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1年第6期｜南子：绿帐篷（节选）

这一年春，我家从依奇克里克矿区搬到了奎依巴格镇。大包小包的行李刚扔下敞篷车，人们蒙了，视野里空空荡荡：这里是新家吗？这分明是戈壁滩啊，没有盖好的房子，没有街道，没有广场，没有树，没有草，盐碱地白花花的，日光暴烈得噼啪响，热得要人命。更要命的是，听说这里风沙大，动不动就刮起沙尘暴——中午像黄昏，黄昏像夜晚。而早晨，也有点儿不像早晨了，土黄色的浮尘轰轰烈烈地在大地浮游，看不见太阳。

有老人颤巍巍地低下身子，抓起脚下一把沙土，伸出舌头舔了舔，眼泪落了下来：“这土是咸的，房子呢？它在哪儿——”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余生就要在这儿度过。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

每家领到一顶绿色帆布帐篷，由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指挥，在一大片空地打好桩子，安好一顶顶帐篷。扎好的绿帐篷整齐划一，占据着奎依巴格北部戈壁，使每个清晨看起来，都有一种肃穆的、街垒一样的气氛。刚搬进去的时候，帐篷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父母不断添加进去一些东西：先是木头床，然后是高低不一的木柜，再然后是生铁炉子、锅碗瓢盆。

住下来的当晚，天空刮起了浮尘。似乎有一万吨来自沙漠的沙粒悬浮空中，带着呛人的土腥味儿，一点点地落下，渗进帐篷的各个角落。沙沙的声音落在篷布上，喘息似的微微抖动。是不是它觉得我们是无名的，人生太轻，要施予万吨重量？

第二天早上醒来，人一掀被子，有如抖落一个小型沙暴。不用拍脸，那一定是沙子。嘴里干涩，沙子在齿间嘎嘣响。掀开帐门，眼中所见的一切，都被土黄色的尘土覆盖。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听见有人在帐篷口用力叫喊，曲曲折折的声音既干哑又苍凉，在寂寥的清晨里显得突兀怪异，还有不安。

我来不及抖掉衣服和头发上的浮尘，也来不及喝口水，清理一下被浮尘堵住的嗓子眼儿，便一把推开了帐篷门。黏稠的浮游物浩浩荡荡，到处都有，到处都是，满得不得了，往日熟悉的一间间绿帐篷，像浇铸在混凝土里似的。这时，一阵急促的碎蹄声从浮尘中潜游而出，在我身边团成一个无声的黑影。是一条黑色的大狗。狗屁股上的尾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跑得像要断掉似的。路旁枣树的枝蔓都挡不住它，连早起的一排正摇摇摆摆走着的鸭子也被吓呆了。紧接着，又蹿出一个高的影子，大概是狗的主人。他光着脚，头发蓬乱，一路嗷嗷怪叫着，紧跟在狗的身后，一起在帐篷区狭窄的土路狂奔。隔着浮尘远远看去，短的影子在前，高的影子在后，一个长条，一个短小，像随手捏出来的一样，有种非现实感。过了好一会儿，这两个影子重合在了一起，很有些瓜葛的嫌疑，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然后，两个影子像突然出现时那样，又突然一起消失了。

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蹲在自家门口，一边撒尿一边哭，风吹过她的脸，把她的眼泪带给了我。她的眼泪竟然不是水，而是许多细小的黄色粉末。

我们来奎依巴格镇定居的第一天，它就以这种干渴的方式进入我的身体，以至于往后的人生，都像被这没有边际的戈壁沙漠覆盖。

天边的云一如既往地从粉紫到灰白，时间一天天地流逝。

就在这样简陋的帐篷里，人们生活得也格外用心，每天清晨在帐篷门口的泥土地面泼洒清水除尘，在废弃的搪瓷盆、缺了角的陶盆里种上喇叭花、晚饭花，还有夹竹桃。有的人家养了鸡又养了鸭——每天早上醒来时，一群鸡咕咕叫着钻进帐篷刨土觅食，尽管发白的盐碱地上什么也没有。

