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5期｜王尧：你知道我梦见谁了

在赤橙黄绿青蓝紫外，黑色也是最容易辨识的。当我无法辨析颜色时，我通常在梦中。像漩涡，像黑洞，像阳光无奈地被冰雹穿过。我有时候看见远处的火，而且很快抵达那里，但那是一幢小屋，粉墙黛瓦。我没有看到火的燃烧，在我眼前的是一堆灰烬，灰烬又似乎涂抹在粉墙上。于是我看到了黑色。我在黑色里又看到了人影的晃动，但我怀疑自己的感觉，我提醒自己，如果是影子，应该趴在地上，影子的颜色只会消失在黑色中。在阳光下，人站在什么位置上，影子才能折叠到墙上？我没有被阳光照耀，我却看到了影子。是我的，还是别人的？

我猜测我即使处境逼仄，也不会靠着墙边站着。许多年前，我的老师说：你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大事，甚至都谈不上有什么挫折，你们对历史和人性的理解可能比我们这代人浅一些。这是198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们一起从办公楼走出去，他感慨地说。老师诚恳而善意，多少年来，他们这一代人是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这话给我很大触动。余生也晚，在此前曾经的大事中，我这辈人是没有思想的旁观者。但我后来发现，经历过大事的老一辈也未必就成熟，就能洞察历史和人性。当然，成熟有时是以更世俗的方式生存着。在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我说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自己内心深处搏斗的结果，它与是否亲历什么有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未必有机会清算历史，但我们时刻可以反省自己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通常在自己处事犹豫不决时会做梦，甚至午间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也会短暂地梦到莫名其妙的景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把夜晚提前到了午间。朋友说，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你的梦是什么隐喻。我不用作这样的搜索。好像是在俞老家的客厅，他说到他之前的同事，1950年代中期的运动以后，这位同事走路的样子变了。原先，同事总是夹着几本书走在校园马路的中间，后来怀里不夹书，手里不拿书，右肩背着帆布包。如果路边是房子，这位老兄几乎是贴着墙边走；如果路边是树木，他就小心踩着落叶向前。俞老说：这位老兄从马路中央消失了，除了上课，也很少说话，他是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一个人把自己忽略不计，这样的智慧、谋略和决心，都令人感慨和理解，但久而久之，正常或许变成异常。我问俞老这位老兄后来的结局，俞老说时间长了，大家都逐渐忘记这位老兄了，平平安安去世，直到讣告出来后，熟悉的人才想起这位同事。很长时间，我曾经想像这位老兄的样子，和这位老兄所在学校的老师开会时，我还问起此人，答曰不知道有这个人。

和俞老说的这位老兄相反，一些人则用另一种方式在运动中“脱颖而出”。我供职的单位曾有所谓“四君子”，据说当年伤害过不少无辜的同事。我和他们熟悉时，他们都极其平和，即便是对待我这样的后生也是微笑着。在知道他们的故事后，我留意他们的举止，丝毫不见当年的影子。他们谦卑到让你觉得不自在，其他同事和他们也客客气气，但只是表面上的招呼。开大会时他们坐在后面，开小会时三言两语很得体。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深处是否完成了今是而昨非的转换，但他们低调做人处事，可能也是忏悔的一种方式。其中的一位，曾协助我做过学生党员发展工作，尽心尽力。他患病时，我去医院看他，他问我，他去世后遗体上能不能覆盖党旗。我说，我要请示上级组织。那天从医院出来，我五味杂陈，觉得自己步伐沉重。走进校园时，我在青年学子的面庞上看到的是朴素和青春。这座美丽的校园，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能够留下来的是什么呢？这位同事病故后，他的家属对我说：能不能在生平简介上给他写一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家属又说：遗体告别仪式上，这句话也可以不读，写在纸上，我放在他的口袋里，让他安心走。家属特别强调说，这是他的临终遗言。

人总会从别人的视野中消失，别人也会从别人的视野中消失。视野是洞见和盲视，或者视而不见，个人的风景与别人的视野构成了特定语境下的复杂关系。和俞老交谈后的第二天，我午间做梦了。在秋日的阳光下，银杏叶落了满地，这是我们校园的风景。几棵银杏树下空无一人。突然好像是俞老的声音：你看那位老兄。一个手里拿着书的人站在银杏树下。这位戴眼镜的先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学校？还是他们学校也有银杏树？我疑惑之际，这人大吼起来。我在他的喊叫中醒了。我最初的分析是，梦中这位老兄大吼，应该是我下意识的结果。我可能认为他太压抑了，太压抑的时候，一个人会在自己以为四周没人时大吼。我在护城河边散步时就这样大吼过，不像小时候在巷子里的吼叫若有回声。

那位同事遗体告别仪式之后，我似乎开始思考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我曾经以为这只是一个原则问题，现在它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或许因为他的悔过自新，或许因为他的临终遗言，我修正了自己对人与历史关系的部分认识，我觉得应该对历史苛刻些，对个人宽容些。在一段相同的历史中，每个人的表现确定了他当时的位置，如果这段历史持续下去，这个位置大致可以维持着。但历史不仅变动不居，而且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于是有了个人命运的沉浮。我们有时候并不能洞察历史，但可以在自己的周遭找到替代历史问题的个人。时过境迁之后，历史的复杂性被简化，个人的问题也就成了政治与道德问题。或许如阿伦特所说，罪恶的实施者中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我想，白痴和笨蛋之外，还有聪明的投机者。另一个让我不安的问题是，当我们用今天的认知去判断既往的人和历史时，往往是轻而易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某种崇高感。我们常常在对历史和别人的检讨中疏忽了自己如果身处其中的可能性，包括趋向恶的可能性。我们自己未必能够做到，但总设想在至暗时刻出现思想者。“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灭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些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遇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照彻世界，照彻他们的生命。”是这样，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和著作中会产生“光照”？

