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学》2021年第5期｜王川：时间废墟上的绵延

置身许多难以抵达或难以涉足之地，总有些遗憾相伴而生：遥远的、壮丽的、一生都不可能忘却的地方，大概命定只能经历、见识一次，停驻一刻，然后，它们仍永远在那里，而我却一步步远去，并慢慢消失。

当我在涅瓦河畔徘徊，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流连忘返的时候，这种感触便曾袭上心头。当我惟一一次站在箭扣长城的“北京结”上，远望绵延的群山和耀眼阳光下那无际的苍茫，这种感受越发强烈。毕竟在我们的土地上，再来也是有可能的，然而内心告诉我，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又是对人生渺小的肯定。我感到羞愧。像长城上掠过的一缕风一样，这羞愧又很快拂过，它与生命中其他时段的任何羞愧都有质的不同，毕竟，我站在了长城那古老的砖垛上，可以俯视令人战栗心惊的深渊，更能够放眼与时间同在的永恒与浩瀚。如果抵达遥远的他乡只是借助一次机缘的出现，那么，出入险境则完全依靠一己的体力和意志，包括对危险稍许的胜算。只有在经历并战胜了艰险之后，自足与欣悦才会融入时间的衡量或一个安稳的梦中，才能掂量出一个瞬间的可贵或微不足道。所有的回忆都是如此，临渊的凶险或经历的痛苦被过滤掉，回味中那想象的美便拥有了一对飞升的翅膀。而在艰难攀爬的时刻，我关注的惟有自己肉身的沉重与内心的恐惧，长城与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不管它们是否仍横亘在我有限的知识领域里。它们既不是此在，更不是彼在，却决定性地衡量着我微薄的命。而所有的危险过后，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农家享受着怀柔当地的虹鳟鱼和美酒，看着突然变得极其鲜亮与柔美的黄昏光色，我忽然想到了古人的所谓“壮游”，李白、杜甫他们都有过的那般经历，大概是文人、诗家的一个传统吧，在年轻时代就要尽力完成，无论此后是否会受命运逼迫，在生存的困顿中颠沛流离。我理解的“壮游”并非其原意——趁着壮年去游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而是，有点“悲壮”，有点“豪壮”，有点“壮烈”，甚至略有点“自残”的意味，是挑战身体极限而非增添诗意的那一种；当然，这不可能是持续很久的生命过程，只是为了体验生命中本来就十分罕见、稀缺的某类瞬间，比如冒险。而这个“壮游”的时间点对我而言即将过去，我几乎是利用了它最后的节点选择了长城：不是八达岭，不是居庸关，更不是老龙头，而是危机四伏却雄奇无比的“野长城”——箭扣。

在攀登箭扣之前，“箭扣”这俩字不止一次催发过我的想象，我只能越过那些从小就熟悉的长城照片的边缘，闭着眼睛去猜测它可能延伸的方向和矗立的位置，却终不得要领。我也不能用几乎倾圮殆尽、被荒草掩埋的齐长城去揣摩箭扣的模样，尽管历史上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我的家乡，我也多次涉足过那些山脊石梁；甚至还在异乡，河北宣化的山里意外目睹过一段燕长城。但它们大都被时间“风化”，即使也曾绵延千里，其体量、长度均无法与万里长城相比。明长城6700多公里，现今看到的长城遗址多半是明长城。如今，它们的“风烛残年”持续地向地下沦陷，隳颓如最后的告别，更在瑟瑟秋风里增添着视野中的苍凉。

