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建民：品味吴泰昌

“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孙犁：《答吴泰昌问》）

以上所引孙犁的谈话，后被文坛简化为“文人宜散不宜聚”，是部分文人相互忠告或照此践行的名言。——这是1980年，在《文艺报》工作的吴泰昌对孙犁有过两次重要访谈，其中第一次的谈话发表在当时还是杂志型的《文艺报》。这篇重要谈话，透露了孙犁的文艺观、对文艺史及现状的看法。1982年版的五卷本《孙犁文集》，是天津市组织专班整理编辑出版的，在第四卷“文艺理论”，就收入孙吴的这两次谈话。最初谈话甫出，在南北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孙犁对“人道主义”的阐明，启发不少作家思考过往的历史。

谈话副题，孙犁注明是同吴泰昌的谈话，但公开发表时吴自己改为“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多年以后，我遇见吴，问他为什么要改？他告诉我，怕人家说他“突出自己”。他是文艺报编辑，所谓“记者”无非是为了工作方便，借此名义为报刊采来有分量的稿件；他的主要职责是编报，属幕后工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实绩，更多的是他供职的报刊的面貌，哪里能有“突出自己”之虞？

作为《文艺报》编辑，吴泰昌编发过不少“文坛先进”的稿件。他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约稿、采访，看望前辈作家，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除了本职工作，他在其他报刊开专栏，写了很多学术性随笔，这些有史料、有文采、有判断、有观点的学者型的散文，后结集《艺文轶话》，曾获全国性的散文奖。孙犁在给这本集子写的序中说：“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畅，考订详明，耐人寻味。”孙序绝非泛泛之谈，更不是文人之间的应酬。在社会发展中，有一个观点说：只有互动论，没有决定论。在文人作家中，访谈“互动”尤其重要。我对吴泰昌说：“对孙犁，大扣大鸣，小扣小鸣。您的访谈是大扣，让老人家吐露那么多的金玉良言。”

《艺文轶话》从内容到装帧设计，都是我喜欢的风格。吴的短小的亦文亦学的随笔，是文章写作“小题大做”的典范。他抓住一点线索，紧追不舍，排比分析，弄清问题，然后就向读者报告发现。读者看到他的短文，用很少的时间就能获得很多的知识，并享受到“斯文在兹”的美感。其中，他对黄镇《长征画集》，对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究竟是谁的考证，已被证明是不刊之论。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这些随笔，有掌故之内容，但绝不是掌故。《艺文轶话》的多数作品，本身就是独立的散文随笔。

吴泰昌散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三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之一。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九年，读研究生时，参照当时苏联学制，是以副博士的学位培养的。后中苏关系破裂，他读的学位也随之破裂了。但在燕园浸润九年，按涂又光高等教育“泡菜论”，九年足够泡出读书人应有的味道了。他为朱光潜、孙犁编的《艺文杂谈》《书林秋草》，堪称精品。

对出版物，读者在书店选购，当然是选喜欢的作家，但对他人编辑的学者作家的书，一定要看编者是谁。比如，周作人的书，你买钟叔河编的，一定不会错。买吴泰昌早期编的书，也不会错。我顺便想到这一点，提出一点购书指导，是发现相当多的读者，想读书，却在书海中无所适从，不知买什么书。不过，也有皮包文化公司，以牟利为主要考量的书商，在他们出版的书上印上某某大名人主编，或领衔主编，或推荐介绍，你也得警惕，稍作思考，知道某名人已八九十岁，耳聋眼花，自顾不暇，经常住院，不可能“主编”卷帙浩繁的典籍。用点常识，避免上当。

在吴泰昌的散文中，他记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及钱钟书的专题，既是融合新闻、学术、文学于一体的“咸味糖”（冯骥才评吴散文语），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别样的声音。除此以外，他还写过一些感性散文：《红红的小辣椒》《石头弹子的故事》；游记《峨眉山人》《徽州道上》等，都是质实有滋味的佳作。他有一篇《燕园的黄昏》，我当年在报纸上读到，就剪存在“我喜欢的散文”剪报册里。这是吴泰昌的代表作。后来买到北大校刊编辑部编的《精神的魅力》，才知他是为这本书的征文而作。最近，吴要编一个集子，给集子起名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就用“燕园的黄昏”，他立即来信息，说“我也这样想”。

《燕园的黄昏》，从记他家里那25瓦台灯的昏黄的光圈，到回忆儿时在家乡坐在菜油灯下读书做作业；再把记忆摇到燕园求学，在学生宿舍，在图书馆，在未名湖的路灯下，在教授们透着昏黄灯光的窗户前，迷离诱人，是一个追逐光的读书人的生命状态。强光、聚光，是明星活动的名利场；像燕园的黄昏那样的台灯的光，却是读书人永远的生命状态。一灯如豆，只有翻动书页的声音，有如蚕食桑叶沙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