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箱底儿的东西

前几天换季收拾屋子，我和妻子、女儿说好，大家一起做“减法”。一翻才知道，“破家值万贯”真不是虚夸：女儿小时候的毛绒玩具、芭比娃娃，个个儿灰头土脸；鞋盒子里日久年深的布鞋皮鞋运动鞋，还留着十多年前的足迹；衣柜里棒针马海毛的毛衣、旧绒裤、老棉袄，都是中国入世前的式样……看来狠狠心“断舍离”的时候到了，“疏解整治促提升”从我做起！

“这几卷破纸都舍不得扔啊？”女儿指着我眼前打开的小红箱子，一脸不屑。

“这可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粮票！当年要是没有它，咱一家子就得饿肚子。”看着眼前这些熟悉的宝贝疙瘩，一下子勾起了我将近五十年的回忆。

票证，曾经是国人“限量版生活”的命根子。兜里有钞票没粮票找不到饭辙的日子，像我女儿这样的“00后”肯定觉得奇怪。

票证是物质匮乏时代的产物，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生活在票证里的感觉如何？大概只有上世纪中叶的国人体味最深。我查了资料，票证生活的骤至，其实有准确的日子——1955年9月5日。那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的命令。10天前，这个暂行办法刚刚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从这一天起，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揭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人们或许记不清这个具体的日子，却不得不从此过上了将近四十年的票证人生。

粮食票证的出现，并非共和国首创。据考证，最早出现“粮票”二字的票证，是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潼川府发行的《收粮票》。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票证，多为战乱时期一时一地的用粮凭证，作为一项长时间影响全国民众生活的管理办法，1955年之前尚无先例。为配合1953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创立的全国通用粮票制度，在当时无疑起到了稳定粮价的重要作用。试想僧多粥少，持票食粥，是既简单又有效的分粥办法。于是在物质紧缺的年头，票证生活大行其道。

粮票——比金钱还宝贵的东西

1955年，与全国通用粮票一齐亮相的票证，可谓盛友如云， 高朋满座，史称“五票十二证”，以此解决城市居民迁出迁入，流动人口往来就餐、购买粮食、熟食之需。“五票”即：全国通用粮票、省（市、自治区）地方粮票、军用粮票、侨汇粮票、省（市、自治区）地方饲料票。“十二证”即：城市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粮食供应证、饲料供应证、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农村粮食转移证、粮食副食照顾证、军用粮食供应证、居民储备粮证、南方籍职工大米供应证、集体伙食单位粮食供应证、粮食划拨证、农民购粮证。另外，对各项粮食票证的管理，从粮食局到各基层单位，均设专人管理，建立健全收支账簿，做到收有凭，支有据，日清月结，账票相符，定期盘点，专柜保存。粮寄于票，票即是粮，一块馍、一碗饭、一口汤，即使有钞票，拿不出粮票也没得吃、没得喝，所以粮票又被称为“第二货币”。

倘若有人问，世间什么东西用金钱难以买来？答案中自然有光阴、有思想、有情感，或许也应该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人手中的粮票。因为这“第二货币”在当时的确比金钱还宝贵，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却很难再用钱买到粮票，如果说人以食为天，票证制度可就是粮以票为本了。粮票成了城市居民身份的象征，一些到城里寄居的农村亲戚，常常被暗地指为“吃白食的”，因为他吃的每一口饭，都是城里亲戚从自己定量供应的粮票里挤出来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上小学，家里经常有河北献县老家的亲戚来北京看病、办事，为了省钱在我家住下，吃饭无非是多了一张或几张嘴。等我长大些才知道，姥姥为了解决家里陡增的伙食消耗，费尽心思。她宁肯自己只喝一小碗稀粥，也要让来人吃些“搪时候”的干粮。