尽管北方的长城也是时间的遗迹，被人更形象地喻作“时间的遗骨”，它却依然拥有更庞大、清晰乃至“壮硕”的“骨架”，足以隐藏更多历史谜语。每一块方砖组合成长城这部史书的页码，沉重而斑驳，无人能够翻动。那是数代人用血肉和生命堆砌的见证，用比战争更多的死亡圈起的一道保护帝国安全的“堤坝”，可以保证帝王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还可以让寂寞的深宫响彻雷霆震怒或浪声淫笑，且不被觊觎的眼睛与耳朵看见、听到。当代西方学者丹尼尔·施瓦茨说：“‘墙’作为一种建筑要素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万里长城是墙这一观念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体现，它将人类区分为‘我们’和‘他们’，将世界划定为‘里面’和‘外面’。”（转引自曹艳兵《卡夫卡与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48页）这是一个用密闭而高耸的城墙圈起的帝国，德国18世纪的精神领袖赫尔德尔曾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这样形容他：“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他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他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他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他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1853年，马克思也说过类似的话：“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暴力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护在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转引同上，14页）城墙、棺木与“堤坝”具备同构性，封闭、圈囿、防卫、保护是其一致特征。然而，有形的“堤坝”不会永存，无法抵御时间的洪流与崩溃的命运。与之相比，倒是许多无形的“堤坝”会以文化沉积的方式保存下来，让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难以突围，甚至陷入某种“强制性重复”。稳态的重复只能在封闭、安全的环境下进行，长城该是一个多么绝妙的屏障。屏障阻止了所有的对外通道。当然，有时也会打开一条窄缝、一扇和亲的窄门，将美丽而高贵的“公主”或王昭君们输送到塞上、漠北，随即，又将大门紧闭。事实上，长城也从来不曾彻底封闭过，作为汉文化与游牧文化、农耕文明与游牧荒野之间的相互交融地带，长城两侧民间的贸易与通婚一直存在，“有时甚至还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胡汉混合的社会生活。中原的统治技巧和军事技术增强了部落的实力。而且，真正成功征服帝国的外族联盟，也诞生在这片区域。”由此看来，长城的意义或仅存在于统治者，而在民间大地，只有生活与繁衍。万般无奈中，帝王们以极小的代价获取和平，这“极小的代价”却是中原的物产、所谓的“加封”和一个个女人悲凉的一生。对“出塞”的女人而言，跨过长城就是永诀，此前的生命和此后的生命被长城“拦腰截断”，前路漫漫，不可预测。我相信，女人与长城的精神性关联，就是回望故乡时，她们对那连绵的阻隔投去的最后绝望与决绝的一瞥。这大概是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与长城惟一的关联吧，仅仅出乎揣测，让我的想象变得可疑。女性从来都不可能打开长城的缺口，她们只能让那道关隘的大门再次紧紧地封闭，她们的身影只会在长城下出现一次，并很快走远、消失，再不留下一丝痕迹。因为“长城是以男性为主题的阳性空间，它展现的是力量、硬度与持久性，是一个长期凸起于历史地表的空间形象，在经过了复杂多诡的转变程序之后，长城最终成了一个象征，一个标识，一段谶语，一种炫耀和夸饰，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女性无关。”（祝勇《长城记·芳香的身影》）也许是的。但我仿佛仍然看到了无数女性的泪水，听到了无数女人的啼哭。在民间，那些泪水更为缤纷滂沱，那些啼哭更为撕心裂肺。

1991年，我曾在北戴河的海滨看到一座孟姜女的汉白玉雕像，没有女人走过去与她合影。直到今天，她们还忌讳遭遇孟姜女般的命运，哪怕仅仅是与夫君的长别离。她深切眺望的目光里似乎始终游弋着一道死亡的阴影，那阴影从历代不同的书籍中垂入她的眼眸，并扩散为某种群体记忆。那其实是长城的阴影，如一条不断生长的噬人巨蟒，在帝国统治者的手里不停地挥动。因为无数人的生命被剥夺，长城建立起来的安全屏障终于被集体诅咒，其中之一，便是试图通过孟姜的哭声与眼泪将它震崩、冲垮，八百里的“长城亭障”“长城塞”瞬时化为废墟尘土。这类幻想与愿望，与“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如出一辙。但我始终相信它们的积累效应，就像再崭新的长城也抗拒不过时间的积累一样。那些长城的督造者，从蒙恬到徐达，虽然根本无法体会兵士、匠工的悲苦，更不会关注到民间 “孟姜女”们的群体性不幸，但作为任君王随意摆布、生杀予夺的一枚棋子，在死亡的一刻，难道心里没有产生过与孟姜女同样的恨与泪、同样的对他们亲手筑就的长城的诅咒吗？尽管我不能以当代理念简单化地揣度他们的所谓“愚忠”，然而我依然不信。

