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上结书缘

说到我为何与书有缘，我立刻会想到少时生活的莫干山。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的少年时代开启，到了思想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但“文革”时，莫干山许多藏书被集中在荫山街焚烧，这以后，市面上就难见书的影踪。

当时，我有两个要好的伙伴，一位是我父亲同事的孩子，一位是莫干山管理局一位女干部的孩子。他们都比我大两岁，我喜欢与他们做伴，就是因为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那位女干部负责管理莫干山管理局图书馆，因此她孩子知道该图书馆中有许多封存的中外名著。他找机会悄悄带我们进入了图书馆。馆内的书已长时间不出借，上面积满灰尘。看到这一排排的图书，我们头晕目眩，激动万分，那喜不自胜的程度大约与掉入米缸的老鼠类似。那段时期，读书、交换书、讨论书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时而特别深沉、严肃，给人莫测高深的感觉，似乎在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时而特别亢奋、饶舌、慷慨激昂，一起交流读书体会，以至于被其他小伙伴视为“书毒头”。

我到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真的就如高尔基所说：“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当时图书馆里的书大多数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中诞生的》、马特洛索夫的《普通一兵》等。罗曼·罗兰与杰克·伦敦的小说偏向个人英雄主义，奥斯特洛夫斯基、马特洛索夫的小说偏向集体英雄主义，但都激励人奋发有为，是我、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励志类读物。除了这些作品，还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故事特别精彩，读来令人赏心悦目、回肠荡气，那种美好的体验至今难忘。

有一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以我当时的年龄与阅历还难以消化，读起来让我头昏脑胀，但丝毫抑制不了我啃书的热情。这其中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意大利作家但丁的《神曲》、德国作家歌德的《浮士德》等。这些作品本来就比较艰深，再加上有些翻译比较生涩，不够流畅，当时阅读时真有些不甚了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大段的心理描写，读起来真有些痛苦，但多年以后再进行反刍，就慢慢体味出意蕴来了。因为有这些书作为底子，后来我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后，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外国文学时就很有底气。尤其是我记忆翻译成中文后有一长串字的俄罗斯作家名字的能力，更是让同学们惊诧。

大学期间我仍然喜欢读各种世界名著。读研究生阶段与工作以后，我基本上以读学术著作、专业书籍及非虚构类文学为主，文学名著就看得少了。但我在莫干山生活期间所看的书籍，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滋润了我的心田，哺育了我的成长。看到现在的读书郎整日为功课所累，鲜有闲暇时间看课外读物，我就会为自己在莫干山曾有这么一段心无旁骛、以读书为乐的日子深感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