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学》2021年第5期｜汤伏祥：自由穿行与年少无知的美妙

灯光在远处，暮色里，往来的车辆各自奔跑。不管夜色如何笼罩，道路已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那时，我顿然觉得不管眼前如何迷茫，远方如何遥远，我终究将抵达。

我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有一部车，也居然还会自己开车。这在儿时是不敢想象的。小时候，有过许多梦想，走过许多陌生的桥梁，攀登过许多险要的山峰，但对于车辆却是恐惧的。开车不是很危险吗？父母亲从小就这样说。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其实那是父母从小暗示的结果，是上辈人对机械敬畏的使然。中国步入机械社会时间不长，就是汽车这样再普通不过的机器，在中国流行也才几十年。行走大山，跨越田野，那是久远的事情；脚下生花，步行万里，那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旅途。父辈是这样，祖辈更是这样。在我印象里，我祖父几乎没坐过汽车，那我的曾祖呢？说他没见过汽车，那可能是我的断想，但机械化的玩意儿，他肯定是没怎么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暂，但到我这辈，居然自己买了车，还敢开、能开。这对于我来说，是想不到的，对于我祖辈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了。

天方夜谭，在今天变成了现实；不曾有过的梦想，今天在普通人身上闪烁着光芒。对于国家来说，也许它的进步是全方位的，但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进步，就是让梦想不再遥远，让远方不再孤寂，让遥不可及变得可及。远方，在暮色中展开，在灯光里消失。

开车两个小时，到达家乡。旅途有点疲倦，我却很兴奋。从乡下走出，奔向县城，接着又走向更广阔的城市。也许城市不是所有人的梦想地，也未必是所有人之归宿，但就人的视野、经历来说，城市无疑提供了多样、多彩的旅途，让梦想走得更远。我的祖辈、曾祖辈，没有离开过乡村，虽然知道朝代的更替，知道久远的历史，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是默默耕耘的土地。大山、江河，对于他们，是固化的符号。但汽车给我这辈人带来了惊喜，让偏远的山村不再封闭，让我也有机会从乡村到县城，再到更遥远的城市、山川。因为我的远走，自然也让原本困守乡村的父母，有机会同我远行。前几年，父亲跟我说，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坐飞机，能到祖国的首都，能见到都城的真容。中国偏远乡村的老百姓，他们终于也有了与过去城里人一样的梦想，也能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自由穿行。

自由穿行，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以为更不易的是这几十年人的思想自由穿行了。在我祖辈的时代，他们想都不敢想要去穿行，甚至有机会让他们远走他乡，也大多不愿意，他们守住一方，故步自封那是常态。到父辈一代，随着子女的求学远行或工作变化，原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也有机会一起跟随时代的步伐远行。这是我父辈这一代人的幸，也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庆幸，使父母有机会一起感受时代的变化，领略诗与远方。

我成长在闽东福安甘棠的一个乡村，说偏僻还不算。我曾到过许多偏远的山村，也曾走过一些荒凉的村庄，但相比而言，我所在的村规模还算大，交通也不算落后。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们步行大概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村口，然后搭乘三轮车到镇上。我曾去过我大姨家，路上要爬山两个多小时，人称她所在的村庄为“仙洋”，云烟缭绕，确实有如仙境。我还有个朋友，他家在可洋村，村名为什么叫“可洋”，我们笑话说，他家在崇山峻岭之间，没见过平洋（福安话，平原意），因此渴望（渴与可，方言发音同）平洋，即可洋。但即便像我家这样，地处平原，交通也不算太麻烦，祖辈也都固守田地，不能远行，那偏远的仙洋、可洋可想而知，更是封闭了。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一样也吹拂了仙洋、可洋这样的山村，如今那里的农民也都一样坐拥天下，一样出门打车，一样飞机远行。有梦想，就可以行走，就可以远行。

也许你会说，农民还是靠辛勤的汗水获得今天的生活，飞机远行等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还是奢望。这话不假，但今天的农民，已经拥有这个梦想。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呢？也许原因诸多，但可以归结到一点，那是时代改变了这一切，是我们的执政者把人民的梦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上大学时，从福安城关坐汽车到福州大概需要八个小时，从晚上的十点坐卧铺车，一路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才能到福州。如今，自己开车，可以一路观光风景，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来去自由的旅途。

人，自由，还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的吗？

回望过去，夜色已经笼罩，远行把车窗模糊，把灯光带来。我从福安到福州求学、工作已经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六年是福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腾飞期，伴随着撤县建市，迎来了福安的大变革、大发展，许多梦想在这里书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对它怀有深切的爱意。