今天，长城已经彻底变作了壮丽的景观和民族的骄傲，它从帝国命运的“预言书”（祝勇《时间的遗骨》）化作了“民族脊梁”般的伟岸象征，人们甚至曾“骄傲”地宣布：在月球上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人间建筑就是我们伟大的长城，这当然不可能。从漫长的憎恨转为高亢的歌颂，恰恰是因为长城彻底丧失了它的实用功能，它徒然矗立着，只用来让人仰视、敬慕、攀登，而它背后的朝代，那些风雪、疾雨，那些残暴、血腥，早已淡出人间的视野、人们的记忆。孟姜女的塑像离山海关不远，它们今天的并存，好像不是在强调一位古代女性与长城的关系，而是在说明先人与长城的“不共戴天”早就远去，望夫、尽节、葬身的代价，已经不再进入当代人的价值系统。没有人再想做孟姜，无数人却盼登长城。悲苦的烈女与革命的好汉分别归属了不同时代，长城似乎变作了一道隐形的“分水岭”，不只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地理分野。孟姜和长城也已然成为历史的符号与修辞，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过来使用，已无切肤、切骨之痛，比如用“绿色长城”喻称宁夏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比如用“自毁长城”比喻主动削弱自己的力量，比如用孟姜女的故事教化懵懂的孩子，等等。

从怀柔进入黑陀山，我感到一下子陷入了峰峦、山石、树木的包围之中，没有一条路指向仰视可见的长城，但似乎所有的小径又都通向那里，可以任人行走，长城是惟一的目标。大自然最初在这里布置的迷宫丝毫没被篡改，那些山、那些茂密而杂乱的植物、那些滚落的乱石，仿佛仍是秦人、汉人、唐人、明人、清人曾经见到的样子。覆盖在头顶上的蓝天白云依然如故，我甚至怀疑那些飞过的鸟和蜂蝇也来自远古的时空，告诉我刚刚停息的战况。昨天和今天消弭了界限，时间一下子浓缩在一起，空间似乎挽留住了时间。一切簇新，展眼都是老干、枯藤、蓬蒿上新萌的绿叶，空气也如我置身此处的五月一般干净明亮。五月是长城最美的诗，片片花云在长城两翼漂浮、漾动。

然而，当我穿越了几座安静的村落，沿着迤逦曲折的小径，窸窸窣窣地踏过无数的草棵、荆丛、山岩，在气喘吁吁中第一步踏上黑坨山长城的时候，时间忽然展示了它蚕食与雕刻的力度，它的显现一度让我的脚步变得犹疑不决。沿着险峻山势起伏腾跃的城墙，已经严重风化，到处是不堪重负的断裂、坍塌，以及堞墙与女墙之间倾斜近70度的碎石、泥土坡面。有关长城的想象荡然无存，无疑，它的确早已成为岁月的遗迹。也许，残缺、颓败、荒废、倾圮、苍凉，才应该是它呈献给世人的样子，一座崭新的长城是不可理喻的，修复一新的幻想不但疯狂而且荒诞。而一座狼烟四起、箭矢如雨的长城则属于黑暗的史册，一座破败的长城将留待岁月的进一步侵蚀、粉化。用手抚摸斑驳甚至表层酥软的青砖，仰望头顶上方一抹自在漂浮的流云，我思维漫漶，心无所住。“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簇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乎？”不，在时间之内，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逐渐消失的过程，甚至“出现”，也是为了必然的消亡。时间划过，留下创口与遗迹。它是吸纳一切的黑洞，是根本不存在谜底的最大谜语。把时间比作河流，完全是人类思维的局限所致，“逝者如斯”，你可以顺河而下，也可以逆河而上。但时间却无法上溯，因此，它无力复原事物与历史，令时空倒转，让往昔重叠。与时间相比，长城倒更像一条支流众多的“北方的河”，借助双脚，你可以行走于它的任何“流”段与“时”段，在完整与残缺、裸露与隐蔽、耸立与凹陷、奔腾与干涸间，进入时空的多维。仿佛看见“时慢尺缩”的“时间扭曲”（爱因斯坦），你可以把每一个垛口看作生命史册的无数个组接点，那一眼望去的无数个重叠，无需借助任何词语复活。所谓史书，不过是一堆词语、一片片从人类身躯上掉落的肤皮而已。尤其站在高空下坍塌的石阶上，你甚至会出现幻觉，目击许多生存过往一并浮现于脑海，就像阻断步道的那些疯狂的植物，那些看似被淹没实际却铭记于心的痛楚，像风中的树叶被阳光点亮，似无数个瞬间，正翻飞着闪回；眼前茂盛的蒿草，摇曳出诸多无缘的怀想。“往事乾坤在，荒基草木遮。”对于长城，我只是个外来者，我的生命尺度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卑微和短小，连毫末都算不上。也许正因此，才令我不自觉地内视到被放大的不堪回忆。只是长城的“回忆”更为痛彻、漫长，要通过无数代人的慢慢苏醒。然而，那些被埋葬的尸骨再不会从乱石尘土中站立起来，那些流淌如河的血液早就失去了滋养荒草的肥力。我的眼前，漫山遍野的植被春生夏长，仿佛正是执行着一年一度默默而无效的呼唤。“惆怅梅花落，山川不可寻。”在山川之上，梅花只开在梦中。

