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1年第5期｜安黎：重返故乡 · 寻踪一条被遗弃的乡路 

四十一年后，我去寻访一条路，却看到路已被草活埋。

那些草，像旗开得胜的复仇者刚刚历经一场庆功的盛宴那般，一副烂醉如泥的狂傲姿态，睥睨着我，摇头晃脑，得意扬扬。

我步入草中，仿佛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很快就遭到草的围追堵截——它们绊我的脚，缠我的腿，牵我的襟，甚至得寸进尺地用尖利的针刺，将我的手臂硬生生地划伤。

这条不复存在的小路，原本就无名无姓，像鸡肠一样窄细，像草绳一样蜷缩，却将一座塬与一洼盆地之间的阻隔打通，让两者不再咫尺天涯。盆地属于锦阳川的上游，但此处川地的地势颇为特别，在土塬的包剿下，其状很像一口用来杀猪的大锅。凹陷的锅底里，一条河流翻卷着细浪，在鹅卵石间汩汩流淌，将并不怎么宽阔的地域，像撕扯一张烙饼那样地切割成两片：河东，盘踞着一家规模不小的航空研究所；河西，则被一片修筑铁路的工棚和一个修建水利的工地瓜分。

路是自作多情的村庄献给盆地的热吻，带有明显的攀附企图。盆地里的单位，皆从遥远的地方空降而至，面目洋气，且自成体系，对土头土脸的村庄，懒得瞥一眼。但村庄虽蹲坐于地势的高处，却深知在层级化的系统里，自己不过是位居社会末梢神经的脚趾而已，属于真正的低端，于是在郁郁寡欢的自卑中，对深陷低洼的单位，不敢轻蔑地俯瞰，唯有羡慕地仰望。在嗷嗷待哺的村民眼里，这些单位犹若继母鼓胀的母乳，无论继母何等的嫌弃和排斥自己，但只要能逮住机会偷吮一口其遗落的奶汁，就甚觉甜蜜和幸福。甚至，哪怕跪在其膝下，讨到一个发霉的馒头、一钵残余的剩饭、一片从牙缝里剔除的菜叶，也会心满意足。尊严，只存在于酒足饭饱的人中间，而饥肠辘辘的人，最为迫切的是活着，活下去，哪里还能顾得上脸面？尊严之于他们，太过奢侈。于是锅炉里吐出的炭灰，扔在河滩里的破砖，埋在垃圾里的烂衣等，都会化为令村民眼馋的肥肉，从而受到争抢。赤贫，会让一切都化为财富：一根短细的柴棍、一段生锈的铁丝、一块肮脏的布片等，都有人捡拾，并被视若珍宝。

路的上半段，为村民一镢一锨所开辟，宽宽的，即使两辆架子车错身而过，也不会发生剐蹭；但路的下半段，也就是最为险要、接近坡底的部分，却纯粹源自众多人一脚一脚的踩踏。老实巴交的农民，也许目不识丁，但脑袋绝非铁球石锤，而是既聪慧又不乏经验。他们总是在貌似无路的地方，仅依靠目测，就能寻找到下脚之处。

一双脚踩过，另一双脚尾随，无数的脚印叠加，路的面目便清晰显现。这条仅一尺宽的羊肠小道，牛走过，羊走过，砍柴的背着柴捆走过，捡煤渣的挑着盛满煤渣的藤条笼走过，买酱醋的拎着灌满酱醋的瓶子走过，卖鸡蛋的挎着鸡蛋篮子走过……而我，刚从懵懂中睁开眼来，就已品尝到口中无食身上无衣的滋味，并深谙自己活着的头等大事，就是以一己的孱弱之力，与狰狞的贫穷博弈，以使父母紧锁的眉头得以微微舒展。我放羊、割草、砍柴、捡煤渣，出售自产的鸡蛋和柿子，难免要在这条路上上上下下。坚硬的路，尽管被我的一滴滴汗珠浇湿，但在我的心里，却形同伙伴，既陪伴着我童年的寂寞时光，也孵化着我翩翩欲飞的彩色幻梦——我的梦想，就是能和盆地里那些端着国家饭碗的人一样，穿着洋布，留着洋头，说着洋话，吃着白馒头和炒鸡蛋。

