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1年第2期｜刘国欣：蓝衣时代

1

没有照片，永远不会有照片了。没有脸也没有声音，没有味道。我仿佛站在一扇紧闭的门前。

如果有照片，也只是一小块隆起的土地，草青草黄。这时节，随之出现的，一袋袋土豆，一片又一片枯干的玉米林，还有一群又一群游动的山羊，偶尔有一头牛，几辆农耕三轮车……不会有他走出来。早就不会了。他被卡在土地之下的一个长匣子里，那匣子本来盛不下他，但太匆忙了，人们没有时间赶制其他匣子，就把他压折了放进去。他在下面的日子，也许可以以匣子为船，滑向太多地方；也许早就变为大地的一部分、尘埃的一粒；也或者，长了翅膀飞走了。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他可以是这一切，也已经是这一切了。

应该有一张照片，那样是一种捷径，可以更好地进入叙述。但没有。没有属于我的照片，没有他，也没有我与他。他与我母亲的照片，也全被我母亲剪掉了。后来，连我母亲年轻时代的照片经过几次搬家也看不到了。没有一张照片，我们在一起过……那时候我不到十周岁，在生与死之间，与他擦肩而过。

如果有档案多好。这些年，每个人都被记录在册，我的父亲也活在我所填的表格内，在那些格子里喘息，但很可惜，没有他自己的档案，流民在那些年是没有档案的，尤其下层流民。档案，准确说，官方档案，很规整的，现在，每个人都活在自己档案的格子里，我的档案也一样，那里面标记着我出生在哪里，曾经在哪里读书，工作在哪里。几乎一生里重要的大事，都被记录了。在一个外表无辜清洁甚至有点古味的牛皮纸文件夹里放着我的清单，列举着我人生的一些重大时刻，可能也有我不知道的一些关于我的评判话语。我不知道会有哪些人翻阅它，应该很少，极其少。我父亲应该没有这样的档案。但是，作为一个亲近文字的人，我想把父亲“捉拿归案”，不是那样的方格子，不是那样的牛皮纸，而是随心所欲地，将他从世界的某一处喊出来说说话，将他写下来，我们就是团聚了，他也就有了私人档案的记录，也是生而为人过。我藏着这样的私心，回忆他，寻访他，写下他。

有很多研究史学的人，他们会花大价钱购买别人的档案来进行研究。如果我可以从某个人手里讨要到一份我父亲的生平资料，我愿意花大价钱。但是，他是一个活在口头文学里的人，我只能通过采访那些口耳相传的人，获得他的一鳞半爪。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认识他的长辈基本都去世了，要么痴呆了；认识他的平辈已经走进老年，很多也离去了；晚辈们甚至都没有我知道得多。

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的出处，每每想到我并不了解父亲，我就觉得焦灼，似乎有一些东西我错失了。这不是因为爱、惦念或其他，只是因为需要，一个人渴望了解父亲，尤其在人近中年，需要那么一个父亲，即使他只是一个位格、一项空白，也会试图去填补。

2

那时候我实在太小了，但似乎一直都是平等的，我们一起看书一起讨论问题，甚至学校里我小学二年级的作文，父亲还参谋过，他写了四句诗为我的那篇文章作结，其中有一句是“农民伯伯秋收忙”，接下来我只记得两个字“风吹……”后面我忘记了。

这些年，那风吹得让人心焦，风吹过他的那片坟茔又吹过我，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总让我想起他给我写在作文红格子里的这首诗，让我思考文化与农业的关系，以及土地与我的关系，当然，也让我思考他于我的意义。作为一个过早走失在我童年的父亲，他不该只是一颗精子的提供者，但如果说有特别的那么一些什么，似乎又太迷茫了。

我们一直用方言交谈，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普通话，但落在方格作文本上的，是普通话。一切都像是隐喻，像是人生判词，在以后的许多个日子里沉默中发出自己的声响，让这一切显得别有意味。他拿旧体诗作结，应该是受章回体小说的影响，那里面经常对一章又一章有总结性诗句。家里有很多书，都是他买的，四大名著我们是常常看的，我们还一起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当然还有其他作品，未必是文学。家里有《曾国藩家书》《菜根谭》《万事百宝箱》等书籍。很奇妙的，他最后离开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但居然一起看过好多书，或者可以准确说，听他讲过很多书。然而这种记忆几乎很难回现，因为那些东西，似乎更多是通过自己阅读而不是被讲述。