箭扣。是的。如果能清晰而全面地目睹这个对冷兵器的借喻形象，或需要站在高空俯视，至少也要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我想这一定是某个将军对这段长城的命名，他甚至不止一次站在某个最高处拉弓射箭，并恍然领悟到眼前这段长城的状貌类似于他须臾不离的把玩之物，而且，这个命名是如此贴切，充分展现了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他一定觉得这是天才般的闪念或神示，并为此沾沾自喜。与所有兵士一样，虽然他也只能看到长城的片段，熟稔为数不多的烽堠、台墩、谯楼以及视域内蜿蜒起伏的墙体，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整座长城的想象力，而且他将负责护卫的这一段长城，当作了帝国弓箭上的关键部位，并用一个妙喻让它具备了阳刚的审美。我对“箭扣”命名的赞美超过其他，因为它让站在城垛上的我仿佛听到了时间深处那一根根弓弦迅疾有力的绷响。毋庸置疑，边关将士，无论哪朝哪代，手中紧握的不止金戈弓弩，怀中揣紧的更是家国故园。也许，他们经验最多的是“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李益《登长城》）“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刘禹锡《经檀道济故垒》），目睹更多的是败城遗堞、如麻僵尸，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从未缩减“横身为国作长城”（晁补之《复用前韵遣怀呈鲁直唐公成季明略》）“万里长城家，一生唯报国”（韩翃《寄哥舒仆射》）的雄心斗志。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文字中，人们看到的是另一座身躯与心灵筑就的长城，它比长城更雄伟、更坚固。当然，更坚固的“长城”是亿万斯民，即使坚硬的砖石能一次次抵挡进攻的铁骑，也无法抵挡来自内部的民心相悖。“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康熙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其先人在长城之外发起的一次次围攻与失败，也一定明了他们最终何以轻松入关的深刻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的长城早就开始松软、垮塌了，这个过程与统治集团的腐败加剧并行不悖、协调一致。

多少个世纪飞逝匆匆，

它跟时间和风雨对抗；

它在苍穹下屹立不动，

它高耸入云，它远抵海洋。

它不是造来夸耀宇内，

它为民造福，担任守卫；

它在世界上无出其右，

但却完成于凡人之手。

这座古代的坚固的建筑，

它对抗着风雨和世纪，

保护万民，它就是长城，

给世界和鞑靼荒漠分界。

（《席勒诗选》，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这是席勒眼中的长城？如果他到过中国，到过长城，他的诗篇绝不会只是无上赞美，如果赞美仅仅是针对人间造物或者文化产物，诗歌的向度也不会如此单纯。也许，在描写长城的外国作家中，只有卡夫卡提供了更为复杂、丰富、深邃的文本。卡夫卡和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都写过长城，在他们眼里，浩大的空间距离转化为具体的物质间隔，长城的最初意义仅在于保护帝国安全；而巨大的空间扩展和永恒的时间延伸，则使之成为了“人类雄心与野心、欲望与绝望、此在的有限性与存在的无限性的象征”，“建造长城既是帝国绝望的表现，又是反抗绝望的表现，这是一个悖论。”（张德明：卡夫卡的中国想象——解读《中国长城建造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2期）任何悖论都有荒诞参与其中，长城最终还是被抽空了，它所肩负的使命和帝国愿景，在白云岩的墙基和烽火台的青砖刚刚开始风化时就已经远去，那些遗留下的名字：南大楼、鬼门关、箭扣梁、东西缩脖楼、东西油篓顶、将军守关、天梯、鹰飞倒仰、九眼楼，均来自后世的想象与描绘，长城从山下的砖窑中走来，又与砖窑一样熄灭了烟火，变作了遗址。只有长城下的无数个村庄，仍繁衍着长城修建者的后人，那是长城建造者们活着的血脉。

