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性情上的缺陷

性情跟相貌有联系，长着一副好面孔的人，在这上头要占许多的便宜。徐志摩的相貌，从照片上看，长脸，厚嘴唇，鼻梁高挺，眼睛不大也不小，好多记载上都说，聪敏开朗，温顺和善。也有人不这么看。同是北大教授，后来写了《徐志摩──一个大孩子》的温源宁，文中就说志摩，“鼻子太大，眉毛太不成名堂，嘴稍嫌太阔，下颚也有点蠢像，总之都说不上漂亮”。

温先生看到的，可说是一种相貌上的缺陷。在性情上，有人做了与众不同的审视。最早看出此中奥妙的，是出身官宦人家而又世事洞明的梁实秋先生。在他那本薄薄的《谈徐志摩》里，有着周详的分析与评判。先把志摩与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朋友做了对比。毕竟是同时代的人，说不定写书时，那位朋友还活着，就是死了也不会多久，梁先生的话不能不有所收敛。我们没有这个顾忌，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叶公超。这样的比较，通常会说，两人有着怎样的不同，而梁先生要说的，恰是两人共有的一种同。原话是：“志摩出自一个富裕的商人之家，没有受过现实的生活的煎熬，一方面可说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无需为稻粱谋，他可以充分地把时间用在他所要致力的事情上去，另一方面也可说是不幸，因为他容易忽略生活的现实面，对于人世的艰难困苦不易有直接深刻的体验。”

这话说白了就是，志摩涉世不深，性格上是有缺陷的。若论深刻而明确，还数温源宁的观察。仍是在《徐志摩──一个大孩子》文中。先说志摩之为人，比志摩之为诗人伟大远甚，好多人喜欢他的诗，完全是因为那是他写的。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天才。做足了赞美，才是那最为痛心的一击。

当然，志摩的生活中也有种种的悲哀：剧烈而且锐利，像一个孩子的悲哀一样；可是都和朝露差不多，一会儿便什么都没有了。他常常把痛苦给他的朋友受，但这痛苦却失去了一半的锋芒，因为放它出来的那只手是纯洁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弄死鸟儿或扯去苍蝇的翅膀，志摩有时也能对人残忍无情，自己并不知道。心地纯洁而全凭感情用事，志摩是把摔茶杯、扯花瓣儿，以及在荆棘丛里跳跃嬉笑当作每天的娱乐节目的。

到了什么程度，又是什么事情，他没说，这就用得着我们来寻找事例印证了。

志摩的直率，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早年在暨南大学上过学的温梓川，在《徐志摩朗诵〈秋声〉》一文里，说过这样一件事：

据何家槐说，他有一次从杭州乡下到上海来，兴冲冲地携了一筐梨子送到法租界福煦路志摩的家里去，刚巧他不在家，他便把梨子留下，想留下一张便条，便拉开他的抽屉，取出他的信笺来写条子；后来，志摩恰巧从外面回来都碰见了，便责备他，说他不应该私自拉开他的抽屉，即使是小曼也不敢这么做，因为夫妻间也应该有那么一点秘密的。当时说得家槐羞愧得简直无地自容。由此也可以看出志摩的天真，因为这一份天真，所以不免常常会遭受人们的误解。

看到家槐曾翻过他的抽屉，做那样的责备，不能说不对。我们要留意的是，责备家槐的话里，有句“小曼也不敢这么做”，也就是说，这个禁忌，在志摩家里是实行了的。志摩当然有他的理由，从西方学回来的规矩嘛，但是从小曼这边考虑，夫妻之间设下了这样的防线，让小曼情何以堪。再作推论，假定小曼起初犯了家槐同样的过错，志摩该也是这么严厉地责备吧。倘若这样，是不是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再就是，志摩的情绪里，常有不稳定的成分，让他在没有管束的情况下，会突然发作。

1924年6月，送泰戈尔去日本归来，时在8月，天气正热，他与张歆海去了庐山，是避暑，也是借机将泰戈尔访华期间的讲演翻译出来。料不到的是，一上庐山，为吃冰激凌事，竟跟一家外国人开的冷饮店的员工，打了一架。志摩没动手，只是遮拦，歆海推别人，自己摔倒擦破手上皮肤。而起事，则是志摩对冷饮店员工的指责。不说对不对，为吃个冰激凌，闹到这个地步，怎么说也不值得。

最能看出志摩性格里“残酷”一面的，是在英国，对待张幼仪的几件事上。张家兄妹好几个，其中老八叫张嘉铸，有个孙女叫张邦梅，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偶然得知他的老姑妈，竟然是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前妻，便着意采访，写了一本英文著作，名叫《小脚与西服》。此书中译本国内已出版，好些人看过。只举一件小事。

1920年冬，徐志摩将张幼仪接到伦敦，第二年开春后，住到剑桥大学附近的沙士顿。就是在这儿，两人闹起纠纷，恰在这时，幼仪又怀孕了。幼仪以为将怀孕之事，告知志摩，多少能挽回他的花心，左思右想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下午，趁同住的郭君出门时告诉了丈夫。不料志摩听了当即说：“把孩子打掉。”幼仪说 ，她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耶。志摩冷冷地说：“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幼仪问：“可是我去哪里打胎？”志摩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总括其性情，有和善的一面，有乖张的一面，也有浑浑噩噩、满不在乎的一面。至于其成数，当是和善七，浑噩二，乖张一。这里说性情而不说性格，在我的理解上，性格单一，而性情之涵盖，较宽博也。

能将志摩的优点与缺点，糅和在一起，以睿智之言出之的，是周作人。在《志摩纪念》里有言：

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恸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他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

周作人文中最让人惊奇的是，有些话语隐约间，却甚是显豁地表示出，为他家老大解脱的意思。像“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这样的话，谁都知道，是鲁迅这样挖苦过徐志摩。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为鲁迅这样的挖苦，做出别一样的解释，直到后世，都是说鲁迅怎样的正直，怎样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真想不到，已是闹翻了的弟弟，在对徐志摩的认识上，会这样为老哥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