帐篷与帐篷之间的小路，是人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而不是众手铺砌的。有些人家还在废旧的米缸里种菜。是小白菜的菜秧，像野草一样东倒西歪，密密一片。此外，还有牵牛花的藤蔓随意地搭在砖垒上。

每天下班后，帐篷区家家户户的烟囱筒升起袅袅炊烟，烟火气十足。人们在光线昏暗的帐篷内吃饭，低低的谈笑声给普通的一天带来尘世的暖意。

在这样的黄昏，我往往一待好久，看来往的路人，看邻居家晚归的小孩追逐打闹，也看我家门口的粗陶盆里种的晚饭花。这些低矮的黄花粉花红花一起开放，到了次日早上太阳初升，又像小伞一样匆匆收拢花瓣。这些散植的粉红或鹅黄的铃状小花，都有深绿色的纤巧叶片，它们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的一开一合，与人们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我嗅着它们淡然无味的香气，觉得自己像极了这些晚饭花，在无人理睬的晚上独自开放。

因为帐篷挨得近，可以听见许多声音：人翻身时床板发出的嘎嘎声；早晨上班临出门前急促而忙乱的脚步声；一脸倦容的主妇沉闷的炒菜声；隔壁邻居家的男人嘶吼的秦腔声；对面维吾尔族人家弹起的都塔尔琴声；小孩在大铁盆洗澡时，弄出的哗哗的水声；夫妻小声吵架的声音；饭勺敲击杯子的叮当声……

我家帐篷对面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那天，面容消瘦的男主人守在门口，就着凉茶水吃热乎乎的馕，偶尔放下茶碗，抽味道很浓郁的莫合烟。他脚下的收音机脏污破旧，正放着欢快的维吾尔语歌曲，音乐声很大，热烈的旋律像是维吾尔族姑娘的裙摆，就要从收音机里旋转出来了。

我端着饭碗坐在门口，心不在焉地听着这些旋律，恍惚间竟产生了一种误投尘世的感觉，对睡眠的渴望也随之而来。身躯因疲劳而呆滞沉重，可是我还没有睡意，猜想遥远处的戈壁沙漠是如何辽阔，是否像大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如同疲倦一样的恒久无尽的事物。

他身边站着他家的小女儿，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她将一把一把的杏仁塞到碗大的石臼孔里，倒上些许清水，再快速转动石臼把子。不一会儿，散发着浓郁杏香的杏仁浆汁就研磨好了。可能是我焦渴的眼神打动了她，她将少许乳白色的汁水倒入煮沸的砖茶水中，舀了满满一碗杏仁茶递给我，示意我喝下去。

她不懂汉语，我不懂维吾尔语。我曾经喝过她家的药茶及蜂蜜茶，还是第一次喝这种口感纯粹地道的杏仁茶。随后，这个女孩又端来一碗晾干的杏仁，指了指杏仁，又指指嘴巴，意思是让我吃杏仁。

一群在满是尘土的路上疯跑的孩子，不知嗅到了什么，突然像小动物一样围了过来。不一会儿，个个嘴巴鼓鼓囊囊的。他们围看了我好一会儿，感觉从我手中、衣服口袋里不可能再找到吃的东西，就没耐心了，便大呼小叫地散开去玩耍了。

几个维吾尔族妇女，头顶着发好面团的盆子，一路说笑着穿过帐篷区，结伴去河渠旁一家馕店打馕。

每个夜晚都像无数个相同的夜晚一样，幽凉夜气与水渠边枣树腥辣的气息，还有长年堆积落叶的腐败气息混合在了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帐篷区没有接上电，晚上全靠月亮照明，一旦月亮被云层遮住，就没有任何光线了，任凭帐篷外野猫的嘶叫像剪刀划破夜晚的空气。黑暗伴随一切。当天彻底黑透的时候，那种黑，简直渗进了我的胸腔和外套之间的缝隙。

我惊讶，为什么一种黑暗，会如此不同于另外一种黑暗。它是一种存在：我睡觉时，衣服被黑暗镶了边；当我出门，到帐篷区的尽头排队上厕所时，我戴的防风帽在脸颊留下一个暗影；当我在帐篷角搭起的布帘里冲澡时，我在黑暗中给自己擦上了香皂。我看见母亲在帐篷一角的铁锅前蒸土豆，那是一种可以吃的黑暗——土豆和黑暗。我必须先把黑暗赶走，才可以吃到肚子里。

