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1年第4期｜张执浩：自撰平生

有人大器晚成，有人年少有为，终归都是一生，终将都会被兑换成命运。但是，倘若从文学成就的角度去理解，我们便可以瞬间忘怀命运的公正与否，因为对于每一个写作者而言，生命不到最后一刻就无法评估其价值和意义，贫顿也罢，荣贵也好，无论是颠沛流离，还是顺风顺水，都是生活，而生命则是所有这些生活的总和。在整个唐代的文人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出比杜牧更幸运的人了，无论是从出身来讲，还是从个人才华来看，他都算得上是一个被命运格外宠爱的人。首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祖父：杜佑，在政局动荡的晚唐，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杜佑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臣，他在任上花三十多年时间编纂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这部内容恢宏的典籍共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典，爬梳了从远古黄帝时期至唐朝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可谓蔚为大观。“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驰皇王。”这不是诳语，这是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的真实描述，其自豪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在这样的家境里成长起来的杜牧，无疑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浸染，自幼就养成了学以致用、经世济国的胸襟，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将个人的才华与社会民生紧密相连，视报国立业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取向，即便是置身于宫廷党争的漩涡之中，这一志念都根深蒂固，未曾动摇。《阿房宫赋》是今存杜牧最早的作品，写作此赋时他才年届二十三岁，此赋以史为镜，纵横捭阖，讽谏劝诫，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由此可以看出，关注现实、有所作为乃是杜牧最基本乃至最基础的文学态度，而这一态度后来虽然因朝局紊乱而有过短暂的游移，但最终还是贯彻了诗人的一生。

公元803年，杜牧出生在长安城南一座阔绰丰饶的庄园里，这座名为“朱坡”的园子是当朝丞相杜佑闲暇时的养生怡乐之地，也是当时长安一带最好的田产。这块平川位于少陵原与神禾原之间，村舍相接，阡陌纵横，绿树成行，汉高祖刘邦曾将这条川道封为武将樊哙的食邑，“樊川”由此得名。“杜曲花光浓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诗人杜甫早年曾在这里生活过十年。而另一位诗人崔护也曾在此留下过千古名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童年生活的闲适美景对杜牧后来的人生影响极大，每当仕途受挫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忆起早年的朱坡生活：“下杜乡园古，泉声绕舍啼。静思长惨切，薄宦与乖暌。”这是杜牧五言排律《朱坡》里的诗句，我们从中不难读出诗人对故园的眷念之情，犹如李长吉笔下的昌谷一般，故园总能给沉浮宦海的游子以慰藉疗伤之用。杜牧在外放羁旅途中，每当看到身边熟悉的景物，就会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故园朱坡的追忆之情：“烟深苔巷唱樵儿，花落寒轻倦客归。藤岸竹洲相掩映，满池春雨鸊鹈飞。”（《朱坡绝句之二》）但凡有过完整而美满的童年生活经验的诗人，似乎都有着难以割舍的田园农耕的文学情怀，无论是王维、孟浩然，抑或是李贺，都有相似的隐逸冲动，杜牧也不例外，他自号“樊川”，而这一地理方位也是他的精神方位。杜牧十二岁那年，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卒，杜家由此进入了困顿衰败期。“某幼孤贫……长兄以一驴游丐于旧亲，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念所记者凡三周岁。”这是后来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所述，虽说有些言辞夸张的成分，但说明他至少有过几年的生活困苦期。而事实上，杜牧当时还是从祖上继承了三十多间房屋，但因为家中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只有靠变卖家产维持生计，日陷窘境，这倒是真的。由于杜牧的父亲官阶不够，“门荫”特权也无法传给后人，因此，杜牧唯有苦读，通过科考进入仕途。825年，杜牧写出了脍炙人口、广为流布的《阿房宫赋》，从而一举成名。三年后的春天，他如愿以偿进士及第，随后又顺利地通过了由唐文宗亲自主持的制举殿试，被授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之职，由此开始了他体面的仕途生涯。“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及第后寄长安故人》）春风得意的欢快之情让年方二十六岁的杜牧不免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杜牧早期的从政经历与时为江西观察使的沈传师有关，沈传师是杜家的故交，兴许是出于呵护故人之后的目的，在杜牧进入职场后不久，就将他召于自己幕下，以便让年轻的杜牧有所历练，又不至于被狷狂的心性带偏。杜牧曾著有《上知己文章启》，即是干谒沈传师的，表达了他对沈传师的感激。不久，杜牧随沈传师转至宣州幕府，其时沈传师之弟沈述师（李贺临终托稿之人）也来到了这里，并纳幕中歌妓张好好为妾，几年以后张好好为沈述师所弃，流落至洛阳，以贾酒为生，杜牧在洛阳重新遇见她后，于感喟之余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张好好诗》，以“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开篇，到“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收笔，极尽伤怀之情。后人对此诗多有攻讦之论，甚至据此认定，杜牧乃轻薄恶少，热衷于猥亵淫艳之词，譬如：“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云云。其实，杜牧作此诗的缘起在于伤悼感念沈传师的知遇之恩。为风尘女子作诗古来有之，最有名的当属白居易的《琵琶行》，尽管杜牧曾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这样评元、白之诗：“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认为元白之诗丧失了诗文应有的庄重、典雅和严肃性，但从根本上来看，杜牧的文学观念与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多有相契之处。杜牧早年写过《窦列女传》，后来还作过长赋《杜秋娘诗》，都是借史、借事讽谏时弊，意在匡扶人伦世相，并非猎艳之举，倒是多见诗人的恻隐之心。“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这是他给自己订立的为文之道，所以说，那些只看皮相的攻讦之言是站不住脚的。

