们要实施抢救。

十几个人，散布在走廊里，每人固守一个位置，面墙而泣。

无论怎么做，亲人们总是自责和懊悔。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承担亲人有病而不去看，不给治疗，不做抢救的后果，虽然明知治疗、抢救带来的是更加痛苦，千疮百孔，人财两空。但比之不给治疗的懊悔，宁愿承担治坏了的结果，让那些冰冷的器械，那些可怕的药物，那些想尽一切办法挣钱的项目，合力折磨她。

一个人临终之时，应该是亲人围绕身边，抚慰，道别，可现在，家属不得近前，医生用各种器械对那微弱之极的肉体进行更为惨烈的撕扯和折磨。她惧怕吗？她绝望吗？她在向那个深渊般的黑洞里下坠时，张开双手，举起来，身边有人伸出手，握住她吗？

我走到门口，看到医生围着床站成半圆，知道他们结束了战斗。

生命，从一个躯体上撤离了。就像所有战场的撤离，场面一片狼藉，悲怆。她躺在那里，头歪向一边，双手撒开。再也没有了痛苦，彻底获得了解脱。她用一种轻松和温顺的姿势，交付了自己。光着下身，细瘦的双腿，微微蜷曲，大腿根那里，不知谁的手，按压着几个棉签棒。上衣被高高掀起至胸前，上面还吸附着连接心脏监护仪的小塑片。这个肉体，从出生到离去，从年幼到盛年，走向衰老，从健康走到病痛，走向人生终点，曾经承载各种忧欢……这身体承载八十春秋的记忆，而现在，所有一切，从这个躯体上离去了。去了哪里呢？只留下床上这个不足八十斤的肉体。床边地上，扔着一团团带黑血的卫生纸、布片、毛巾，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包装袋，被纷乱的脚踩踏。所有战争的场面，无非都是这样吧，以伤亡告终。

嫂子准备温水，给她擦洗身子。两个护士还在床边，弯腰看面前仪器上的数字。我请他们赶快离开，不要再在一个死去的人身上采集数据。她俩相互看了一眼，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让病人家属憎恨的表情。我再次催促，他们拔下贴在逝者胸前的一个管子，抱着仪器，走了。交代我们：“一定要把大腿上的伤口再压一会儿，因为还在出血。”他们在一个病人临死之前又顺利地挣到了两千块钱，逝者的尊严和家属的痛心，不是他们要管的事。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都在对付那个不断往外冒血的小洞。我换过燕姐，用手按在那里，脑子一片凌乱，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男人都出去了，剩下四个女人，燕姐用剪刀剪开她的毛衣、毛背心、秋衣，嘴里说：“妈，对不起了，得把你衣服剪了。”四人一直在跟她说话，安慰她，告诉她：“给你擦干净，给你穿衣服，你不再受罪了，不再疼痛了，你解脱了。”

我试着把手松开，血呜的一下，又冒出来。叫来护士，问怎么办。护士拿来手术绷带和纱布。盖上厚厚一层纱布，用绷带交叉贴上。穿衣服的时候，扶她坐起来，那里血又冒出，迅速渗透了纱布和绷带。我对医生的愤恨再次增加。他们清楚地知道病人的状况，知道埋这种针管对这样一个器官衰竭的人意味着什么，可为了两千块钱的利益，让一个人临死还要遭受磨难，丢失尊严。中午，针埋上之后，医生告诉我们：“人可能活不过今天。”

医生让去买两袋盐压在那里。我出了医院门，在刚黑下来的夜里，沿小街上小卖部一个个问，一家家找，买了两袋盐回来，压在她大腿根，还是不管用，血不停渗出来，似乎全身的血都从这里向外冒，刚穿上的老衣裤子被血染透。

表哥和姐夫悄悄对我说：“不要再提这事，不要为这事再埋怨小为，他心里可能更难受。”

大腿根那里垫了卫生纸、卫生巾，甚至一次性纸尿裤，直到把她送进太平间，寄希望冰冻能让血不再冒出。

再见到婆婆，是在殡仪馆。婆婆只是个纺织工人，在最小、最简单的告别厅。一上午十几个逝者，叫号排队，每人只有二十分钟告别时间。她躺在那里，完全陌生，似乎是另一个人。简短的告别仪式，由我们从没见过，对方也甚至没有见过婆婆的单位里一个干部主持，念着从她档案里抄下的履历，总结着她的生平。最后送别时候，规定只能进到后厅四个亲属，整理衣妆，可我们涌进去了七八个。把大腿根那里带血的那些东西拿掉。我给她戴好纱巾，最后用双手捧住她冰凉的脸，默默告别。

工作人员说：“好了，现在，所有人转身，向前走，不要回头。”两个工作人员推她进最后一道关口。我们走完长长的走廊，拐一个弯，从旁边走出，来到院子里。身边大烟囱好几个，都在轰轰烈烈冒烟。每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不可替代之人，在这里只是一个编号，一个程序。

是的，我的婆婆，她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她只是按部就班，走完她平凡而充实的一生。

燕姐说：“有一次，电视上在讨论什么是幸福。”婆婆说：“我觉得，我就挺幸福的，孩子都好，找的女婿也好，娶的媳妇也好，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周瑄璞，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夏日残梦》《我的黑夜比白天多》《疑似爱情》《多湾》《日近长安远》，中短篇小说集《曼琴的四月》《骊歌》《故障》《房东》。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小说被转载和收入各类年度选本，进入年度小说排行榜。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多湾》入围花地文学榜，获得第五届柳青文学奖。《日近长安远》入围第二届南丁文学奖，获得第四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19）特别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