他最后看的一部书是《龙山四友》，武侠题材，上下册。我一直记得。二十多年了。那本书应该已经下落不明。与此一起消失的还有一本外国小说《茶花女》。也就是他让我们知道大仲马有个儿子叫小仲马，他们父子都是作家，都写小说。他难道当时就寄望，儿女们去写小说？和很多人一样，他习惯于说儿女是他的作品。那么，儿女的作品难道应该是小说？因为他确实是希望我们去当作家的。他希望我们做才女。很奇怪，他居然那样期待过小小年纪的我们。实在是太早。早得我不知道那期待意味着什么，就像是做梦。但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没有意识到这最初的生活是最早的演习，我们在对生活进行排练，父亲在排练着我们。我不知道父亲除给我们建了世俗人世所住的物理房子外，还给我们建造着永久的精神房子，那时候他就已经打好了地基。我没有做过父母，我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才忽然觉得父亲那时就已经在建设我们的未来。那时候父亲已经预言了，就那首诗，就这些汉字，那时候我们就寓居在里面，就是我的家我的房子我的巢我的天空我的大地我的孤独我的花园我的神祇了。我那时候还太小，不知道将来我会将自己彻底地隐藏在文字里，不知道文字就已经是我的盔甲我的壳我的河流我的山川我的星辰我的大海我的世界。

吃饭和读书，都是别有意味的。我们过着大地上最贫瘠的生活，吃着土豆白菜，却很早就享用了以后这么多年一直享用的东西，不能不说很神奇。已经说过了，一切都像是隐喻，我们吃饭是为了阅读而不是为了活着，很早他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生活的要义。阅读是什么？书本的旅行和享受。他给哥哥买过一辆自行车。村庄与村庄，是黄土高坡的地形，千沟万壑，很容易就掉到坑里。家里人集体反对，但他一意孤行，说飞机也是人开的。也就是那时候，我知道飞机也是人开的，而我们也可以去开飞机。如果我现在开着飞机多好，也许冥冥之中，他会更得意，会觉得自己是说对了的。他喜欢对而不是错，他喜欢被肯定而不是被否定……但他总是走到反面去。

他总教我们冒险，教我们想象，教我们大胆去追求。“一切没有什么难的。”似乎从来如此，他觉得只要其他人能做到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到。而事实上，哥哥骑着车子去中学的课堂，回家路上，自行车一路飞奔，连人带车掉进了下水沟渠……家里人说他的脑子就是那次掉下去伤到了。他经常把这样的危险带给他的父母。小时候就如此了，到后来年轻时代为他订下的婚约因他总跑内蒙古退掉，再到后来他失联了好几年，然后接着，他给了他们几年好日子过，娶妻生子，但马上就是死亡了。有一点好，他父亲死在了他前面几年。但对他母亲，他的死显得那么残忍。他作为活下来的头生子，在他前面那些活不下来的姐姐哥哥让他母亲伤透了心，他也让他母亲操碎了心。他母亲专门求神拜佛拴了一只石狮子来，保他的命。好不容易把他养到成年，好不容易结婚生子，他还是让她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女是前世仇人，今世来捅刀的。”他的死是插在他母亲心上的一刀，接着不到一月，他弟弟的死，又一刀。

两把刀横插在走向八十岁的老妇身上，让她的生命彻底进入暗夜……

3

一所大厦，这是我为寻访他进入的第一个地方。这座大厦是县城非常出名的一家酒店，里面往来无白丁。老板是县城的一个已经风云了三十多年的企业家。县城里因为煤粉这二十多年突然出现了很多煤老板，大家习惯于把他们叫作暴发户。然而，这些人倾向于自己作为企业家代表而出现，虽然他们大多有暴发户的派头，但并不喜欢这个词来定位自己。我要拜访的，是和父亲在口外（内蒙古）一起打拼的老朋友。他姓石，手掌很大，相信手相学的乡人后来以此断定他的好运都是他的命里带来的，手掌大就是一个标记，就如他们相信断掌的人运气不好一样，他们总会给生活的吉祥或不吉祥找一个天命说法。

小时候家里经常能听到他的名字，那时候他已经发达了。在父亲口中，他是我们的石叔叔。当我推开旋转大厅的透明塑料窗帘走进他的大厦，有二十年重过南门之感。故人之女二十三年后重见故人，应该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我应该去好好写这么一部小说。

一般而言，他的电话是打不通的，门也是进入不了的。在我更年轻的时代，对县城名人的好奇，加上小时候经常听到名字的亲切，让我并不是没有试着去推开那扇门，但终究半道折返。经过这么多年如同我父亲年轻时代南船北马的漂流，被某个阶层看不起而引起的情感反应已经伤害不到我，我像一个传销人员，固执地去推开对我封闭的门，把这当作一种素材积累的训练，就如在宴席上或会议中我经常借故加各种各样的人的微信，当作社会学观察给自己一个新鲜的窗口。面子和里子，从来都是无所谓的。

