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站

对小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

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轧死了人，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五十五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越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送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讯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慑服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它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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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相互攀比的话题。我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

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他们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哭，我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

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得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

又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四十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他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两岁，看得出，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即肺结核晚期。姥姥有五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承真，妈走了”，“承真，常来信啊”，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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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

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纯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携物走动。坐火车的人大多肩扛手提，因事先已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折算成粮食与瓜果，达至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人被踩掉了鞋，有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

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它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她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

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走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撒了一地，见此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她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她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并不怯懦。她站起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

（节选自梁鸿鹰首部散文集《岁月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