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1年第5期｜苏迅：妈妈（节选）

赴沪动手术之前，妈妈忽然问我：你说到底有没有来世呢？我没有犹豫就回答：当然有，否则怎会这么多的人都信这个呢。她点头，表示认可。我又告诫她，要少骂人，少看不起别人，要多看别人的好处，内心善意多了病因也就被赶跑了。爸爸在一边嘿嘿笑，没敢附和。妈妈笑着道，我什么时候看不起别人了，多少人都跟我交情深厚着呢。看到爸爸在笑，她指着他又为自己进一步辩解，老头子实在坍坂我才数落几句，现在，我也很少说他的了……爸爸没敢揭发她一日三遍地发脾气，五十多年了，谁没数呢。可是，最近这几年，妈妈体力下降，脾气比以前好得很多了，也是事实。

妈妈十一岁丧母，十六岁和哥哥弟妹们相继插队落户到农村，十九岁丧父，顶替进工厂当工人。她常说，在农村插队的几年正是长身体时候，吃不饱，做的却是全劳力的重活，真是受尽了苦。她和大舅都是矮矮的个子，可是冬天村里罱河泥，他们拼命往你土畚里压河泥。那时的冬天真冷，屋檐下凌冻可以积到一尺多长，手脸耳朵都生了冻疮，直到天气还暖也不收工。挑河泥是活受罪，他们那样的个子，直起身来担子才离开地面几寸高，赤着脚一路打滑，可没钱买一双橡胶套鞋。农村人看见他们都出工，当天算集体义务工，一天就全白干，看他们请假，就计工分，反正就是变着法子克扣。其实也难怪农村人，家家户户都穷到那个分上了，年底分口粮结工分的时候，村子里此起彼伏都是吵架声，不用问，总是婆媳之间争夺那点口粮的归属权。城镇户口的人插队下去，抢了他们的口粮田和自留地，能给你好日子过吗？妈妈种了一窝南瓜，眼看着一只南瓜越长越大，可是某一天却突然失踪了。妈妈知道是谁偷摘了，她是要把南瓜当口粮的呀，上门去吵架，剩下的半个南瓜还剩在门背后，对方却死活不认。妈妈站在人家门口边骂边哭，全村没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妈妈晚年还回忆起这桩事，说，不就是为了一个老南瓜嘛。

妈妈顶替进的工厂是一家冶金企业，学电工，算是比较轻的工种。但是户口还在村里，她的身份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亦工亦农”。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身处贫困的家境，她的心情是压抑的。但是比起农村生活毕竟改善了很多，外公当年的老同事、徒弟们也都对她有关照，她凭初中那点基础，咬牙学习从未接触过的电器知识，很快技术就拿得出手，成了嘴硬手也强的技术师傅。后来，她资格更老了，工作经验更丰富，带的徒弟们都纷纷独当一面，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她在自己那个专业领域里逐渐可以动嘴不动手并且有了评判权，一些操作技术弱的工程师看见她时常会绕道避开走。她说，弱的不欺，强的不怕！早年插队和顶替的经历告诉她：要在并不适宜的土壤上生存，就只有抗争，这经历养成了她一辈子天不怕地不怕、宁折不弯锲而不舍的性子。有时这性子也有点过，有什么办法呢，说到底，在那种环境里生存着的人们，也就是认个服气。理性的辨析并不是他们自觉的选择，至少肯定不会是首选。

跟爸爸的结合也经历过小小波折，他们是自由恋爱，在那样男多女少的工厂里，自然是爸爸主动的。爸爸的家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败落，但多少还有点底子，而妈妈家则早已是父母双亡家徒四壁，爸爸家里人当时有些为他们生计担忧。这些话传到了她耳朵里，让敏感而脆弱的妈妈感觉受到了歧视，即便经过多年弥补，她的心里终究念念不忘。