然而现在，当我早已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远足归来，想要再次与这条路重叙旧情重温旧梦时，却发现路早已被草野蛮占领。也许在草的眼里，路的地盘，原本就是它们的领地，只是后来不幸沦陷，被习惯于贪吃多占的人霸占，受人脚的统治和奴役，才使它们不得不忍痛割爱。而今，脚弃路而去，它们收复失地理所当然。

草是大地最初的主角，比之它们，人不过是姗姗来迟的异乡客。然而客人并不客气，很快就反客为主，将主角沦为了被支配者。久而久之，人与草，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既共生共荣又不共戴天。草是清心寡欲的，对人无欲无求，但人对草木，却远非这等仁慈。人受功利目的的驱使，常以个人的好恶，对草予取予弃。需要草美化自己的居住环境，或想让草为自己输送氧气时，就对草怜爱有加；但草若影响到庄稼的生长或有碍自己行路，就用锄头或镢头，毫不留情地将其锄掉或挖掉。草无罪，却前赴后继地被执行着死刑，这是草自古而今永远都无法挣脱的宿命。草比起动物来，更为无辜，亦更为无助。某些动物或许还曾祸害过人，比如偷食人的粮食，偷啃人的青苗，甚至恃强凌弱，将人饲养的鸡羊活活地咬死。动物的优势，在于或长有腿脚，或长有翅膀，一遇危险，就能凌空远去，或撒腿逃生。然而草却无腿无翅，在挥舞的镰刀面前，只能任其屠戮。它们的惊惧，它们的痛哭，它们的疼痛，人既无以察觉，也无以在乎。人间的冤案比比皆是，但比起草来，就数量而论，顶多只能算是九牛一毛。那些被割头或被刨根的草，有的趁其嫩绿，化为牛羊嘴里咀嚼的美味佳肴；有的经晾晒风干，化为炕洞或灶膛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好在草的家族人丁兴旺，繁殖能力极强，亦极具生命的韧劲，镰刀割也好，野火烧也罢，只要根系尚存，心魂未死，且雨水充沛，过不了太多日子，它们就又会复活，从地缝里探出纤细的幼芽。

人爱怜野草，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人利用野草，才是精神的实质。

草普遍都很温驯，但也有例外。比如枣刺之类，就属于草中脾气暴躁的角色。枣刺也有可能掉头断腰，但它在牺牲之前，至少还保持着抗拒和反击的悲壮姿态。它们不会乖乖地交出自己，而是执意要将砍柴者的皮肤刺破，给他们赐一道疤痕留作纪念。除却枣刺，荆棘也非善茬。荆棘的枝条，张牙舞爪，想要割下它们，既要把镰刃磨得锋利，又要颇费一番气力。

瘦骨伶仃的草一旦聚集起来，便像一呼百应的起义军那样，能量不可低估，足以把一条既成的道路予以毁灭。此时，这条昔日的小路，已变为草撒泼的欢乐谷。那些未经修剪的草，像未曾教化的野兽，呈现出一副肆无忌惮的模样，想怎么疯长就怎么疯长，想怎么横七竖八就怎么横七竖八。它们或直立，或歪斜，或花枝招展，或手舞足蹈，整个情状，像是在歌唱，在联欢，在舞蹈，甚至是在燃烧。草的火焰是绿色的，在斜阳的抚摸下，那腾跃的火焰与迷蒙的光晕交相辉映，似乎能灼人之目、伤人之肤。

在割草和放羊中长大的我，忆往昔，曾天天与草缠斗不休，草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猎物。一瞥见草，我就欣喜不已，接着就挥舞镰刀朝它扑去。草之于我，仿佛鳏夫眼中风姿绰约的风尘女子，仿佛图谋篡位的野心家眼里的龙椅玉玺。凡人皆有欲望，征战者的欲望，是征服三千里江山；乞丐的欲望，是讨得一碗剩饭；而对于我这样一个割草者而言，其欲望，则是对一撮撮草或一株株草的狂热逐猎。因为爱，我能叫出很多种草的名字，也能知道哪种草可以食用，哪种草可以止血，哪种草可以入药，哪种草含有剧毒；同样也因为爱，我才像捕快追缉逃犯那样，漫山遍野地寻踪着草，不漏过草的任何蛛丝马迹。那时候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比秃子的头顶还要寸草不生。但究其本相，可以肯定的是，荒凉并非源于大自然的悭吝，而要归因于人为的破坏。草还来不及伸展腰肢，或已被悉数剿灭，山坡岂有不荒之理？即使草中的那些漏网之鱼，也在和割草者捉起了迷藏，或晃悠于险要的悬崖半壁，让人够不着；或缩身于不被人留意的某个幽暗角落，让人找不见。唯有如此，它们才得以保全性命。而我们这些草的屠夫，像行刑队那样，结伙出发，为猎取到它们，时常不畏山高路远，跋涉七八里，才不至于空手而归。近处的草，无论它们是栖于地畔，还是长于路旁，甚或是匍匐于坡地沟壑，只要一露头，就会被眼尖手快的人抢先一步割去。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反倒成了草的避难之所。这些草，像幸存者那样暗自窃喜，也像幸存者那样惊魂未定。当一双双流着涎水的目光，一旦盯上它们的时候，它们恐怕就在劫难逃。用粗绳将草捆牢，弯着腰，背着一捆湿草回家，爬坡下沟，汗水浸透衣衫，上气不接下气。这样的差事，之于矮瘦的身体，如何不是一场苦役？