这样的窘境，当年是极为普遍的。1955年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实施不久，在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均可称为大省的河南，即制定了该省的居民口粮标准：“特殊重体力劳动者：50至60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55斤；重体力劳动者：40至49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44斤；轻体力劳动者：29至39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35斤……”这一标准在3年后，又因为国家供粮压力增大，出现了进一步压缩。1959年４月，河南省做出了压缩市镇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主要精神是“既要吃饱吃好，还要吃省不浪费”。同年10月10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省粮食厅《调整市镇定量人口粮食供应的报告》，对全省980个工种的口粮标准进行了重新调整。口粮标准调整后，人们实际吃到嘴里的东西更少了，家里多一张嘴，口粮就紧张十分，所以那时到亲戚家吃顿饭，甚至也要交点儿粮票才觉得心安。当时郑州、开封、焦作、淮阳等10个市（县）被确定为口粮定量调整试点。1960年1月1日，调整政策在全省统一施行。从此，河南粮食定量供应标准开始降低。

人还是那些人，粮食的供应量却降低了，粮票在其中扮演着极其尴尬的角色，尽管老肠老胃们以“咕咕叫”的方式表达着不满。

票证——无处不在的生活标签

粮食是生活的压舱石。在天津，粮食定量压缩后，粮油短缺的现象如同一块投入湖中的巨石，迅速在民众生活中激起层层波澜：不但棉布、煤炭需要凭本供应，连抽烟、喝酒也出现了烟票、酒票，甚至买盒火柴，也得凭票购买。在当时，离开票证，人们简直寸步难行。

我记忆较深的是，我脖子上的红领巾，用棉布票“换回”过几次。我上小学低年级的时候，课上经常交头接耳，课下追跑打闹，班主任动不动就把我的红领巾查扣了。红领巾可是荣誉的象征，没有红领巾，就在同学面前矮三寸，更何况光着脖子放学回家，肯定会被爹妈再审一堂。好在班主任老师有着慈母般的心肠，她以警告、教育为主，没有真把我清理出红领巾队伍。在此期间，班主任曾和我妈妈互换过几封信，都是让我转交对方。我一直以为是老师和家长之间讨论我守纪律方面的信，也是对我个人品德的考验，看我会不会偷偷拆开看，我以“看破不说破”而沾沾自喜。果然，每次信封交换后不久，我的红领巾就又在胸前飘扬了。直到过了很多年才知道，信封里装的敢情不是信，是老师托我妈妈帮她换的新棉布票。我妈妈是东华门副食商场的售货员，认识的人多，路子广，于是我老师手里即将过期作废的旧布票就有了更新的可能。

其实，岂止是棉布票，从1955年开始，全国各地发行使用过的票证多了去了，到底有多少种？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字。但其深入生活肌理的程度，却令人咋舌。据载，凭票、证、券控制供应的商品，1962年达到最高峰，全国各地一般都在100种(类)左右，连同计划供应的，占消费品零售额的60%左右。大体可以分为粮油类、副食类、生活类、工业品类、特殊供应类“五大票仓”。其中粮票的种类最为繁复，大约有上千个样式，按类别分，有全国通用、地方流通、定额、周转、供给、品种交换、流动、农业、划拨、兑换、奖售、工种、补助、价购、行业、军用等；按票面分，大小相差几十倍，小的如浙江省1955年随证粮票1斤票、10斤票，每张只有小手指甲大小；大的价购粮票如河南省流动购粮票，比一张壹角人民币还大；按面额分，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发行的粮票有10两制和16两制，而最小的为一钱，面额最大的粮票是1963年上海市粮食局印制的专供内部调拨使用的《粮食支拨书》，全套9种面额，最大的面额为1.4万斤。有趣的是，这些小小粮票上后来还印上毛主席语录，最早的“语录粮票”是1960年山西太原市“兑粮证”上率先出现的毛主席语录；最晚的“语录粮票”是1982年广东肇庆市的通用粮票。

清简——票证之外的生活味道

漫画家李滨声先生今年已经96岁高龄。这些年，我每隔两个来月就去敬老院找老爷子聊天，喝着茶吃着点心，一聊就是半天。后来随着老爷子年事已高，聊天的时间渐渐缩短为一个半小时。除了聊京戏、聊北京日报社的往事，也聊老北京的生活，其中就有关于票证的故事。