我有时候不得不在外边待到很晚才回家，让我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来自母亲的巴掌，而是黑暗本身。即便我是他们中最不幸的那一个，但我是幸运的，因为天总会亮。

冬天来临，天气严寒彻骨，无风，冰冷的空气像要冻结人的肺。午夜的霜让地面更透亮，让星星更冷硬。那寒冷的感觉，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人们的身体，却不会冷到让人有从体内开始冰冻的感觉。

坏气候没有动摇人们的心。人们每天从各自的帐篷出来去工地干活，他们一路打着招呼，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新鲜喜悦的——在那个着魔的年代，一切都似乎蕴藏着无限可能。人们对这片戈壁荒滩进行规划，挖了整齐的水渠，将沙枣树、榆树、新疆杨苗一棵棵栽种在水渠和道路两边，忍受着沙暴侵袭，忍受每天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寒冷和指令。

那些日子里，一部分人夜以继日地打土坯，晾开后盖起了土坯房子，架木檩子，搭木椽子，在屋顶铺上干草和厚厚的房泥。他们的脚踏在硬实的盐碱地上梆梆响，好像从没有静止的时候，阳光和尘沙融入他们的血液。如果有谁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那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工作也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那是激情。

人们干活时，时间静止，呼出的热气升起，在他们的头顶上形成一小片云——不，那是像要凝结成冰的湖泊。

到了第二年夏天，男人们为节省衣服，都赤裸上身劳动。成百上千的男人挖水渠的赤裸身体，远远看上去，像一道黄色的洪流。但脚下硬白的、连十字镐都快要挖不动的盐碱地，处处在强调这里其实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所在。人们做了这么多努力亲手打造新的家园，一定想到了要在这儿长久地住下去，想到了子子孙孙。但没想到，才过了几十年时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会再次抛弃自己亲手建造的一切远走他乡。我和我的家人也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没有返回。奎依巴格镇，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听大人说，要不了两年，这座戈壁滩将奇迹般地构建出人们之前所描述和许诺的：一排排挡风沙的新疆杨，耐旱的沙枣树、榆树，十连排的土坯房，一家一户一个院子——他们还将建起横平竖直的马路，接着，又建起职工俱乐部、商店、镇巴扎、学校和医院，还有灯光球场。

在他们的描述中，这是小镇最初的雏形。它像一个虚构的世界从盐碱滩升起，在地面上微微颤抖。我听了之后，感觉自己理解不了奎依巴格镇的布局方式。它看上去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没有章法地向外扩建，像一块发酵的面团随自己的意愿膨胀。

这个季节的南疆多是晴天，天蓝得坚硬光滑，令人心生忧伤，风浩荡而有力，大朵白云，从早晨到黄昏，排着队从天上走过。与它有着同样力量的南戈壁广阔无垠。我一次次走在晴朗天气里的南戈壁滩，走了很远，不时避开有刺的灌木丛，还有沉默的蜥蜴。

那些日子里，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小镇尽头的南戈壁滩。它足够大，大得能让我无畏前行。一个个灼热难忍的夏日正午，万物困倦，日光热烈，像火熊熊燃烧。戈壁滩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细细的、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声音：“咝——咝——”但那不是虫鸣，不是风声，没有方向，找不到出处。屏着气听那声音时，它便消失了，再一转脸，那声音重又聚拢过来：“咝——咝——”开始我以为这声音是幻听，是耳鸣，到后来才发现，这若有若无的声音是新疆戈壁滩所独有的。

