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的一生

我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书。

十九岁不到，我在金陵图书馆做临时工。大半年时间里，我从采编部到外借处又到阅览室实习了一圈。可我没有学历，想进事业单位是不可能的。正巧，新华书店招人，我考进书店当了一名营业员，从借书变为卖书。

南京新华书店在全市有二十多家门店，我被分在刚刚开业一年多的新街口图书发行大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幢十三层的大楼仅次于三十七层的南京第一高楼——金陵饭店，也是新街口“三店一场”之一（金陵饭店、新华书店、新街口百货商店和中央商场）。图书发行大厦的营业厅共有三层，我站的第一个柜台是三楼艺术部的书法柜。

我心里其实很向往音像柜，因为可以有小小“特权”，在收录机里放自己喜欢的磁带。我多么希望三楼大厅里整日回荡着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啊！可我只能服从分配，每天认认真真地为书法研究者和爱好者递上王義之柳公权颜真卿欧阳洵……从汉隶到魏碑，从大篆到小楷，以及各种书法理论书。也挺好，我卖这些书，也学这些书，回家还铺开毛边纸临起了《勤礼碑》。

在书法柜干了半年，艺术部开始人员调换，我又被调到音乐柜。说是音乐柜，戏剧、电影类也包括其中。每天卖得最多的是车尔尼、大小汤普森、拜厄以及开塞的练习曲集。我爸爸是一名话剧编剧，家里有不少戏剧和文学类藏书，但哪有书店的全？在家里未曾读到的皮蓝德娄、梅特林克、迪伦马特等人的剧作集，中外电影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大表演体系理论、格洛托夫斯基“质朴戏剧”理论等令我大开眼界。

柜台没有读者时，我便一本本读下来，常常不知身在何处。其实这是不允许的，空闲时我应该更多地熟悉图书陈列的方位，了解哪些书售缺，以便及时补充。但二十岁的我被书中的世界吸引，常常忘了一个营业员的职责。同事们又对我很包容，大不了笑着说我一句：“真是个小迷糊！”我就这么一天天迷糊下去。

几个月后，我又被调到美术柜。那时的美术艺考生已渐渐多起来，尤其是买素描技法之类的学生络绎不绝，这个柜台也是艺术部最忙的。可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画册只消看一眼封面就会吸引你翻开。我捧着郑板桥的“竹子”爱不释手，我望着雷诺阿的“少女”移不开眼，我盯着克里姆特的《吻》脑补剧情……

音像柜始终没去成，我就跑进柜台大饱眼福，还买了《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肖邦圆舞曲集》《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套曲《四季》，以及《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等等，都是磁带。那时人们都不富裕，有唱机的人家还不多，听音乐主要靠收录机，放卡带。每个晚上，每个休息日，我都在家大饱耳福，我那小小收录机终日超负荷运转。

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被调到了一楼文学部，这是全店最忙的一个部。但身为文艺女青年，我却有一种“终于到家了”的感觉。在难得人少的中午或傍晚，我便“蠢蠢欲动”，从《诗经》读到《楚辞》，从唐诗宋词读到元曲明清小说。在古典文学柜呆了一年，我被轮换到文学理论柜。这里的诗集是我心头大爱。一本《朦胧诗选》被我背下半本，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我张口就来。

还有T·S·艾略特的那首著名的《荒原》，我都读魔怔了，明明是春光明媚的四月，他却写下“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我甚至偷偷写了一日记本的诗，却不怎么让人看。不过，爸爸给了我展示的机会，他创作的小剧场话剧《天上飞的鸭子》里有个先锋派女诗人，有场戏中她现场作了一首荒诞风格的诗，那首诗就是我写的。坐在剧场里，看着女诗人念我的诗，听着观众们的笑声，我心里何等得意！2000年，爸爸担任编剧的大型话剧《秦淮人家》获得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这出戏的主题歌歌词也出自我手。

又过了一年，我到了中外小说柜。这里的书太好看了！我为刘索拉着迷，《你别无选择》里音乐学院象牙塔里的故事，那帮作曲系学生身上的先锋气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吸引了一大批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这个柜台大概算是南京文艺青年的大本营之一，每天都有男男女女或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或孑然独行锁眉沉思，寻觅着他们心仪的小说。

有时会遇到颇具优越感的读者，语气中带着“你哪里知道这种书”的不屑，很伤我的自尊。我会在他话音未落时就转身快速找出他要的书甚至附带拿上类似的书放在他面前。记得曾有两个胸前别着黄色校徽的人（研究生，那个年代妥妥的高学历），要找几本现代欧美作家的作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告诉她具体书名，她懂什么现代欧美作家？”我不声不响，从书架上抽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场》以及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在柜台上一字排开。那两人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我……最后把这几本书全买走了。

我站了五年柜台后，被调入管理科室工作。同时，我也拿到了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现在想想，说句玩笑话：我当时拓展了那么多阅读量，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诗歌到文学理论，早该自行“专升本”了吧？

我想象不出我不在书店呆着还能去哪里。如果在一个没有书的氛围里工作，我会有巨大的不安全感。哪怕不站柜台了，二十多年间，我依然三天两头去店堂转转。我走在书架间，左手是三联专柜，右手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多为橙色书脊白色封面，译林版中外名著封面全是生动的油画，上海译文版则朴素大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浅枣红色封面三卷本《红楼梦》，放的位置是固定的，每天有人买，每天又会填补上去，闭着眼睛我都能“看”见它们，它们天天在那里，与我不离不弃。

我特别能理解英国电影《书店》里那个孀居的女人，为何倾其所有排除万难在闭塞的小镇上开一家书店，因为那是她精神的乌托邦，她屏蔽尘世侵扰的小小天堂。那藤蔓缠绕的老屋中的书店，那些栖居在书中的思想，历久弥新，芬芳扑鼻。那个端庄果敢的女人，打开一本书，低下头，深嗅一口，陶醉不已。于是我更能体会毛姆的话：“养成读书的习惯，就是给自己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