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龙腾起的地方

风裹挟雨丝，从浩渺的南洞庭跳跃而来，拂过洲渚、芦苇、藕塘、田垄、街道和屋宇，跃上九都山蓊郁的山头，南县城关所在的南洲镇便迷离在如梦似幻的江南烟雨里。

我徘徊在九都山曲弯的小径上，听任头顶樟树披满我一肩乱花，又将馥郁的花香植入口鼻与心魂。伴随花香而来的，还有弥漫山间，令天地为之肃然的英雄气。

这座山明代叫“宋田山”，它并不高大，却因了一个人的横空出世，而有了泰山般的巍峨。这个人便是南洲之子，被乡邻们称为火龙的段德昌。朦胧烟雨中，倚山而建的段德昌陵园似乎溢满了九都山与南洲的骄傲。

我循着洞庭涛声远道而来，行走在九都山苍翠欲滴的丛林间。我试图在这个曾经“荆棘莽丛，虫兽遍野，好似湖中荒岛”的地方寻觅些许段德昌渺远的足印。我知道，哪怕一丝他遗存的气息，也足以令一个孱弱者血脉偾张，壮怀激烈。

这是一条浑身凝聚洞庭湖灵气的火龙。

1904年8月，段德昌枕着涛声呱呱落地。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神州陆沉之时。无数志士怀着“拯民于水火”的抱负寻觅真理，前仆后继，蹈死不顾。18岁那年，段德昌前往省城长沙求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此开始了有别过往的岁月。

他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大潮澎湃的中心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高才生，与后来同样是红军骁将的曾中生、刘志丹是同期同学，却比他们多了一项荣誉：给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斥责其“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介石恼怒之下，将段德昌开除了。段德昌昂然出门，转而进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就读，与早已结识的毛泽东又有了一段新的情谊。

他又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英雄的武昌和南昌，成为北伐军的师政治部秘书长与南昌起义部队的团党代表，一路攻城拔寨，扫除幽暗的号角响彻大江南北。

他是一条龙，得水而海阔天空，万里风云尽在脚下。当他裹满洞庭湖的灵气，只身来到同样波光浩渺的洪湖时，将湖水搅了个天翻地覆，化作一层层刺破阴霾的巨浪。

1928年初，段德昌白手起家，创建了洪湖第一支红军赤卫队，旋即发展为颇有声势的鄂西游击大队。他指挥队伍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屡创强敌。像漫天风雪里滚开了雪球，他的部队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从游击大队发展为游击总队、红军独立第一师、红六军第一纵队。他也相继担任总队长、师长、纵队司令，直至红六军军长，被湘鄂西军民声口相传，称为“常胜将军”。他如一杆飘荡在洪湖上空的红旗，温暖着湘鄂西老百姓暗夜里的心灵。

段德昌敏于行，也敏于思，暗淡油灯下，总结出了“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等作战经验，与井冈山上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异曲同工之妙。睿智的理论与机敏的实战，令蒋介石寝食不安，悬赏五万元捉拿这位昔日的学生，死活不论。

漫步九都山上，我肃穆的目光穿过薄纱般的烟雨，似乎依稀见到了段德昌横枪跃马的英姿。我想，世人多贪安逸，避风险。如果不是将国家与民族兴亡视为己任，置个人得失与生死于度外，段德昌完全可以做一个隐居九都山下的渔翁，与洞庭涛声朝夕相伴，“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或者“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然而，这就不是作为火龙的段德昌了，九都山也将失去颜色而黯然无光。

银色雨丝还在九都山上空飘飘洒洒，似乎刻意将南洲装点出唐诗宋词的意境，我却忽然想到了“云从龙，风从虎”的古语。段德昌像洞庭湖上凌空而啸的一只雄鹰，冥冥中有一段英雄际会的传奇，早早与后来几个重量级人物相识、相知，成为生死相托的战友。风雨中静默的九都山，曾见证了这一幕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场景。