在此之前我就知道，未经允许，上不了那座大楼七层以上的地方，层层有关卡，这是县城里人人喜闻乐道的秘密。商人有商人的考量。随着煤粉经济发展，这片土地上的人深陷在贫富之差的仇恨里，有一定经济身份的人不会随便抛头露面，他们更乐意活在县城的各种传说里，以及报纸和电视媒体的新闻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不注意的，被从黄河大桥上推下去，或县城背靠的叫作五虎山的山崖上扔下去，会让小城喧嚣好一阵子。拥有金钱会失去一定的自由，也许他们也偶尔会觉得痛苦，但相比于被绑架或撕票，这种富裕的负累是他们愿意承受，或乐于承受的。那天我居然打通了电话。事后石叔的解释，是看了我的短信才允许我进去的。

接下来，一张茶桌隔开了他与我，他坐在办公桌旁边的茶桌主座上，用肥硕的大手提着极其小的一个麻色茶壶，给那些摆在桌子上的各种样子材质象征富贵的丑陋蟾蜍们倒水浇身，顺便给我倒茶。仿佛一种隐喻，我又一次想到了这种文学修辞。我父亲过早离开这个世界，他未能赶上这大变化大冲突的二十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石叔开口说话，我就像面对一块庞大的石头。随着他说出的越多，我越感觉诧异。他告诉我他那年十八岁，我父亲二十岁，他们在内蒙古的一个旗里挖渠。实在太年轻呀。我自问我二十岁那年在干什么？读书，换学校，读书，换学校，教书……他曾有过那样的青春，活力无限，居然后来还爱着阅读。我记忆里的父亲总是带着书籍，即使放羊也是（他去世前的前一年，二爹买了一坡羊，父亲经常代放）。是不是父亲在内蒙古挖渠那时就习惯于带着一本书？我无法理解，父亲有太多令我不解的东西。他还热爱赌博，热爱吹牛，当然，也热爱女人。这些都是石叔说出来的，虽然我早就知道一鳞半爪，不至于太过惊讶，但由父亲年轻时代的朋友说起二十岁的父亲，简直像说一个比我小十多岁的青年。

胖胖的有着宽阔身躯的石叔已经七十多岁了，大多时候一脸严肃，他活在县城很多人对他的膜拜里，活在很多人给他撰写的人物采访里，早就活成了一尊需要膜拜的偶像。他就像个财神，县城里各路人马拜来拜去，只我待着的几次，就来来去去有几十拨。在说起我父亲的时候，他居然笑成一只吉祥猫的样子回忆起他们的年轻时代，告诉我：“你父亲当时相好了女的，第一天就会告诉我们的，不过隔天变化了，也要一切说出的。”

从来如此，一直都是这样，很多人会惊诧我对生活的坦诚，我把这上溯到父亲，归因于基因。生而在世不必有太多隐瞒……

我终于走向父亲，走向他不为我知的青年时代，走向更多的细节。蓦然间，在石叔的讲述里，我仿佛看见父亲就坐在茶桌一角，穿过岁月的灰尘，与我相认，我们是朋友而不是父女。

“你和他很像。”接下来的一天，石叔叔组织的聚会，就在他的酒店的一层，也喊了我的哥哥姐姐。他在席间说出了这句。那些被他叫来的我不认识的人随着附和。他喊了我前一日提到的几位熟识父亲的人，我极其想见的两位却没有到。我之所以记挂那两位，包括石叔，不得不说是小时候一直听父亲说起他们的原因。然而，事实并非如我所感知的那样，我是靠着他的话语猜测觉察出来的，那就是，他们的友情也许并不是多么紧密，甚至谈不上是朋友关系，仅限于认识。他们指的是他与我父亲，以及他与我父亲经常说到的另外两位县城风云人物。我父亲说起他们的情谊，可能有一部分是种生活需要的虚构，一种文学的叙事策略，一种吹嘘。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父亲在我们童年时代常常提起的他的“三个老朋友”都在走向老年，却还在县城的舞台上坐着主席位。不能不说他们是县城经济的弄潮儿，又赶上了各种适应他们的时代政策，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把自己推上财富执掌人的宝座，虽然这几年来相对有点有心无力，被后来者不断挤压着，但经验和智慧还是一样不缺，让他们紧紧抓住手里所能抓住的权力、荣誉、关系和面子，活跃在这座西北县城的土地上。