公元833年，杜牧由宣州转至淮南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此时的淮南节度使正是处于朝廷党争风暴眼中的牛僧孺，不久前他因处事不力遭到弹劾，辞去宰相职务来到扬州任上。此后，杜牧便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地处大运河要冲，南来北往的货品都要经此周转，不仅地理位置十分独特，而且风光秀丽，秦楼楚馆、歌妓宴乐，其繁华程度在唐代仅逊于长安。杜牧生于豪门，喜好风华自是无疑的，其冶游放浪的性情在来到扬州后被彻底激活了：“聘聘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我们不得不相信，诗人与他笔下的风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互召唤、相互成全的关系，具体到杜牧这里，“扬州”仅仅是一个地名吗？或许还有更为宽泛的精神指向的意味。杜牧之于扬州，或扬州之于杜牧，“名”与“物”之间所构成的紧张又密实的联系，最终达到了相互照见的效果。扬州似乎成了杜牧个人文学生涯的转折点，让他迅速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群体中凸显出来，变成了特立独行、自带光芒的耀眼诗人。而事实上，杜牧此次在扬州任上滞留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两年光景就被朝廷召回了长安，担任监察御史，但就是这短暂的时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诗人世界。

杜牧结束了八年的幕吏生涯回到长安，正值著名的“甘露之变”前夕，宦官专权，权臣倾轧，唐文宗为保全皇位任用昏官李训、郑注等人，杜牧的好友李甘因反对郑注为相而遭贬，致死。为了避开乌烟瘴气的朝堂，杜牧索性称病离开了长安，来到洛阳任监察御史分司。836年，心情郁闷的诗人独登洛阳敬爱寺，写道：“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一股孤寂悲怆之气直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杜牧在扬州牛僧孺幕中时，他的弟弟杜顗在镇江李德裕幕下任职，而此时杜顗已患有严重的眼疾。为了给弟弟治病，杜牧只好从洛阳又一次来到了扬州，找名医石生为其弟治病，巧合的是，此时来扬州接任牛僧孺的正是李德裕，杜牧被认为与牛僧孺关系密切，自然与李德裕心生嫌隙。但无论如何，扬州依然如前所述是杜牧的心仪之地，他在这里才情毕现，写出了许多名动天下的金句：“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等。这些飘逸美妙的诗篇，奠定了诗人在世人眼中风流倜傥、纵逸轻狂的形象，给人以追求享乐的纨绔印象，而这一形象又有违于他早年立定的人生志愿，于是乎，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杜牧在诗中不时呈现出来的复杂况味：“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国事家事纠缠，愁绪万端，无可排解。《唐才子传》里记录了这样一桩轶事：“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妓绝色，牧恣心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箧。”说的是牛僧孺曾担心杜牧沉湎于歌肆酒馆，误了前程，于是派人暗中盯梢他的举止，以便予以保护之事。而此番再来扬州，杜牧的心境已与前次大不相同，杜顗的眼疾不仅没有治好，而且有失明的可能。由于在扬州盘桓逾百日，杜牧按例辞去了在洛阳的职位，生计没有了着落，他也不可能在李德裕幕中谋求职位。这年秋天，应宣歙观察使崔郸的邀请，杜牧带着弟弟又来到了宣州，担任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这是杜牧第二次来宣州，距离上次来这里已有十年之久。