日子紧巴的那些年，尽管票证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仅有票证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民间的执著与智慧便生发出来。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北京的部分饭馆开始歇业，一般的小吃店每天只在早晨卖大米粥，老北京人称之为“烫饭”。粥一售完，店里的职工就下班，一天的营业即告结束。买粥也需要凭票供应，但由于民政部门从中做了一定的贴补，那号称一两一碗的大米粥，量又大汁又稠，很能疗饥。每天不等天亮，不等小吃店开门，老百姓就扶老携幼排起了曲曲弯弯的长队，一向以美食家著称的老北京人，此时此刻对“饭后之用”的米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空前高涨的热情。我一直对“粥”字的构造写法不甚了了，后来看了一本《基础汉字形义释源》的书才从中晓悟，原来“米”字两边的那个“弓”，是指米煮熟了以后冒出的蒸气！当米少蒸气多的时候，可不就是“粥”了嘛！尽管米少，人们在小吃店门前排队的热情还是跟热气腾腾的蒸气一样，泱泱乎众矣。

蒸米饭，各机关单位的食堂也创造出了“双蒸法”。就是把大米淘过之后，先蒸一下，然后二次加水再蒸，这样蒸出来的米粒个头奇大，蓬松异常，像爆米花似的特别出数。只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吃过不久即饿。“双蒸法”给人们开辟了新的思路，各种各样的代食品、营养品纷纷涌现，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加深了对维生素和蛋白质的理解。因为缺了它们，人就会患浮肿。有的单位为了给患浮肿的职工增加点营养，就培植出一种水生藻类——小球藻。此物捞出晾干便成了绿色粉末，包成小包叫作“水中猪肉”。名字很好听，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注水肉”这样缺德的“发明”，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肉松的美味来。领这种限量供应的“水中猪肉”，必须是身患浮肿的，还要医务室开出证明，严防假冒。据用过“水中猪肉”的人讲，真要是饿出毛病来，这类偏方无济于事，还得送进医院住院治疗。治疗的方法很简单：每天喝牛奶、吃鸡蛋，静脉注射葡萄糖液，菜里多少有点肉末儿，再加上每顿供应的三个白面大馒头，比什么特效药都管用。这样治疗，有一个星期，全身的浮肿就全消了。

1978年，随着国家粮食政策的调整，粮食进入多渠道经营。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取消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农村粮食实行购销合同，城市扩大粮食议销，从根本上结束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粮食供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北京胡同里用粮票换鸡蛋的生意越来越多，农民推着自行车串胡同，用自家的柴鸡蛋换取城市居民手中多余的粮票，10斤粮票可以换10个鸡蛋，要是全国粮票，还能多换俩鸡蛋。这样农民进城就有粮票进饭馆吃饭了，居民手里多余的粮票也变成了新鲜的鸡蛋，两边儿都觉得值。1992年至1997年间，票证终于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票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谢幕。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入校的时候，每月还定期发粮票，等毕业的时候，粮票也随即彻底停发了。这些粮票我没舍得换鸡蛋，而是一直保存着，直到现在还静静地躺在我家的票证夹子里，成为我记忆中的一部分。

从1955年开始，票证和国人一起走过了几十年，抚今追昔，颇有欲说还休的味道。毋庸置疑，存在于那个时代的票证，不但是社会物资紧缺的象征，同样是社会分配难以回避的方式。它使人们对生活和生存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考量，当冷漠与温暖、卑鄙与高尚、失落与兴奋、贪婪与慷慨交织在一起，浓缩于这些小小的薄薄的票证之上，生命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含义。

这种历练人生的洗礼，将会在人们的集体潜意识里留下难以磨蚀的痕迹。即使我们现在生活得安逸富足，即使中国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即使我们已经站在了建党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惜福和利他同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强大的动力，成为压箱底儿的东西。

压箱底儿的东西，不能扔。

(本文为：北京文联特约建党百年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