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后来我联系上了其他两位，一个和我同姓，刘叔，一个姓王，王叔。他们都有个特别的名字，非常文学性也非常有命运内涵，但我在这里仅引出他们的姓，为了我父亲。也许，很多年之后，或者，就是现在，就在我接下来要写的文本里，我会以小说的方式拜访他们。因为我从他们身上，也许可以拼凑起一个地方几十年的历史，也许还可以拼凑起父亲如果活到老年的样子。我想在文字里与父亲重逢，死去的父亲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如果没有死去，一个人会通向一群人。那么，我该做出这种文学假设，我自己也仿佛是父亲的一个分身。世界是同体大悲的，我相信。

“是长相？”我问。

“不只这样，还有说话那姿态，嘴角上扬的样子。”一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叔叔补充。这个人从县城的铁厂退休，是个老工人，但他老家和父亲外婆家不远，所以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你父亲只编簸箕不收边沿。”石叔接过话头说，“很多主意是他出的，但总做不到最后。”

这样的话在过几天去拜访比父亲小七八岁，一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做生意的刘叔的时候他同样说了。刘叔和石叔一样，是县城里专门有自己做生意待客酒店的人。他们的酒店都在一条街上，就是县城的正街。刘叔的更豪华，但那是之后才建的，最早豪华起来的是石叔。我并不能打通刘叔的电话，还是石叔帮的忙。

看到刘叔的时候，他张着双红色的眼睛向我走过来，一起走过来的还有两个人。我是从走过来的三个人的姿态里判断出谁是他的，那养尊处优还有那霸气或戾气，县城里的一般人是没有的。后来，红眼睛刘叔领我到他宽敞的里外不知几间的办公室，与我单独会面。

他似乎刚喝了很多酒，脸红得如同才从桑拿房出来，眼睛近距离看比兔子眼睛还红，穿的居然是粉红色的衬衣，加上优渥的生活培养出来的那种身宽体胖，看起来就像一只硕大的粉红色卡通兔子，也像庙里的那种红龙王，不过比龙王胖。他给我的感觉是亲和的，但他说话并没有那么亲和，许是因为正接受所谓“上面来的”检查。他可能真的那几天特别忙，也可能急于送走我，所以表现得特别忙，只给了我十多分钟交谈的时间。他说我和我父亲简直一个模子。从小到大我听过很多这样的话，但都是从村子和亲戚那听到的。我觉得他们说的像应该是相貌上相像。而被石叔和刘叔以及其他和父亲打过交道的人说出，恍然间我知道他们另有所指。也许是我说话的语调，也或者是我的那种肆无忌惮。我想到曾经在一次活动中遇到一个喜欢算命的人，他热衷于知道我的生辰八字，但我根本不打算告诉他。父母在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算命，他们连出门的云彩都要看的，风吹哪个方向都要占卜。他们喜欢数字，但只用于占卜而不用于规划，尤其在钱方面，结果我们家的生活一直很潦倒。不过感谢从小的耳闻目睹，使我后来自学《易经》毫无阻隔，两次大考都因为这道题拉开了与其他没有这方面功底的同学的距离，我应该是先天基因里就有巫术的根底。然而，于具体的生活中，我不喜欢有人来占卜我的命运，我习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父亲那样的死亡我都经历过来了，人生自不必太多挂碍和谋划，日子就像敲钟，此刻敲响了就是敲响了。那个人还是遏制不住自己的算命冲动，说我姓名里“欣”虽为生发，但拆开来缺斤短两。几乎像一种宿命，我被他说的那短短的词句震住了。在那之前的生命历程确实是，每逢大考，我总只差那么几分。在那之后的一次大考，亦然。我已经很小心。从父亲这里就如此了。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尽量去周详地做每件事，尽量让事情看起来有头有尾，因为在从小到大的无数告诫里，都是：“你父亲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从来做不完一件事。”这些事包括他做的各种生意，也包括他第一次订婚的女人，还有很多他们欲言又止不为我们所知道的事，几乎每个认识父亲的人都会在我们做某件事半途而废时说：“和他父亲一个样。”也许，父亲一辈子能算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娶妻生子。虽然我们被他甩给祖母，由着祖母和叔叔带大，但看起来至少形式上是种完成。我们生怕基因里的那种有始无终追着，我指我和姐姐，不知道哥哥是不是，反正我知道我们俩。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时候，不管是事情还是感情，或是说爱情，我总虎头蛇尾，新鲜感很快就用尽了，一点都没有了，缺斤短两的宿命结尾就摆在那里了，就如经常开头却没有结尾的文章。