万物如同戈壁滩这铁锅中不变的炒货，这声音就是那最后一点水分蒸发时发出的天籁之音。

到了秋天，天空深远湛蓝，只有我和我的阴影在移动。

大概是受到南疆金黄胡杨林的吸引，众多的猎物如黄羊、野骆驼、野兔、野猪等纷纷在此落户。戈壁滩无边无际，一群群黄羊像汹涌的朝霞一样，奔驰在平坦、开阔而又干爽的戈壁腹地，蹄子踏起滚滚尘土，让大地有了微微颤抖的感觉。蜥蜴从灌木丛中蹿出，土拨鼠听到后，迎风站立，看着黄羊群远去的身影，身子被风吹得微微抖动。它想开口鸣叫，更大的风声在耳边呼啸，满天呜呜作响——而头顶上的天空湛蓝，空无一物。它们渐渐消失在大地的起伏中。

因为野生动物的出现，从外地来的车子渐渐多了起来，他们途经这个小镇，远远地就能听到他们的汽车喇叭在小镇唯一一条公路上发出的鸣叫。

偶尔有睡不着觉的晚上，我睁着眼睛，在家人此起彼伏的酣眠之声中，依稀听见帐篷外边有长途汽车驶过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大，像要充满整个奎依巴格镇。我甚至还感觉到了汽车带起的气流，我忍不住想，在这样一个荒芜闭塞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想到有我这样一个少年存在？

风吹过排列成行的绿帐篷，吹过道路两旁的新疆杨，吹过新疆时间，吹到戈壁滩。而那些吹过去的时间，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我悄悄地赞美，赞美这无人知道的秘密之地，赞美强大、横扫一切的风，赞美形状像骆驼的云，喇叭花比昨天多开两朵，我也迫不及待地赞美。似乎我只要赞美，就有人热切回应。我的赞美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也安抚不了我的心虚。

有好些个夏夜，一个打球的男子，独自一人在镇机关场部的空地上打篮球。那是一个年轻人，他穿着白棉背心，托着篮球一次次起跳投篮，动作娴熟，富有一种力量的美感。看起来，他是真心喜欢篮球运动。有好多天，我远远地站在路边一棵新疆杨下面看他打球，觉得自己快要爱上他了。可我爱他什么呢？大概是爱上了他的寂寞吧。

又一年春天，大地冰雪消融，一层层泛绿，人世间最早的芳香已经从盐碱地，从花朵中，从一切已然成熟的万物里散发出来。每天一睁眼，天就大亮了。昨夜沙尘暴的浓尘散去，露出了澄澈天空。掀开绿帐篷的门，阳光哗啦一声落在床铺上，金币叮当，金针密密，把人的眼睛晃得发痛。

风一住，天一清，槐花沙枣花开过，就是炎炎夏日。小镇上有工作的人，在单位领到一份用来消暑的劳保——半公斤绵白糖，还有茶叶。待家里的茶叶罐子快见底的时候，转眼又是秋天了。秋风已携来凉意，炎热正从这个被沙漠包裹的小镇消隐，人们穿起了长衫长裤。帐里帐外有明显的温差。特别是早晨，懒起的孩子们不敢把脸蛋伸出被头，一旦伸出，就感到室内空气寒冽异常。还没推开门，想象一下自己出门的情形，就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我家帐篷斜对门的一户人家，是四川人。一堆没有劈过的柴火在帐篷外整齐地码放着，上面晾着新鲜的白萝卜干、红心的萝卜干，还有豇豆，红红绿绿的，很好看。我兴奋极了：“妈，你快过来看，她家晾干菜了。”我妈头不梳、脸不洗地去她家取经，买来一堆蔬菜使劲地清洗一番，准备进行腌制。案板箩筐里摆满了切成片、块还有条状的白萝卜、黄瓜、青红椒。煮好的辣椒水胡椒水有一股清爽的甜辣味道，让整个帐篷散发出一种世俗的、过小日子的、热气腾腾的气息。

在临时帐篷小学，我的小学班主任是我母亲。而教语文数学的，是个随军来的家属，四川人，一个邋遢的中年妇女，长一副男人相，一条粗黑的大辫子垂在脑后，摆来摆去。一年到头，她穿一条走路带风的黄绿色大裆裤，一条裤腿总是挽上去，她用纯正的川音，教我们朗读语文课文，教算术加减法，还教唱歌。当我们知道她的学历才是初中时，便很不屑，觉得自己的将来被耽搁了，于是就有孩子逃课。