1921年春，段德昌与前来九都山考察教育的一介书生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在南县的闾巷乡野待了8天，他作为学生领袖也陪了8天，两人形影不离，相知甚深。

1926年8月，骄阳炙烤着武汉，北伐军中的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结识了麾下所属营长彭德怀。征战途中，两人在当阳县玉泉山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前铺稻草而卧，畅谈了两个小时。门外明月清风，门内幽暗闷热，他枕着稻草，侃侃而谈，引导彭德怀思考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彭德怀的双眼在暗夜中发着晶亮的光芒，心里茅塞顿开，满是由衷的感激与钦佩。两年后，机缘凑巧，彭德怀又来到了段德昌洞庭湖边的桑梓，驻军九都山，与在老家养伤的段德昌惊喜重逢。两人对坐赤松亭，清茶一盏，秉烛长谈，在洞庭湖的涛声里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段德昌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由知交而成信仰一致的同志。

1927年，潮起潮落，风云突变。担任国民革命军20军团党代表的段德昌，又结识了另外一条人中之龙——军长贺龙，两人一同在南昌高举义旗，打响了从白色恐怖中崛起的第一枪。三年后，两人又并肩驰骋，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洪湖苏区，旋即南下洞庭湖，聚首九都山，将红旗插遍了南县的土地。枪林弹雨中，段德昌成为贺龙倚重的第一大将，每计必用，两人也成为可以托孤的至交。段德昌牺牲后，贺龙派人千里迢迢赶到南县，将他流落街头的儿子接到延安，悉心照顾，视如己出。

遗憾的是，1933年5月1日，洞庭湖的水波在呜咽里激荡，一省之隔的湖北巴东一个小山村的松树坡前，段德昌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负责人错误杀害。临刑前，段德昌镇定自若，依旧有着洞庭湖滔天巨浪的壮气，慨然说：“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铿锵言语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令默然在场却束手无策的贺龙和其他将士们泪如雨下。

八九岁那年，我在老家冷水江一个叫麻溪的乡村地坪上，与收工晚归的父老们看了一场露天电影，影片名字是《曙光》。当片中临刑的红军师长岳明华说着同样掷地有声的话语时，我幼小的心灵也激起一阵波澜。多年后，这一幕还久久挥之不去。当得知段德昌就是岳明华的原型时，我的景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这也是我终于站在九都山上，踟蹰在崎岖小道的缘故之一。

段德昌的头颅被钝刀砍下时，年仅29岁，泪水湿透了夕阳下低垂的红旗，红军的事业也一度跌宕不堪。所幸他的战友们忍痛含悲，背负着他的遗愿在曲折中继续前行，终于将红旗插遍了祖国，也将丽日风清与春和景明带回了九都山和洞庭湖。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心旷神怡之时，又想起了方志敏和段德昌这些血染征途的战友们，不禁泪花闪闪。在他的提议下，广场上竖起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告慰先烈们。1952年8月3日，他又亲笔签署“中共字第零零零壹号”烈士证书，授予曾陪伴他走在九都山下的田间地头的段德昌。1955年全军授衔前，毛泽东听取彭德怀等人的工作汇报，说到已不能授衔的段德昌，哽咽不已，汇报只得中断改期。“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换言之，没有个人的牺牲，便没有整个事业的胜利。段德昌将艰难创业中寂寞的死留给了自己，而将成功后的荣耀与待遇留给了战友们。这，或许是毛泽东几度落泪的缘故之一吧？

蒙蒙细雨中，我步履沉重地走下九都山，步入段德昌陵园，仰望云霄中凛然矗立的纪念碑，沉思良久。身后不远处的凉亭里，蓦然传来一段悦耳的交响旋律，是一群老人和小孩在摆弄二胡、笛子、长号、手风琴等乐器。听说晴好的日子里，碑前的广场上还时常会有悠闲的大妈大嫂舒展腰肢，翩翩起舞。我紧锁的眉头忽然云开雾散，这一幕幕“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场景，正是段德昌告别洞庭湖，闯荡流血的终极目标。九泉之下，他应该可以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