太多的残篇，太多的残夜，就如我的爱情，也就如我的人生。这些年来，我所有的青春岁月都在与分数较量，被误解的傲慢，辗转各省的混乱，目标错误的重复修正，以及自我憎恶。我自以为是地去摁住自己走世俗的光明大道，却在一些紧要关头，似乎一步步重复父亲的老路。我的父亲像镜子一样端然坐在我对面，嘲弄着：“看，你也和我一样。”这就像一种诅咒，基因的宿命。无论我多么想反抗他，很多时候结局就成了这样。父亲就像一条荒芜却没有规则的道路，就像一片水域，就像一条想流就流想干就干的河流，在前方引诱着我。而骨子里，我很难说更喜欢哪种。也许那种杂乱无序随心所欲更吸引我，但同时我也恐惧塌陷下去的深渊……

“我们在口外，要回家了，你父亲也不管爷娘，一个人真是潇洒。”这是石叔说的。他一方面带着赞赏说的，口气里能听出来，说我父亲是个怪人，另一方面，明显的，他觉得那样是不对的。也就是说，他既觉得这样潇洒，又觉得这样于人生似乎不对。这是我父亲出给很多人的难题，也是我基因里的难题。我喜欢那种无拘无束，我喜欢离家千里之外，我喜欢一种漂泊……

4

虚岁五十四，周岁五十三，应该也不算太短了吧。二十世纪中期出生，死在二十世纪末。半个多世纪，也不算短了吧。我经常计算时间，计算人的年龄，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算过路遥的年龄，一次次与他做对比。至于我回乡拜访的父亲年轻时代的那些朋友，更是恨不得计算他们具体的月日。但是，他们都活过了一个甲子，不像我的父亲。我在他们的轮廓和举动里寻找父亲的样子，想象他的可能，才觉得几乎一无可能。我无法想象他胖起来老下去的样子，无法想象他爬满皱纹，无法想象他叱咤一方。他还是停在那个年龄好，停在我的想象里，停在世纪末的风雪里，停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早春的一场酒醉里……

有着兔子眼睛的胖刘叔长着一张吞噬世界的脸，对我说：“你父母是恩爱的。”他用了恩爱这个词。金钱是永远的，他比我坚信这一点，所以急于打发看起来相貌平平财气也平平的我，却居然对我说我父母恩爱，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的人之为人的善意安慰。他两眼充血，除了“恩爱”这个词，留给我的有限的十多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记忆，全都是钱的呐喊和攫取，告诉我他在财富堆里的排位，他参加的那些富人聚会，他作为什么什么的代表。越是富有的人越需要拿钱做牌坊，证明自己的存在，仿佛再无其他了。他和童年时代父亲说给我的样子完全不同，和我童年想象的样子完全不同。

他的那个词让我觉得特别，仿佛将我的家庭与他相连，仿佛父亲与他更亲密。一个很私人很圆满的词，被他用来形容我父母的关系，给我提供了一种想象世界的可能。在我年少的记忆里，父母既不恩也不爱。难道我记错了？不过，也许存在这种可能，这样才可以安慰我自己我们是因爱而生。

我父亲年轻时代的这个朋友，后来的一次电话回访，他用了“以后再见吧”回复我。这是应付、应酬式的。他不知道我内心因为他说的那个对一段关系的判断的词令我生出的感激有多深，当然，这对他无所谓。

没有以后，不会有以后。

不只是他，还有他们。不会再以寻找父亲的方式再见了。

他们让我亲切，因了父亲，却陌生。

他们身上透出的欲望让一切都生机勃勃，显示出他们在世为人的生命力，包括他们身边的一切人与物。比起我父亲，他们的这二三十年是无限的——权力和财气。我父亲也追寻过他们现在所过的这种生活，只是他提前走掉了。不能走向所谓的成功，一个人要在失败里，在破碎里，在下坠中，成为自己……

其实我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听父亲在二三十岁认识的某个熟人说话，想象一下父亲活着可能的模样。归根结底，他们过度攫取了县城的财富，自身也感觉到了危险，手里握得越多越害怕。所以，他们无法真正安静地坐下来与我喝一杯茶。我从他们身上还是看到了父亲。他们那代人太悲惨了。饥饿让他们吞噬一切，搞经济，搞政治，搞权力，搞女人……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却还是怕这种生活被打翻。他们也许害怕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失败得过早上路的我父亲，是他们的另一个分身，是总在大地上睁着眼睛的伤口和深渊，他们无法对他隐瞒曾经的赤贫。他们是要体面的，至少现下的体面——体面会让他们感觉到一种尊严和安全。所以，他们向我描绘父亲而撇清自己，好像他们只是围观者而没有一起表演。

是的，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动说是父亲的密友，虽然我知道他们年轻时代曾经一起吃喝嫖赌，很亲密过一阵子。但居然没有人和我说出。我仍然很感激他们，尤其这个眼睛红得像兔子的叔叔，说我父母恩爱，让我觉得我的出处和谐，并不像我预料的是一场阴谋，一个男人对女人的阴谋，我还是太俗气了，将父亲放进了一个物欲的范围思考。然而此前这些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一次次。