杜牧对宣州的风物已经颇为熟悉，东吴深处，烟雨江南，历史沿革，文化习俗，大量地呈现在诗人的笔端：“阅景无旦夕，凭阑有今古。留我酒一樽，前山看春雨。”（《题宣州开元寺》）就像他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宣州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与诗人的灵性实现了奇妙的融合，雄俊与幽暗，沉重与轻逸，疏朗与密实，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得以饱满而自然地呈现：“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可惜和风夜来雨，醉中虚度打窗声”……尤其是在这首《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诗中，诗人对语言的运用和节奏的把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而在另一首给裴坦的诗中，诗人则写出了更为复杂也更加不堪的人间颠沛之情：“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钐离筋骨轻……重游鬓白事皆改，唯见东流春水平……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计程。”杜牧曾两次长住宣城，当早年的志向与现实不断发生龃龉时，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情绪始终笼罩着他，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始终是“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独酌》）的诗人形象，表面上的潇洒宦游，实则心怀苦闷，“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一方面是对江南风光山水诗酒留恋不已，另一方面又感叹时不我待，急欲有所作为，就是在这样一种颇为矛盾的心境之下，公元839年春，杜牧决定绕道将其弟杜顗托付给江州的堂兄，又一次奉诏回到长安，担任左拾遗之职。

这次回京，杜牧的仕途似乎有了回归正道的迹象。840年出任膳部员外郎。842年任比部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时年四十岁，正是古时官员仕途上的成熟期。然而，就在这年春天，李德裕从扬州任上回京担任宰相，几乎与此同时，杜牧被外调任黄州刺史。虽说表面上看来，这次调任对于杜牧是官阶上的一次升迁，但黄州在当时乃偏僻州郡，“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看惯了京畿和江南一带繁华的杜牧，自然对此番调任心生不满，既感觉在这里无法施展他的抱负与才华，又觉得是李德裕及同党在有意挤对他，于是，怨怼抑郁的情绪又一次如影随形。两年之后，杜牧被迁为池州刺史。又过了两年，再一次改任为睦州刺史。任职黄州、池州、睦州的七年是杜牧精神压抑的一段时期，越放越远，不见归期，让杜牧“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书》）。这种情绪在《上吏部高尚书状》中有过清晰的表露：“……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当道每叹，未路难循，进退唯艰，愤悱无告……流落多戚，今古同尘。”诗人旷达不羁的性情与落拓消沉的现实处境在此阶段不断角力，锤击其心，其结果是让杜牧的诗风逐渐从高蹈飘逸走向了沉郁和俊朗，诗艺也日渐精湛圆熟，应该说，这一时期是诗人风格的真正成熟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宏图志念，依然是诗人不肯放弃的；但在不断受挫之后，诗人也开始有了自省：“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作为一向刚烈直言、不肯阿附权贵的诗人，这一变化其实有助于他静观内心：他究竟是应该求功名，还是应该求享乐？