人折磨草，草也折磨人。

那么，人为何要和草过意不去，乃至于要把心纯如水的少年，沦为刽子手呢？答案无他，皆因为贫穷。贫穷，不仅是一种物质的短缺，更是一种精神的蛮荒，二者交媾，极易孕育出暴力。很大一部分暴力，都是贫穷生养的儿子。暴力侵害的对象，既有植物也有动物，更有人。而人中，无疑也包括暴力实施者自己——那些因贫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又因此类恶行而坐牢者；那些因贫而夫妻反目，又因反目而相互残杀者；那些因贫而卖血，又因卖血而染病者……无一不以暴力开演，悲剧收场。贫瘠的土壤，长不出茁壮的庄稼；贫瘠的心田，孕育不出温良的人性。

那个年月，尝一口鸡蛋，吃一个白面馒头，撑一把雨伞，都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耕地靠牛，点灯靠油，交通靠走，通信靠吼，饮水靠肩挑，烧火靠柴草，做饭靠拉风箱，穿衣靠纺线织布，买食盐买煤油有赖于母鸡下蛋……绝大部分的人仅仅为了活着，就已拼尽全力，气喘吁吁得自顾不暇，哪还顾得上草之痛痒？

人富裕了，草就有了活路；人有大道可走，就抛弃了斜径。唯有富足，人才会对该宽恕的予以宽恕，对该放弃的予以放弃。富足，不仅人能从中获益，也能普惠万物，包括惠及于草。曾经被人拼抢与追杀的草，而今仿佛年老色衰的妃子，遭到无情的冷落和抛弃，再也无人为将其揽入怀抱而殚精竭虑了。失宠，之于妃子，或许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煎熬；但之于草，何尝不是一种宠幸？没有了性命之忧，在安全无虞的祥和氛围里自由自在地生长，沐浴阳光的爱抚，享受月光的清辉，吮吸天降的甘霖，与野蜂嬉戏，与蝴蝶调情，这等千年难遇的幸福，估计草即使酣眠，半夜都会高兴得笑醒。草的确在微笑，甚至在狂笑。每到春天，满坡的野花，就是草心花怒放的精神写真，也是草喜形于色的灿烂笑容。

此时我面前的草，有的长得没过人的头顶，有的长得与人比肩，有的长得越过人的裤腰。就连最低矮的，也能将人的脚面埋没。令人惊异的是，草们完全摆出一副放浪形骸的架势，无拘无束而又随心所欲。它们大概很喜欢凑热闹，既交头接耳，又勾肩搭背，像密织的罗网那样，将这条路予以彻底封堵，也将踏入其中的我予以重重围困。

我的家乡，坐落于高高的塬畔，距离我站立的位置，用村民的话说，仅有“一镢把”长。但我想沿着这条旧路顺坡而上地回村，受之于草的胡搅蛮缠，已无可能。草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对我曾对它们犯下的罪孽，进行清算和复仇。村庄在塬上，我在塬下，彼此望得见，却难以握手。