爸妈结婚时候是租住工厂附近的民宅，前后换过好几家房东，十余年间在这条街镇上迁徙，倒跟大半个镇的人都混成了街坊邻居。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企业有了职工家舍，可是分配是有条件的，优先分给夫妻两人均是城镇户口的双职工，妈妈和我们兄弟的户口都在农村，后来有政策可以落实一个孩子“农转非”，哥哥才成了城镇户口。所以，我家就一直分不到房子。妈妈不服气，他们两人的工龄加起来都超过四十年了，就不能照顾一下？各种办法都想尽，甚至直接找外公当年的老朋友其时的总厂厂长，拿到了亲笔批条，可是工会一个会议开下来，还是被“民主”掉了。分房的榜单公布，我家还是落了空。

妈妈气坏了，既然说我是农村户口不给分房，就到插队的农村去要宅基地，自己建楼房。好在那时爸爸已经当了多年仓库主任，跟周围几个村都有用工和业务上的联系，说建就建，楼房造得飞快，两个多月时间就从打地基到上梁全都完工，一栋两层带阁楼的新楼房就在她当年插队的村上矗立起来，这速度叫很多人为之眼红。农村当时的生活条件比工厂艰苦，村民们都争着来帮忙，就连当年偷她南瓜的人见了她都赔着笑脸，试探着问能不能请我爸爸帮忙，弄个人进厂当临时工，看到“冤家”低头伏小，她总算是吐出了一口恶气。

在交通主要靠腿走的年代，一家大小全在镇上上班上学，虽说只有两里多路，但是乡道崎岖，下雨下雪行走到底不便，因此在新楼房里前后只住过几个月时间，我们还是在镇上租房居住。那时工厂分房政策出现松动，说是只要双职工没有房产的，就有资格申请了。这些已经难不倒妈妈，大舅在乡镇企业当了厂长，大舅妈是村长的亲妹妹，小舅参军后复员在镇上县属企业当副厂长，一家人在地方上兴头很足。妈妈跟村里打了个招呼，和小舅做了张卖房的契约，这样我家就成了“无房户”，哥哥上中学我上小学那会儿，我家终于分到手一套80平米的两居室。当走进南北两个阳台、装着钢窗、挥发着石灰水特殊碱味的房间的时候，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这才真正感觉自己是个理直气壮的“街上人”了。

那时妈妈还有一个棘手难题要去解决，我们两人的户口问题还都悬着呢，她是国有企业的“亦工亦农”，我是镇上小学的借读生，这始终是她的一块心病。当时内部文件有落实当年插队青年户籍的指示精神，但乡镇里并没有风声，而审批的权限也要到市级公安机关。从插队的村里和就业的工厂打证明起，到镇里派出所开始报批，到县，到市，那是多么遥远而渺茫的事啊。她结识的一位近邻朋友，是一位退休女教师，在派出所管过几年户籍，她把文件抄录出来透露给了妈妈，这迅即点燃了她的希望。打听到小舅有战友复员在市公安局，她请了假，备了礼，乘公交车跑了好几趟城里，却都徒劳往返。爸爸都劝她知难而退算了，但是她不肯，最后，居然真被她拿回来一张盖上鲜红印章的表格。事后，她对我说；你上中学的时候，可以名正言顺地填上“城镇户口”这几个字了！

我们的这个家，可以说是爸妈两个人白手起家创造出来的，妈妈持家的精细就如同她做电工一样，甚至是锱铢必较。多少年新春回祖母家过节，她都是小年夜那天把我们兄弟送上厂里的班车，一人搬一张小板凳，让我们两个孩子坐进大卡车的敞篷车厢，托付同路的同事照看，从无锡西面回到无锡东面去。她和爸爸则要加班到初四以后才会过来，从大年夜到年初三的这几天加班费算双工，加几天班，这个月就能多得二三十块工资。对于她来讲，所谓的吃个团圆饭之类不过就是个虚饰，而多收入的这几十块钱，可以为我们兄弟多买多少双袜子多添几身衣服，家里可以多开几次荤呢。她是宁愿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尽管嘴上也经常以单位不准请假为由搪塞敷衍，但对于亲戚的劝诫却丝毫不予理会。连续有二十来年，她都舍不得放弃双工，爸爸也只好听从她的安排。在这样实质性的决策面前，他没有丝毫挑战底线的勇气，这也是多年生活教训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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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天津文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