杜牧在此期间写下的诗常常以历史人物自况，钩沉索古，怀古论今，最有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了杜牧诗歌的特色，除了简朴之外，他尤其擅长反推事实，即，论家所说的“翻案法”，用反推历史的方式来假设历史人物的命运走向。我们知道，议论一直是杜牧的诗文强项，毕竟他是作赋的高手，他的许多诗篇都具有非常强烈而明晰的思想指向，而非像许多诗人那样倚重感觉营造诗意。“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兰溪》）“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题桃花夫人庙》）“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春申君》）……事实上，这种几近于“死中求活”的反推手法早在《阿房宫赋》里就有运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只不过此时此际，诗人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遭际之后，对命运也有了更深邃的理解，运用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罢了。

《山行》也是杜牧写于这一时期的脍炙人口的名作：“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人绝句精华》中称：“读此可见诗人高怀逸致。”杜牧素以“绝句”闻名于世，这种体式源起于汉魏六朝的乐府短章，多以五言或七言绝句流传世间。南朝陈时徐陵编《玉台新咏》即有“古绝”之说，主要为五言四句，只是当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声律平仄的约束。随着声律学的成熟，到了唐代，绝句基本上就严格遵循平仄和对仗关系了，以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居多，也有七言八句的，但比较少见。所谓“绝”，强求的是一种诗境或诗意的极端性与独特性；而“句”，则是指意义上的完整性。唐代的诸多诗人都曾写下过许多优美隽永的绝句，而杜牧的“七言绝句，婉转多情，韵亦不乏，自刘梦得以后一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深情高调，晚唐中绝作，可以媲美盛唐名家。”（《唐人万首绝句选评》）。除《山行》外，杜牧在此期间还留下了诸如《泊秦淮》《江南春绝句》《寄扬州韩绰判官》《郑瓘协律》，以及《朱坡绝句（三首）》等大量绝句，其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自说江湖不归事，阻风中酒过年年”“贾生辞赋恨流落，只向长沙住岁余”“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这些被后世广为传诵的神品，都是杜牧在人生低谷时期酝酿出来的汉语佳酿，越长久，越醇厚芬芳。

848年（大中二年）夏，杜牧终于盼来了回京的机会，这次调职估计与当时的丞相周墀的帮助有关，他曾将自己所著的《孙子注》献与周墀，以博取对方对他的赏识。在一般人眼中，杜牧善诗文，但并无其他方面的显才。实际上，杜牧自幼就承继了家学，对治世经略颇为上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平日里对这些社会民生问题也多有思考和研判，《孙子注》并非纸上谈兵，空泛议论，既有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考察，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周墀显然是看中了杜牧的才学，这才极力推荐他担任司勋员外郎和史馆修撰之职。“解印书千轴，重阳酒百缸。凉风满红树，晓月下秋江。岩壑会归去，尘埃终不降。悬缨未敢濯，严濑碧淙淙。”（《秋晚早发新定》）在经历了七年三地的州刺史生涯之后，而且是在一次次向当政者自荐之后，杜牧终于获得了回京的消息，其喜不自禁、壮志欲酬之情尽现于此诗中了。