我出生的村庄，有一个常遭人误解的名字，曰麻子村。麻子村，像我剔除不掉的胎记那般，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我的简历中和文字里，从而引发诸多不明就里者的疑惑和歧解。望文生义，一些人联想到人脸上的麻子，以为村里的人，个个脸上星光点点；一些人更是对其作延伸解读，竟将麻子村与麻风病混淆，以为村庄就是一个麻风病村。但实际情况则是，麻子村村名的来历，与代代因袭的种植麻子有关。麻子是一种植物，体型颇像高粱，但个头比高粱还要略高，枝杆的颜色也不像高粱那样绿中带红，而是灰中泛白。人种植麻子，皆因麻子浑身是宝，可为我所用：从枝杆上扯下一绺绺的麻丝，搓成绳，叫麻绳；织成布，叫麻布；从麻子的顶端，摔打出一颗颗活蹦乱跳的灰色籽粒，炒熟后，可当作零食来吃——尤其是那些馋嘴的妇女，把麻子一粒粒扔进嘴里，咬得咯嘣咯嘣地响，一番咀嚼之后，于无知无觉中，油汁就顺着她的嘴角溢流而出。当然，把麻子粒当瓜子来吃，仅为麻子粒节外生枝的用途，而它真正的去处，则是被送往油坊，压榨成麻油，用于炒菜或点灯。在不通电的年份，正是那不起眼的麻油，将一个个黑灯瞎火的陋室或寒窑点亮。

麻子村置身于一面塬上，与两个村庄为邻。塬面尽管算不上多么平坦，但起伏较为和缓。村庄的东侧，像牛舌头一样地伸出一道窄长的小塬，谓之曰东嘴。东嘴继续朝东，是一面徐徐沉降的宽幅坡面。坡面像一头枯瘦的卧牛，嶙峋的肋骨清晰可见。左边一道深沟，右边一条深沟，夹击和剥蚀着坡地，致使塬畔参差不齐。很多人一提起黄土高原，脑际都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干旱”二字，却不知黄土高坡上那些纵横交错的干裂沟壑，恰是由持续降落的雨水冲刷而成的。像蛋卷一样酥松的黄土，雨水一泡就发软，一冲就成沟。先是一道道的浅沟，后因水往低处流的惯性，历经千年万年的反复荡涤，就变成了一条条无法跨越的深沟。于是原本浑然一体的塬面，像西瓜炸裂那般不复完整。

从塬顶到坡底，沿着这条已被草吞没的小路行走，用脚丈量，至多不超过五千步。半坡腰，南北坐向横着两样与村庄极不搭调的物事：一是一条铁路，曰梅七线；一是一条水渠，曰桃曲坡水库引水工程。铁路的主要职能是运煤，即把地处深山腹地几座大型煤矿的煤炭，运往全国各地；当然，也兼顾运人。每天下午三四点钟，那趟从西安开出的客车，像没吃饱的懒汉那样，一副困乏疲倦的模样，走走停停，足足摇晃五六个小时后，才冒着一股黑烟，咣当咣当地从这里经过。如果土塬真的是一头身怀六甲的母牛，那巨大的声响，足以把母牛震得流产。

一座巨型大坝，把一条河流拦腰截断，聚合成绵延十余里的水面。于是原本沿着河床奔流的水，便像跃跃欲试的私奔者那样，被一条人工修筑的渠道勾引而去。县域的母亲河，因为一座水库和一条人工渠，就与本县离异，投向外县温柔的怀抱，去喂养那里的阡陌桑田。而那条河道，则干涸得冒烟，那些昔日隐身水下的鹅卵石，而今裸露着光溜溜的身体，仰面朝天地晒着太阳。

为铁路的贯通，坡地被削去了很大的一部分。修筑铁路的主体是铁路工人，但因村庄相距铁路太近，也难免要被卷入。很快，村里就领受到派发下来的任务：按人头计算，以家庭为单位，每个人，无论是吃奶的婴儿，还是瘫痪在炕的垂垂老者，都要贡献出一立方的碎石。碎石的大小，以核桃为参照物。所有能干活的男女，都被齐刷刷地动员了起来，一家一户地拉着架子车，披星戴月地到深山里拉运石头；接着购买回几把钉锤，一家人围在一起，坐在大门外的空地上，叮叮咚咚地敲打起来。把一块牛头似的石头，捣烂砸碎，远非想象得那么容易。天刚微亮，叮咚声就在村里的这头那端，遍地开花地响了起来，直至星星缀满天空，敲击声才渐次消停。黑夜显然是不宜砸石子的，没有灯光的照明，不长眼的石锤，在狠劲落下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将人的脚趾砸伤。