5

父亲对于母亲的爱情是“劫掠”吗？那个“恩爱”一词将我一切的怀疑推翻了。我父亲比我母亲大十八岁，从会推理判断以来，我就觉得他们结为夫妻的“合法性”太值得怀疑。他们的结合，是不是年长者对年轻者的欺骗？是不是一场原始的阴谋？毕竟未婚先孕在那时候的县城仍然受着人们审判的眼光，何况时间走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想象我如果未婚生子，没有一个男人在身边，仍然会迎来巨大的尴尬，还有现在看似安稳的工作也会受到攻讦……这些都让我怀疑，我们的出生是不是父亲的一场设计，而母亲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感情里冲昏了头脑，很快怀了孕，并不能细想与一个男人骤然亲密的结果会是什么。

1983、1984、1985……我的父母走在这座小县城的街道上。我的父亲应该是欣悦的吧。我的母亲呢？是不是带着忧伤挺着大肚子蹒跚地一次次走进一间租来的房子，会不会在某一刻察觉到一种不安，那种可怕的孤儿寡母的生活她在较为幸福的岁月里有没有不小心设想过……带着某种柔软和坚硬，我设想自己被孕育时孕育者的心情，我设想我性格里的某种忧郁和倔强，何以一直伴随我。是不是在出发的地方，在降临的地方，就有了某种暗示？

也许不该猜想，也许这些猜想带着某种文学的矫情和迫害妄想。但生活曾经在此流淌，而且确确实实，我作为一个结果而存在，想象花开和授粉，想象何以我充满夜晚的忧郁而不是白天的敞亮。

就像一场平行表演，城市的生命在此流过。我想象我的出生，想象那时的情景，想象我可能掉落的深渊。

我一直没有说出。不只是那些，还有，包括酒精依赖。不只是父亲，它作为一种基因遗传潜在地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一度的沉湎与夜半的头痛欲裂，天明时分停不下来的呕吐让我连对死去多年的父亲也是诅咒的。对，他死于一场酒精中毒，劣质酒烧伤了他的五脏六腑，也或者，多年的酒精沉湎让他最终自食其果。而我，也一度沦落在这种昏天暗地里。我对人生的不负责任应该确实来自基因的遗传，有时我不得不这样想。命运的真实就是如此，我逃避与现实的任何严肃较量，但失败和不祥总被人以各种方式暗示和提醒我，比如到我房间的朋友观察我喝水的杯子，轻声问：“每晚来缸啤酒？”透明的玻璃，足够大的容纳量，一杯就可以酣睡，这是别人对我的想象。

有好几年时光，酒精导致我随波逐流，就像对氧气的需要让我产生依赖。作为一种死亡方式它应该在我的家庭里是被恐惧的。对，罪魁祸首就是它。它已经毁灭了我父亲的肉身。在我独自生活的这些年，它一次次将我的生活导错航向，重大事件总因它而变得无法收拾，似乎也会毁灭我，使我断裂、毁损，被装进一个匣子里或被消灭在一场大火中……

我父亲最光辉的时刻应该是他的二十多岁，这个国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他短暂的黄金时代，一生里最好的时刻，站在自己的舞台上。他在口外那一片广阔的天地里做着包工头，率领着一批同样年轻的人，他在那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光。内蒙古，也就是我们那里的老人们所说的口外，这个他的光荣之地，他在好几个城市辗转，实践着自己的梦想，有着具体的工作和严格的作息，薪水丰厚，成就感也充足，女人缘也不错。开始，他是与这个我拜访的石叔叔在一起的，后来和谁，我一点查询的线索都没有，问到相关的人，其他人告诉我要么是死了要么已经没有联络，不在此地。他后来回到陕北的小县城，应该是出于家庭和政治的原因。因为终究那时候迁徙还不自由，他们是从哩（内地）私自刻了章子跑出去的，后来一些人被遣返回来，一些人在那里结婚生子。他呢？被关了进去。