在陆文夫先生的晚年，我时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陆先生睿智、冷峻、言简意赅。谈到丁玲时，我说起她办《中国》杂志的贡献。陆老师并不掩饰他对丁玲的批评性的看法，但他说不能因此否定丁玲的人生道路。他说，你可以不喜欢这个作家，不喜欢这个作家的某部作品，但你不能轻易否定别人的人生道路。我有时候也会用苛刻的言辞嘲讽一些人，陆老师的这番话让我有所改变。在出版郭小川《检讨书》时，郭晓惠为她父亲的另一种文字写了“前言”，她说了家人阅读这些文字的复杂感受，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年轻人会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啊”。她回答说：历史深处似乎总有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支配着人，扭曲着人。历史中的个人，实在是一个和历史本身一样复杂的问题。

你还记得我吗？我在校园门口邂逅了一位久违的长者。我想起来了，二十年前我在另一个工作岗位上，他到办公室找我，提出他应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当年谈话的场景迅速出现，我记得我当时诧异的神情。他大概是1947年出生的，怎么可能在两三岁时就参加革命工作呢？我知道他出身革命家庭，已故的母亲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她曾经有过一两次交谈。老太太严肃的神情和毋庸置疑的口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她在五六十年代应该是位不错的干部。我跟他说：我见过你的母亲，我们都很尊敬她。他说：我母亲怀我时，出生入死，如果她当时牺牲了，我算不上烈士，但她生下我了，是带着我一起革命的。这是他陈述的他应该享受离休待遇的理由。我不完全记得我当时的表情，我可能原则性地跟他说了，1949年10月1日前本人直接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才可以享受离休待遇。那天，我一直送他到办公室楼下，他毕竟是在枪林弹雨里出生的。尽管我们在同一所学校，我们后来再没有见过面。他站在面前，我看年近古稀的他，越来越像他母亲晚年的神态。

你知道我梦见谁了？他问我，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另一所大学的，后来合并到我们学校。在这之前，他也在我们学校工作过。我知道他曾经在茅山一带打过游击，但他很少讲他的既往。他有时候电话我，或者给我写封短信，约我聊天。在手机比较普及后，他如果想起什么事，便给我打电话。我在学院工作时，已经无法过问他关心的一些事情。可能因为每次相谈甚欢，他还是习惯地一年中约我聊一两次，通常是我去他家里。相处经年，老人在我脸上看到了风霜，也改口称我老王。老王，你知道吧，我梦到那个女游击队员了。我曾经听他说过游击队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女性。我只知道她牺牲了，老人在耄耋之年突然提到这位女游击队员，也许他和她不是一般的战友，他的内心或许藏着什么故事。我冒昧地问老人，如果她不牺牲？老人沉吟片刻说：应该是我的爱人。在我觉得老人可能要继续说下去时，老人换了话题。不久，我去国外访学，回国后才知道老人心脏病突发，辞世了。我不知道，老人跟我说的梦是不是他最后一个梦。

你知道我见到谁了？我问他，他不知道。我见到了自己大学时的老师，在操场上，老师像往常一样，围着草坪转圈。不一样的是，她老年痴呆了，但还记得自己每天傍晚在操场散步这件事。她讲授古典文学，可以从先秦讲到明清。记得我读书时，应该是1984年吧，“海峡之声”邀请我们学校安排学生给台湾东吴大学写一封信，表达我们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我是那一届的校学生会主席，又念的中文系，责无旁贷起草这封信。写完之后，我总觉得文辞上有什么不妥，便找到我的这位老师，她看了一遍后即作了修改，耐心地跟我说为什么这样改动。因为这个细节，我们之间亲近了许多。老师退休后常常去国外探亲，每次回来后会约我谈国外观感，还会谈到海外统战工作的一些问题。她时常跟我说到的一件事是，她父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选择留下来是对的。她很少谈她的父母，在一所著名大学任教的两位著名教授。我跟老师说，您应该写回忆录。她说，我正在写。后来我陆续读到了她完成的部分，但没有读到影响她一辈子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是我在读大学时就断断续续听到的故事，或者只是故事中的几个情节。我只知道故事的梗概是，她爱着的老革命出问题了，她也因此受到牵连。这个故事她没有写进去，回忆录也没有写完。

许多年后，我读到了以色列作家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奥兹在《中文版前言》中的一段话，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回忆录缺了什么。奥兹说，他把死人请到家里做客，他是主人，死者是客人。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奥兹要问他们的问题是之前从来没有交谈过的：“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没有谈论过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和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熟悉的许多长者已经往生，如果有一天，我也学习奥兹，写这样一本书，我会问他们什么问题呢？

又过了许多年，也许有后生梦到我。我希望他们梦中的我，舒展地躺着，或者站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