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何兆武先生家收书

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9岁。何兆武先生于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他的口述史《上学记》被评价为“一部民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朋友圈里看到何兆武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很是难过。说起来其实有好几年没有去拜见过何兆武先生了。此前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每年有那么两三次，他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里收那些他不要的杂志和书。我开书店19年以来，去过许多人家收各种各样的书，其实有些时候，是“目的在书外”，去何兆武先生家就是一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书商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收那些好卖而且能赚钱的书才是正路，这才是做生意的出发点。但是何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他的藏书要捐给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资料室。我不知道他是否说好了，但看他坚决的态度，应该是打过招呼的。他从社科院到清华任教，又在清华园里住着，对这里自然是很有感情的。我没有试图动员他卖过他真正的藏书，不管这些藏书的市场价值是高是低。他有一册胡适的旧藏，是他在旧书店里买到的一本外文书，有胡适的签名和少量批注，他给我看了一下，不过外文书的名字我没记住。还有一次，他拿出一套线装书来，说这是他年轻时候买的，李义山的集子，是个多色套印本。他那时候与版本学家王重民是邻居，曾经问过王先生这部书如何。王先生说还不错。他就一直珍藏着，这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线装古籍之一。他曾经咨询过是否有影印出版的价值，但是被出版社否定了。他说的时候，也不免有一点点的失落。他问我：你知道哪里收这书吗？我说：我就收啊。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我只是个收旧书和杂志的。

何先生好像也没有藏书的概念，他只是把自己需要的书集中起来。我没有仔细看过他的书架，因为自己是个收古旧书的，看别人的书架好像是在提前验货，对书主来说，感觉很不好。除非是书主邀请或者特别好奇了，我从不主动提出来看他有什么书。他的家里地方不大，书房也很小，书的码放也比较随意，当然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规律。我只记得书房一角的书柜顶上放的都是出版社给他的样书。他这一辈子，翻译的书远超过自己写的书，这种工作在职场来看，是很吃亏的，因为更多的是为别人服务，正如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讣告中所说：“惠及中国学术界一代又一代学人”。

他作为作者的书，销量最高的应该是《上学记》了，可是何先生并没有拿这本书的稿费。他说，这是文婧整理的，应该算她的成果，所以稿费也没有要。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何先生的宽容与善意。

话说回来，既然去收书目的不是为了“生意”，那是为什么呢？我虽然没有能成为一个学者，但是对于真正的学者都抱有万分的敬意，有机会能进入他的家，在收书的时候能跟他聊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就是最好的学习吗？在何兆武先生家如此，在王世襄先生家也如此，还有许多我尊敬的学者，其实去了多年，他们都没有卖什么真正值钱的书给我，大多只是处理杂志和普通的新书，都是因为家里堆不下才想起来淘汰的。但这种面对面聊天的机会，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跟何先生聊天内容当然主要是历史，我会问他很多过去的事情，对很多已经过去的事情的看法，偶尔也问到现在的人和事。因为当时并没有做记录，说的内容大多数已经忘记了，有些特殊的会一直记住。他对历史看得很远很久，话从他的嘴里都是很淡然地说出来，不紧不慢的，但是每一句都沉甸甸的，值得反复回味。

对于某些历史，他不选择原谅，但是对于个人，他大概总是选择体谅的。比如，有的人曾经举报他“崇洋媚外”，是什么事呢？因为他上班不爱带馒头，爱带面包。他说馒头还要热，面包则直接可以吃，只是为了方便而已。他笑着说：那个时候，揭发他这个的，就是好人了，因为总要说点什么才能过关。

如果我不是个开旧书店的，哪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听他说这么多呢？能为他这样的人服务，是我的荣幸。换句话说：冲这一点，就值得把这行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