整整一个冬天，村里的老少，都是在加班加点地砸石子中度过的。很多人的手背，冻出一道道的裂口，经反复震动，甚至向外渗血，连吃饭，都握不住一双筷子；也有人为护手戴着手套，但那双手套，决然经不住反复磨蹭，三五天便糟烂不堪。

石子砸好，经丈量验收，被开进村里的卡车运走，一场砸石子的会战，总算告一个段落。

比起修铁路的浅尝辄止，村民对修水利的涉入，要深入许多。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都背着铺盖，扛着镢锨，踏上奔往修水库的征程，一去就是大半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把稚嫩的生命丢在了工地。小伙子的离世，带给他父母不可承受之悲。母亲扯着忽长忽短的嗓音，呼叫着他的乳名，天天在号哭，半年后两只眼睛就哭瞎了，其中一只眼睛，肿得像石榴一样，很是骇人；父亲绰号骡子，是个闷罐子，半哑一样一年到头很少发声，但儿子走后，他却突然变得像话痨一般地喋喋不休，逢人就夸儿子的种种优点，且像刚捡到一笔巨款那般地笑容可掬。但三年后一个晌午，谁也不曾料到，他竟悄无声息地跳沟而亡。

未赶往水库的少部分弱劳力，被安排在坡下，用架子车拉运石头。运石头，是以公社（乡镇）为单位，貌似各运各的，互不相扰，但时常就有械斗的传闻，被现场的目击者捎回村里，既化为村民口头的谈资，又化为他们心头的愁云——他们唯恐自己的家人被动地卷入而受到伤害，于是在家人临出门时，总是千叮咛万忠告，让其远离是非，若看到有拳头挥来或石头撇来，赶快像兔子一样地撒腿逃离。打架的起因，或是为争夺地盘，或是强势的一方耍横耍赖：去山后拉石头太累太慢，于是凭借着人多势众和人高马大，将弱势一方辛苦运来的石头，直接往自己的石堆里搬挪。弱势的一方免不了要反抗，一旦语言擦出火花，极有可能引发拳脚相向。后来，这样的武斗戏，随着一位武夫的挺身而出，戛然而止。这位武夫，正是我们村一位时值壮年的村民，绰号老虎。老虎的身板，仿佛一辆装甲车，结实得似乎炸药都不能将其炸开一条裂缝，加之他早年混迹于武馆，又在街道厮混许久，以一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神话传说，在一块区域内，俨然成为谁也不敢造次的厉害角色。公社的领导，对老虎既畏惧又轻蔑，不亲近他，也不招惹他，但看到自家人总受欺负，连石头堆都守不住，还在打架中老是吃亏，无奈之下，才俯下身子，以双倍的工分为诱饵，恳请老虎出山，寄望于用他的威仪来震慑蛇鼠。老虎裸着厚彪彪的上身来到现场，往石堆顶上高高地一站，面对那些朝这里张望的面孔，抡起一根刚从架子车上掰断的车辕，一番空中比画后，把胸腔拍得叭叭叭地响，高声吼道：认清楚，我是麻子村的老虎！从今往后，本公社的石头就归我看管，谁再敢来抢石头，小心我砸烂那驴日的狗头！然后他扔掉车辕，转身返回家中睡觉，再也不曾在工地现过身。但奇怪的是，自此以后，本公社的石堆，从未发生过被抢夺事件。村里人为此不无感慨：狼怕老虎鼠怕猫，一窝降一窝呢！

村里住满了从外县赶来修筑水利的农民工，连饲养室里都人满为患。一个六七百人的小村落，像洪水漫灌一样，一下子涌进来两千多个陌生的面孔，对村民生活造成的困扰，不难想象。村民对这些异乡人的到来，甚觉新鲜，又甚为慌张。慌张的是，尽管家家的日子都过得缺盐少醋，却还总是猜疑他人对自家的财物图谋不轨。他们盯防着每一个入住自家的异乡客，以提防他们的顺手牵羊。多年前一个弹棉花的操持着四川口音的中年男人，用一条纱巾和两颗水果糖，拐跑了村里的一个姑娘。这一事件，像悬挂于他们心头的警钟，时不时就重重地敲响。他们唯恐自己的闺女，喝了某个农民工递来的迷魂汤，旧剧重演，于是免不了要暗中盯梢——既要盯梢猎手，又要盯梢猎物。