人的思想远走高飞了，但许多过往却历历在目。我思想自由了，但干劲和憧憬也磨灭了不少。短暂的车程里，思索未曾停止，希望自己能重拾时光，能如过往一样勇往直前，也希望家乡能热烈拥抱时代，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宁德民中念书。初三那年，我莫名其妙地喜欢上文学。其实我的作文底子很弱，从小在农村长大，长期畏惧写作文，也没阅读过一本课外书，背诵不下一首课本以外的古诗，到了中学，才知道自己与城里长大的同学的差距。初三下学期，写了篇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于是就做梦自己可以写出好文章。上了高一，没有担任班干部，心里有点失落，就不甘寂寞地练起笔了，一周写一两篇作文，请语文老师林国清批改。大概是高一下学期的一天，我莫名地冲动起来，想成立一个全市的校园文学社联盟。老师在上课，我就在下面草拟章程，一口气把章程草拟得有模有样。然后，趁着周末，去了福安师范、宁德农校、福安一中、福安十中。那时，福安师范离民中很远，但我徒步到达，一点都不觉得累。我打听这几所学校的文学社，找到负责人。我暗下决心，成立一个学生组织，把笔友们聚在一起，共同学习进步。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么一股韧劲，找到福安市文联的郑万生副主席，他和蔼可亲。我去他的办公室、去他的家，就希望能把校园文学社纳入市文联，在他的领导下成长。他耐心为我出点子，让我去找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主席余挺。我打听到余挺的家，就这么冒昧地去打扰他，他倒也没有回绝我，说问问看。努力了一阵子，发现成为市文联下属单位的组织架构行不通，因为一个协会的成立，首先要获得市民政局的批准。

我找到民政局，找了当时管社团工作的同志，他告诉我，一个市级学生组织要成立，首先要征求并取得所发起学校的同意。也就是说，我要先从自己所在的民中做起。我只好回学校找校德育处绍康主任。他对我这样的行动，大概有点纳闷，但没批评我。他明确告诉我说，现在成立社团审核比较严格，即使他同意，其他学校也未必同意，市里领导更未必同意。但我还不死心，去找民政局的负责人，他说，你实在想的话，也可以去找找市长。这也许是一句玩笑话，但我却很上心，暗暗了解了市长的办公室和住家。在一个夜晚，我到了市委院子后面的宿舍楼。门卫保安不仅让我进了大院，还给我指路。我到了钟明森市长的家，敲开了他家的门。在他家门口，我把材料递交给他，说我要成立一个市级校园文学社。钟市长和蔼可亲，我把事情讲完，他让我先回去，他了解情况后再定。

我当时还只是一个高一的学生，起码的民事行为能力都不具备，但却要这样折腾成立一个组织，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也是滑稽可笑的。也许是青春年少无知吧，但就是这样鲁莽冲动，却没有人因为我的无知而阻挠我厌恶我，那些在不同岗位上的人，从市长到门卫保安，都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让我的无知变成一股青春的美妙，积淀在我的过往岁月中，并灼灼闪耀。后来，在民中副校长林梅生的支持下，一个松散型的校园文学社真的成立了，挂靠在宁德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下开展工作。我成为第一任社长，后来还出版了社刊《天马》。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离开了福安这个青春的城市，来到更大的城市求学、工作，但那段无知的岁月，恰恰给了我一段难得的历练，我后来真切地喜欢上写作，真切地折腾出一些文字，到大学后还主编学生刊物《闽江》。这些都是缘于我在福安无知的折腾，更是那个年代，那些没有架子的师长、领导给我的鼓舞与鞭策，是那个年代的韧劲、激情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勇气。筹建文学社的过程让我知道，只要有梦想，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行动，一切都将有回馈。

热爱文学，给了我成长的灿烂，让思想得以自由地驰骋；在福安求学时，还有一事，也让我终身受益。在高一那年，我和同学钟连木突发奇想，准备成立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组织在高校里常见，但在那个年代，在中学却是少见的。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极大认可，在政治老师雷进生的直接指导下，在很短的时间，我们真真切切地学起来，虽然当时对这一理论的理解还不深刻，但对我的思维训练，对我后来的理论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和小组成员一起去天马农机厂调查，写出了相关论文，提出股份制改造等，其中一篇获得福建省教育厅组织的科技小论文一等奖，奖金一百五十元。这个小组的理论学习，我不知道连木同学后来是怎样的体会，但对我来说，那是一生的财富，尤其是参加工作后，我对于理论越发感兴趣，虽然水平不够，但我以为，理论定能把问题看个透彻，定能让自己在迷茫中把握前进的方向。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我热爱福安这片故土，在撤县建市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与她再次亲近，驾车前往看她、抚她、爱她。福安养育了我，让我青春的年代有了美妙的瞬间，让我将无知练成了勇气。今天，我怀念所经历的点滴，怀念思想的驰骋，也怀念自己的勇气，更怀念这片土地上勇于创造机会的人们，以及这个勇往直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