卡夫卡自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否因为他深刻感受到了生命的围困与突围的悖论，包括对他所处的奥匈帝国衰败的失望，才对异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莫大兴趣？尽管他对神秘的中国根本无法作更深的了解与解读，但他自己的内心本来就存在一个无法推倒的“长城”，一个跨文化的“长城”，促使他时时刻刻试图“出走”。围困与逃离构成了他作品的荒诞与深刻。他心中的确有个中国情结，遥远、神秘、浪漫，构成了一切“出走”的理由，至少在虚构的文字中获得了某种满足，于是，一则诗性寓言由此诞生。

只要生存，就有围困；只要围困，就会出走。难说攀登箭扣于我不是如此。

不止一次，我在许多国内外摄影家拍摄的照片里看到过箭扣这段明代长城，作为最险要的一部分，它给予人的美，类似交响乐的华彩段落，以混响交织的旋律，挟裹着每一段扬抑的起伏、每一个明亮的音节，持续不断地涌向远方的高潮。摄影机只能捕捉和凝固其中的一个局部、一个刹那，有限的方寸之间，我难以将起伏跌宕的乐章尽收胸怀，更难以在脑海里拼接、落实每一个具体细节。箭扣长城在画面上出现着四季的轮转，花海、植物、皑皑白雪、蓝天流云，只能作为衬托它的背景存在，仿佛以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的轮转，一遍遍反复阐释着它永恒的雄险、峻峭和妩媚。没有人能够拍出完整的箭扣，正如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它一样，即使踏遍它的每一层台阶，登上它的每一座城楼，它仍然在远处，包括大榛峪、黑坨山、慕田峪、连云岭上的长城段，它们与无尽的山峦与天空融为一体，穿越、飞升，你可以用一生的精力在空间上丈量它，但你的脚步不可能跟随它进入时间的赓续。长城是阅读不完的一部书，时间依然在书写它剩余的那部分，永远都不可能完结。

我想象中的箭扣是一个阵地的制高点，是战争双方拉锯、拼抢的核心，其形如“扣”。但所有的描绘都概括为一句话：它“蜿蜒呈W 状，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那么，它是一段20多公里长的唐代、明代长城的总称，东边是慕田峪，绵延入古北口、山海关，西边是黄花岭，与八达岭相连。当我站在南大楼上环视尽收眼底的城墙时，也没有分辨出箭扣的模样。但一个命名，却让它充满了历史的动感与张力。所有的箭矢带着重力加速，如豪雨一般向下方扑去。我忽然明白了为何喜欢在城墙的凹口和城楼的拱窗边驻留，每一处都是张弓射箭的所在，清风迅速地拐过一个个出口，像看不见的时间之流，携带着某些喧嚣与劲响，朝山下蔓延，继而滋润出了一片片茂密葳蕤的灌木，用横陈的苍翠掩埋了人与墙的轰然倒塌，在晕眩的幻觉中，我睁眼看到了令人绝望的壮美。

几乎整整一天，我沿着箭扣行走，在能行走的地方，我用脚；在无法行走的地方，我手脚并用，甚至仰地滑行。箭扣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历险，第一次是在郭亮悬壁隧道的窗口垂降。我由此记住了长城的艰险，此后，当我登上八达岭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人工修缮只能消减长城的魅力。人们避开了危险，同时失去了巅峰体验。这种悖论只能在身体上升到某个高度、甚至面临绝壁和深渊时才能出现，就像人生一样。