我家里八口人，仅一个主窑洞和一个副窑洞，两个一大一小的土炕，自家人住起来本就十分拥挤，却不得不悉数接纳摊派而来的六个年轻女农民工。把那个既是磨坊又是饲养室的副窑洞的墙壁刷白，进行一番清理打扫，女农民工们就住了进去。女农民工早上披着星辰奔赴工地，黄昏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归来时，她们每个人的衣服、头发和脸庞，都土蒙蒙的，仿佛刚在土堆里打过滚似的。我母亲经常念叨说，出门的娃娃没人疼，于是每天赶在她们踏进家门之前，就已给她们烧热了土炕，烧足了开水。日复一日，她们便与我家人渐渐地熟悉起来。遇到雨天，她们原地休息，不出工。无所事事的她们，以串门来消磨时光，不是你来我的住处，就是我去你的住所，且男男女女地喧嚷不休嬉笑不止。有时他们也给主家帮忙，或帮着拉风箱，或帮着推石磨。在他们为邻居推磨时，立在一旁观看的我，知道了住在我家的小芹已经订婚，其未婚夫，就是此时替她推磨的大牛。大牛活生生一副牛的模样，身体蛮实，说话像牛的哞叫那样瓮声瓮气，并拖着长长的尾音。在一群说话像打机关枪的姑娘中间，无法招架语言的子弹活蹦乱跳的大牛，更是显得嘴笨舌短。那些揶揄他的言词，像乱飞的牛虻一样，叮咬得他奇痒无比，他却无计可施。憋了好半天，他才慢腾腾地抛出一句反击之语：看把你娃的舌头闪了！

小芹是女农民工中长相最为亮眼的一个，除却肤色白皙、五官精巧外，最为画龙点睛的，是她那双无比豁亮而生动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像放电一样，足以灼伤对视者的瞳仁。

如此漂亮的小芹，和憨里憨气的大牛，怎么看都不相匹配，又是如何订立终身的？对此好奇者甚众，却终究不明就里。但不善言辞的玲玲，突然冒出的一句话，一下子将谜底予以揭开：那是换亲换的。也就是说，大牛娶小芹为妻，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大牛的妹妹，要嫁给小芹的哥哥。玲玲还说，大牛是她家的远房亲戚，小芹家答应这门婚事，也与大牛家不断借给她家粮食有关。小芹与大牛一经订婚，债便一笔勾销。

在六个女农民工中，玲玲显得较为特别。她性格孤僻，不大合群，当其他人挤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说笑时，她总是独自一人躲在一边，脸像未蒸熟的包子一样，既颜色青黄，又簇成一团，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母亲告诉我，玲玲是个孤儿，年幼时就丧失双亲，在婶婶家长大，没少遭受虐待。耳闻到玲玲的身世，母亲的眼角湿润，之后便对玲玲予以特殊对待，动辄就给玲玲的怀里塞一个红豆包子或一个煮熟的玉米棒子。甚至有一次，我看到母亲在为玲玲洗头梳头。不久母亲就告诉我们，玲玲执意要拜她为干妈，说自己从未感受过母爱，而我母亲之于她的点点滴滴，让她心里暖洋洋的同时，也总想哭……

水利修成了，修水利的走了；铁路通车了，修铁路的走了；就连那家航空研究所，也像改嫁的新娘，去往了更殷实的人家，不再在土塬的缝隙里与原配共度时艰了。于是昔日热气腾腾的这口土锅，而今冰锅冷灶，日渐生锈。更为核心的是，村里人在日子相对好转后，也开始挑三拣四起来，再也不会醉心于一笼炭灰、痴迷于一捆柴火、执着于一把嫩草。放羊娃、砍柴娃，要么像笼鸟一样地在教室里读书，要么像风一样地浪迹远方打工。日月在重塑着大地的容貌和气质，也在改变着人的生活景致和精神气象，当某条路不再被需要时，路的结局必然是遭人遗弃，从而变得荒废。草成为赢家，此时的草显得无比的幸福——草尽管对我充满敌意，但看到如我一样卑怯的它们，终于挺直了腰杆，得以安生，我也和它们一样地高兴。

【作者简介：安黎，1962年生，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任职于《美文》杂志社。在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长篇散文《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那些家长》，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别样的发现》等十余部。数十篇作品被《作家文摘》《青年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杂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有数十篇（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获柳青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部文学奖、西安文学奖、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