必须诚实地说出一些事，必须穿透这雾霾，这既是冒险又是自由，归根到底，我愿做这样文字的越轨者，对于所谓体面和安全，我一直充满蔑视，包括在一段类似于偷情的爱情里，我仍然是坦诚的，哪怕卑贱如蛆蚁，一个人也不应该因为是一个客观存在而遭受来自自身的审判，何况，宇宙就是一个大客观。必须承认自己的黑暗，这就是置身体面社会的勇气。体面只是一种表象，太具有伪装性。必须解除任何伪装。无论如何，我父亲在人前，向来是真诚而慷慨的，他的失脸，他的污渍，他从来不遮挡，这是我从他那些年轻时代的朋友们那里重新了解又一次得到印证的，仿佛一种基因遗传。我的黑暗、我的阴影、我的深渊，应该是我最美好的段落，是我的江山我的原野，即使萧条荒芜，也是真的，不做作的，一个人应该对他自己是坦白的，我现在也不缺乏这勇气。如果一个人能说出他自己的深渊，一个人才是真正的他自己。

这段岁月在家族里一直是禁忌，母亲偶尔说起，但是极其简单，同时又开启太多的窄门。她说这些也仅仅是为了告诫我们。有时仔细地问母亲，她会捋一捋她已经为数不多的头发，说她是后来才认识他。而实际上，她肯定知道很多，也许是为了私密地拥有他不告诉我们太多。那不是短短几天或几个月，那是八年。一个人一生里有多少个八年？作为丈夫的一般不可能不对新婚的妻子交代自己的岁月，他肯定对她说过。那隐藏在母亲嘴角里的故事是一本从来没有打开的小说，是故事背后的故事，那才是最真实的。然而我想我一辈子都很难打开，很难阅读。仅仅因为越轨而被关闭？我并不知道，亦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不过，也就是这段日子，让他觉得一生的时光仿佛被耽误了，出来之后，很迅速地结婚生子，过上了世俗的循规蹈矩的生活。

我还没有说出的一点，就是在我见我父亲年轻时代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我和我父亲很像的一点，其实是指我三十多岁了依然没有把自己活成他们所认为的达标类型，生儿育女。在他们眼里我和我父亲一样失败，这就是相像，从他们揶揄的口吻里我听出了这些。坐在席间，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学习你父亲年轻时候，三十多岁了混不出头一事无成到处晃悠晃回老家来？可他毕竟是男人。”为了不让他们洞悉我的这些情绪，我狂妄地回答他们，不断满足他们对单身女子的想象。然而那些信息也不能不说是错误的，我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语调讲述我的人生经历，或虚言或妄语。我难道应该这样说：“我厌倦了这个世界，我回这里寻找那么一点小时候的东西，寻找我为什么厌倦一切？”虽然这或许也是一种真实，但我仍然该遮盖起来。

6

这二十多年来，有很多次我感觉似乎父亲在身边，一言不发地坐在某个角落看着我，让我总能感觉到某种支持或力量。

“我总能感觉你在身边。”如果要我对父亲说一句话，我想是这句。这也许是我最不该写下的段落，会让人觉得恐怖，会让人觉得玄而又玄，但生命的感觉确实就如此奇妙。

我的姐姐三十六岁，考上了北京一所师范类院校的研究生，她已经为人妻为人母多年，在小县城的财务处讨生活，一条街来来去去走了十多年，我为她安稳的日子充满隐忧，女人如果不奋斗，很容易陷入家庭的怨念与琐碎里去，将一辈子过尽。好几年了，我希望她能有一份家庭之外的生活，哪怕是学女红，也要尽量狡兔三窟，不被生活推到悬崖边。当然，我希望她能通过考学或其他提升一份技能的同时，让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开阔通透。说起来不能不说是自私的，我希望我自己南船北马的路上，有人懂我。所以，我不愿意她沉沦在日常的一日三餐里，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位子存在，而忘记了少女时代的梦想，忘记了父亲在我们童年时代对我们的期待。——其实也可能是因为我太过孤单，对世俗生活整个处于一种放弃状态，却对她还有少年时代的依赖，期望她能在精神上陪伴我。就在我放弃对她有所期待的时候，她在她三十六岁快生日的一个晚上，给我发来信息，说她考上了。也就是那个夜晚，我发现我父亲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或者，他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寻找，包括我去拜访他的朋友。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预言了我和姐姐的命运：“三十六岁，脱去蓝衣换红袍。”如果可以将话语当作遗产，这就是我父亲给我们的遗产，他将很多话缩进这一句里，然后让我们自己摸索、寻觅和体验。这句话包含了很多年、很多岁月，甚至可以说，很多书写。我们一直互不相通，我是说我和姐姐，基本不说起父亲。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对别人和相互提起这句话，可是这些词语让我们如同睡在一条独自的船上，让我们漂流，划船远行，同时也让我们安全，是我们自己的挪亚方舟。没有别人知道，也不可能有别人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有人在乎，除了我们，这对别人微不足道的话语，照着我们行走了二十多年。我知道我的姐姐藏着它，我也藏着它，就像有人在我们头上提着一盏灯，谁也夺不走我们上空这盏灯，谁也夺不走我们身上这句话。就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样，这是我们自己的“天行健”。我父亲赠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一句话，虽然一切都在这几个字里了，但这句话囊括了所有那些已经展开和还未展开的书写，所有那些可能性。我知道，我会一次又一次捕捉这句话，就像捕捉流云，我应该搜索它在哪里，并将它带到现实，带到人前。我父亲叫刘云，飞鸟与流云，从来都是天空的指示，我们从未分离，一片又一片的云朵儿，总可以打散又重聚。他以他的离去让我领略白云的艺术，我还会继续将头抬起，继续学习白云的艺术，学习逃遁与漂移，学习一种无拘无束无所挂碍，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于我，也许对于我的其他家人来说也是如此，父亲并不是停在他的死亡状态，虽然他倏然离开是真实的，但似乎他一直在开口说话。他说在我们童年里的话一直存活着，我们以此为生，坚强地活着，对抗各种不安与不适，就是为了走到三十六岁。这句话像一块盾牌，免我们这么多年的苦寒，同时，又像一床温暖的棉被，证明我们是被爱着的，至少被引导着的。我千次万次亿次回忆他最后离开时的样子，大人们把我带走。他没有撕心裂肺也没有流泪（可能已经没有了力气），我的手也不曾被他握着（同样可能已经没有了力气），但我似乎能感受到他的体温。有很多年，甚至是现在，我都会埋怨自己当时太小了，不懂得照顾他，也不能做主去喊医生，何况村庄里没有什么医生。我又宽宥自己，觉得这应该是他的命，他有他的轮回。