她总是痛心疾首地骂我们这些孩子：“你们这些造粪机器啊，整天就知道拉了吃，吃了拉。”“造粪机器”这四个字陌生而又新鲜，我们一点儿没觉得它是句骂人的话：啊，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啊。这句话很快传了出去，当人们反感某个人行为的时候，就数落说：“造粪机器，你造粪机器啊你。”

我也喜欢逃课，逃课去镇东巴扎闲逛。巴扎日牲口集会上，有好多人看那些笨拙的小公牛、尖声叫唤的绵羊。巴扎街口处有一个卖羊杂碎汤的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可能许多年前它就是这样简陋，但是每天来吃饭的人却不少。混合着青菜的羊杂碎盛在半旧的搪瓷茶缸中，一个个紧挨着摆放在屋子中间的大铁炉子上，茶缸里咕嘟咕嘟冒出的香气把空气变得潮湿温暖。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还是一点儿都听不懂当地人说的话。他们不停地说、说——时间在往前走，他们的话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熟悉了他们的口型，他们说的话也能明白一些了。

还不到两年时间，人们就已淡忘了依奇克里克。它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吗？它被抛弃了，连同那古老的激情，车辙印遗留在那里，比不曾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再也不需要一条崎岖的、蜿蜒至此的山路通向它。

这一年七月，南疆的伽师地区发生地震，死伤了一些人。尽管，事发地距离奎依巴格镇遥远，老人们仍擦着眼泪聚在一起纷纷议论——地震了，那是天塌下来了吗？又要断粮饿死人吗？小学生们还要上学吗？镇卫生室还给人看病输液吗？我家的老母鸡还下蛋还孵小鸡吗?小卖部还卖蜡烛、火柴和肥皂吗？

——没有人回答他们。

这件事过后没多久，一号病来了。说是奎依巴格镇周边某一村庄有人误食了沙漠里带病菌的旱獭，带来了这场瘟疫。人们对瘟疫这个词是忌讳的，含糊其词地给它起了个名字：一号病。为堵住这场瘟疫四处蔓延，当地在通往外地的唯一一条路口搭了个临时帐篷，里面吊了一盏昏黄的灯，几个男人住在一起，登记往来的车和人，还拿着装满药水的喷壶，往人们的身上滋。不停地滋。

帐篷里的收音机放着《新闻联播》，偶尔换成了秦腔，高亢的声音融入漠风，时断时续。

那些日子的天似乎也有异象：每天傍晚的夕阳烧得汹涌，太过恢宏。那天黄昏，帐篷区尖翘的帐顶上，有如一柄柄火苗蹿起，瞬间在这片戈壁沙漠中心燃烧起来，整个小镇变成了蔓延的海，远处昆仑山峻峭的冰峰，像烧红的剑刺向天际。

我倚在自家帐篷一角，凝神看燃烧的红霞，五脏六腑也像在灼灼燃烧，因为每个人的前胸都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霞焰。

一个约莫两三岁的小男孩举着一个酸角包从我面前走过，他仰头看着烧红的天。突然，一群鸽子像碎纸片一样飞过，翅膀被染红了。他的嘴慢慢张开，慢慢地伸出染着红醉霞火的胳膊，咿呀呀地叫。啊，这是真实的人间吗？为什么我的心里会感到难过呢？这难过，是觉得它很快就消失了。

我的眼睛发痴地盯着在晚霞中飞舞的鸽子，羡慕它们的自由。所有自然的事物都安于自己的位置，那我呢？被戈壁沙漠困久的孩子总是沉默和胆怯的，就像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不甘心，总是在盼望，总是在失望，也总是在犹犹豫豫。

这样胡思乱想着，直到天空燃褪的红霞被我久久拖着的目光送走。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见《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南子，生于新疆南部地区，著有散文集《游牧者的归途》《奎依巴格记忆》《游牧时光》《蜂蜜猎人》《精神病院：现代人的精神病历本》，历史人文随笔集《洪荒之花》《西域的美人时代》，长篇小说《楼兰》《惊玉记》等十一部作品。现居乌鲁木齐，为新疆日报社副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