然而，只要有承接身心的点，我就不想放弃。在“天梯”上垂降的时候，那些“点”是一棵棵从直立倒塌的城墙上橫逸而出的树，我信任它们，将背包扔下去之后，用了几乎一个小时的时间依次抓住粗粝的树干，终于从空中抵达了地面。攀登“北京结”对我而言是最大的挑战，没有一个台阶，城墙内部是几乎垂直上下的坡面，粉状的土层根本无法错脚，只能沿着一人宽的城垛手脚并用、心跳如鼓、腿颤如电地躬身徐徐上升，身子左侧就是数十米的长满灌木的深涧。所谓如临深渊——事实是“正临深渊”。那个过程是那么“漫长”，仅比肩宽的城墙时刻提醒我全神贯注，不敢退缩，也无法退缩，只能硬着头皮一点点向前爬行。没有人胆敢站立着行走，如果城墙宽到毫无跌落的风险，也没有人让姿态变得如此狼狈。终于到达 “北京结”，靠在那两棵并不高大却十分著名的松树干上拍照时，我感到双腿仍在颤抖，摆动如树枝上被风吹动的红丝带。“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下我明白了，不是因为距离衡量着好汉的标准，而是因为危险，而这危险根本就是发自人的内心，源自自身深处。如果前行的道路横在半空，也变作仅比肩宽，能有几个人不心生恐惧？恐惧的结果很有可能便是骤然跌落。

黄昏时分，已经走近“鹰飞倒仰”，那也是一段垂直坍塌的城墙，名字很形象，雄鹰落在上面，身子也是倒挂着的。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它，但偏有人带了攀援绳去挑战，体验悬垂在半空的刺激——抑或恐惧，同时也是高潮般的窒息。我选择了退避，我所有的水都喝光了，饥渴难耐令我失去了信心，于是选择一个收费的铁梯子，再次面对长城的躯体徐徐下降，然后松开箭扣的最后一角衣襟，与它深重地道别，我知道这是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

与箭扣的“亲密接触”，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不过是横穿而过。在不间断的行走中，遇到了很多背包客，其中有不少黄发碧眼的西方人，甚至在城墙和乱石间奔跑的狗。有一刻，我非常羡慕那条黄狗的体力和攀登能力，然而它并不知道蹄下就是伟大的长城，它的气喘吁吁不过是由于广阔天地给予它的自由与兴奋，它本能地表达着对主人放任的谢意。于是，这条兴冲冲在我身边腾跳而下、呼啸而过的狗，让我对长城的记忆多了另一种可能性。

对于长城，我不过是过客。人生羁旅，时间可以忽略不计。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过去，只有它依然以残破之躯蜿蜒在中国北方的大山之中，像一条腾起的龙脊，以坚硬的外壳抵抗着岁月的磨损，抵抗着风雨的侵蚀。它的身姿依然千变万化，在每一个接近它的人眼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它提供着无数条进入它的通道和无数个观察它的视角，但即便在一个高处俯视，心里的角度也是仰望，这是长城的奇特之处，因为它总是凌驾于群山之上。

在箭扣脚下西栅子村回眸，箭扣宛若在面前，对讲机里仍能听见上面朋友的喊话。在一处农家堂屋里，我看到悬挂在墙壁上的四方红旗，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居然有我的几位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季节，如我一样从箭扣下来，在此度过了一个夜晚。箭扣的诱惑在他们龙飞凤舞的一笔一画间呈现，他们似乎记录了一段酣畅淋漓的生命行迹，尽管短暂，却有着最为壮丽的背景。

疲倦并没有随着夜色降临。举杯豪饮中，我始终目视着箭扣，直到它渐渐沉入暮色，与夜空融为一体。此后，我再次翻阅了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文中的几句话令我回味良久：“团结！团结！肩并着肩，结成民众的连环，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少得可怜地循环，而要欢畅地奔腾，通过无限广大的中国澎湃回环。”（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遥远的中国让卡夫卡着迷，如果他真的登上过长城，他会选择在我喝酒的小村子里与他心爱的朵拉住下来，并在夜晚的梦中一遍遍在长城上空遨游。

夜深沉，村中的狗叫早已停息。黎明的熹微中，身边数位同伴依然鼾声如雷。我在梦中醒来，睡眼惺忪，却仍记得那句一直在呢喃的话：“妈妈，我登上长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