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邮局

小镇邮局位于镇政府门前那条街的西侧，原先藏身于街道深处的一个小院，后来为了方便寄信人，搬到了街边。邮局一共有两层小楼，二楼有两间办公室，一间是局长在用，另一间空着，被我租了下来，用于写稿。

那是1998年前后，新世纪还没到来，人们的憧憬中都藏着一点激动与不安。想想那会儿二十来岁还年轻的我，想要在小镇上凭借一支笔当一名作家来养活自己，理念还挺超前的，福克纳不就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奥克斯福镇吗？

在成为局长的邻居之前，我在镇政府工作，一手写着公文，一手写着诗和散文，文学梦醒了又做，做了又醒。那会儿每天最盼望的事情，就是等待邮递员送来党政办订阅的报刊，厚厚的一沓，到达传达室后，看门大爷电话通知我下来把它们抱走。邮递员有时候忙不开，局长就会亲自骑着他的自行车送报，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小镇邮局我能记得的，只有局长和两名投递员了。尤其对局长印象深刻，因为他个子高高大大，脸庞圆润，表情憨厚，还总爱笑。我经常会在写不出字的时候，敲开他的门，问他玩牌不？他故作正经，板着脸说：“开什么玩笑，上班呢。”到了午饭的点儿，他端着餐盒扒拉着饭敲开我的门，带着点挑衅的意味说：“打两把？”

局长的牌技不怎么样，每次开始抓牌时，我心里都会叹息一声：“不好意思，又要赢钱了。”那个夏天的许多个中午，局长都会输给我二三十块钱，这份“收入”多数时候成了我的午饭钱，少数时候，我会邀请局长和两名邮递员下馆子撮一顿，炒辣子鸡，羊肉汤，酒足饭饱后各自踩上自行车红着脸回家。

两名邮递员从来不参与我们的牌局，他们偶尔围观，观牌不语，偶尔发言也是嘲讽他们的局长牌技不行但宁输不屈。瘦高个的邮递员，家中还有地，农忙的时候，赶时间送完信要回家忙农活，他家的农活，我也参与过，不过不是奔着干活去的，是为了干完活之后，在他村边的小酒馆里混上一顿饭。

矮胖的邮递员，是个整天笑嘻嘻的家伙。每逢我收到稿费，他就会挥舞着稿费单对我说：“又是一笔巨款，晚上哪里喝酒去？”于是，四个人便约好，街边熟悉的馆子里欢天喜地地小聚一下。菜也不多点，吃光了菜，又恶作剧地用馒头把汤汁蘸了吃掉。

有时候我去他们分拣报刊的房间转悠，想帮忙也帮不上，只能在一边闲聊天。高个子的邮递员会开玩笑：“大作家，又来视察工作了？”我也跟他开玩笑：“好好干，等局长调县里，咱们镇的这个局长就是你的。”“等哪天你调到北京了，别忘了我们，常给我们来信。”“北京那么远，我才不会去呐。”

那会儿的日子真好啊，轻松，缓慢，生活的乐趣也很单纯，中午打几把牌，晚上喝一顿酒，聊天的内容虽雷同，但仿佛蕴藏了别样的默契与乐趣。我像上班那样，每天早晨从家里吃完早餐，就骑车去自己的办公室，远远地看到邮局的那栋二层小楼，就有暗暗的欢喜。后来看到“天堂大概就是电影院的模样”这句话，总忍不住套用，在心里念叨：“天堂大概就是小镇邮局的模样。”

在小镇邮局“混”了不到一年，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了北京，决定下得很匆忙，但没忘记去和我的邮局朋友告别。局长在一个比较正式的酒馆请我吃饭，两位邮递员朋友也到场了。他们三个人都说“别忘了我们”，局长说“别忘了你还赢过我那么多钱呢”，两位邮递员朋友说“有稿费还寄我们这来，替你收着，回来喝酒”……大家说着笑着，仿佛我只是到隔壁城市的小镇出趟差，很快就能回来。

转眼23年过去了，我的这个“差”出得有点长，每年春节回乡过年的时候，忙里忙外也没去联系邮局的朋友，时间再长一些，就彻底失联了。每每想到故乡，我就会想起小镇邮局的这三位朋友，也会对友情有一番感悟：这样淡淡的，又如沐春风般的友谊，何尝不是人生的馈赠？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在我二十来岁的那段路程中，我不知道理想与追求为何物，也不知道孤独与惆怅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这或许是因为有邮局那三位朋友的缘故。正是有了他们，那段云淡风轻的日子才会如风干的牛肉，现在品味起来，依然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