849年初，杜牧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城内，此时，他已经是名满江湖的当红诗人了。杜牧的归来很快就吸引了包括李商隐、温庭筠等在内的一干诗人。李商隐曾作诗《杜司勋》相赠：“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人，人间惟有杜司勋。”刚刚回京的那段时光杜牧还是蛮愉悦的，也想积极参政，有所作为，也写下了许多以长安生活为题材的诗文。但是，很快朝廷就接连收到了杜牧请求外任的自荐信。他先是请求出任杭州刺史，未得获批。接着，杜牧连续三次上书请求担任湖州刺史，其理由是，外任薪俸较高，他得接济尚在病中的弟弟杜顗，也想与弟早日团聚。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杜牧将自己身家情状描述得令人心生恻隐：“……某早衰多病，今春耳聋积四十日，四月复落一牙。耳聋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将谢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将谢之候，盖人生受气，坚强脆弱，品第各异也……愿未死前，一见病弟异人术士，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无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岁，可遂此心……”渴望照顾弟弟杜顗肯定是真的，他们兄弟俩的感情一直很深，但反复请调的原因可能还与杜牧嫌自己在朝中地位低下，又再难获得提拔的机会有关，而此时朝廷奢靡风气日重也让他更感生活压力之大。《樊川外集》中有一首《叹花》诗（又作《怅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据《太平广记》载，这是杜牧回望早年春色时的唐突率性之作。坊间传言，当年杜牧曾在湖州冶游，遇见一位惊为“国色”的小女子，年十余岁，“且不即纳，当为后期。”诗人许以十年为期，以重金为盟，允诺“吾不十年，必守此郡。”云云。这一轶事似乎可以从旁佐证杜牧为什么非要践行湖州刺史一职不可，但终究是江湖传闻，只当是丰富了诗人的性情罢了，不足为信。总之，850年秋，朝廷应允了他前往湖州任刺史的请求，而此时，诗人已是四十八岁，老态毕现，早已不是当年那位“不惜千金借与君”的纨绔青年。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这是杜牧在被获准出任湖州刺史后，前往长安近郊的乐游原后写的诗，表面上看，这首诗风轻云淡，和煦温婉，但细读之下就不难觉察出有一股怨气在字里行间暗涌，甚至盖过了起始的暮气与闲适。若是将这首诗与诗人随后写下的另外一首《登乐游原》对照起来读：“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我们更容易读出诗人心中的抑郁不平，这不平既有对时政的不满，也有对自我颠沛人生的感喟。杜牧晚期的作品逐渐变得沉郁悲怆起来，尽管他在湖州期间也写过一些采茶、折菊的诗，但整体上来看他的心志已远不似当年那般雄健了，他所乐道的是“一杯宽幕席，五字弄珠玑”的生活，是“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的无奈，是“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的寂寥和落寞，是“无情红艳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开”的惆怅……一生的宦海沉浮，沉重的肉身挣扎在得意与失意之间，却得非所愿，失非所愿，处于两难之中的诗人就这样与早年的宏愿渐行渐远了。“数树新开翠影齐，倚风情态被春迷。依依故国樊川恨，半掩村桥半拂溪。”（《柳绝句》）在昏花的老眼尚能看见故园的垂柳之际，杜牧又一次奉诏回到了长安，此时其弟杜顗已殁，他也算完成了作为长兄应尽的人伦之情。杜牧最后的心愿是重建樊川别墅，用他在湖州任上的俸禄完成这件他一直想做却没有闲暇做成的事情。“终南山下抛泉洞，阳羡溪中买钓船。欲与明公操履杖，愿闻休去是何年。”这是他去湖州之前与好友李褒约定的事情，现在正是时候。

852年，杜牧迁中书舍人。就在这年冬天，年满五十的诗人突然病倒了，他自感不久于人世，便为自己写下了一篇墓志铭，题为《自撰墓志铭》。杜牧一生曾给多人撰写过墓志铭，又有为好友李戡所作的充满文学性和济世理想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有写给友人邢群的情深义重的《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临了，他为自己写的这篇却看上去平淡无奇，既没有跌宕传奇的人生记述，也缺乏诗人素有的文采，刻板而和缓，全然不似一位有过多舛命运的诗人。唯一有价值的是，它为后人提供了研究诗人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从生到卒，翔实又丰富，让我们有机会看见一位在外人眼中风华绝代的天才诗人，其实也有肉身的颠沛和内心的不堪。《新唐书》记载，杜牧在写完墓志铭之后，就闭门谢客，躲在家里搜罗他一生创作的诗文，一边焚烧，一边整理，只留下了十之二三，交由他的外甥裴延翰保管。杜牧死后这些诗文被整理成《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之后世。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撞身取暖》《宽阔》和《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