他给我们留下了那句话，回响如钟，时间如佳酿，孕育它、包容它、呵护它，就是在那里，在父亲的口中。即使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一切都无影无踪无法企及，但这句话仍然能照拂着我们，将我们支撑起来，将我们带往成年，带往三十六岁。

我父亲给了我很多，他的死使我的写作成了可能，成了通道，成了路径，创伤就是出路。所有那些他事倍功半的事，所有那些烂摊子，所有那些嘲笑，对于理解生而为人的人，对于理解艺术的人，书写下来都能产生一种美感。最令我感觉满意的遗传则是那种永远忧虑的不满足，永远不够的遗憾，永远抵达不了圆满的渴求。这可能是写作的必须，既破碎又沉醉。

“三十六岁，脱去蓝衣换红袍。”这是地摊上买到的卦卜书上的一句话，我父亲在二十多年前拿来预言我和姐姐的人生，对我们的人生进行卦辞的纪实与文学的虚构。他在童年就开始指引我们如何走向成年，走向我们属于自己的时光。他中年得女，已经四十多岁，肯定想到过人生充满各种可能，肯定想过他未必能安然陪我们到成年，所以，他许我们到三十六岁。也因着这暗示，我们总觉得人生像一场捉迷藏，父亲藏在我们的三十六岁，等着给我们一场奇迹。所以，一定要走到三十六岁，而且要走得昂扬悲壮，走得风风火火，走得热热烈烈。

马上我也就三十六岁了。这么多年的道路早已由父亲安排，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我是走到这里，才忽然发现，父亲就像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就像给了我们一次极其浩大的盛宴，就像给了我们一本大书，这是我们的易经，乡下的易经，父亲用生命写给我们的易经。经是道，是理解，和爱不同。父亲给我们的是道路，是对世界的理解，而不仅仅是爱，他过早地把我们导向一种客观，让我很难说出如何爱他，或想念他，只是思考，只是交流，似乎这样的照亮比爱更让我靠近人生，靠近一种自由。如果有一场相聚，我想父亲是微笑的，我们也是这样，不要眼泪，不要悲伤，一切都要活过去，活过喧闹，活过孤寂，一切都不必害怕。

没有文字，也没有照片，没有属于我的回忆。我姐姐拥有一张家长签字的证件，那上面签着父亲的名字，就如两片云飘在陈旧的纸上。她拍照给我看，在那个她告诉我她考上了研究生的夜晚，第一次，那样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地，她发来一张照片，附着话：“看，这是你爸爸的字迹。”这么多年，我们经常称呼我们共同的父母给对方用“你爸爸”“你妈妈”这样的字眼。这是父亲去世后这二十多年里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字迹，写给她的，不是我。她打出那几个字的时候肯定心里想的是我有而你没有，那我给你；肯定拥有一份私藏的喜悦。我什么都没有。除了在认识我们的人的记忆里，除了我的记忆。所以我寻找并写下，从而将我早已故去的父亲捕捉并照管，在生与死之间。

附：

词语的火把

——《蓝衣时代》创作谈

刘国欣

三十五岁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一条微信信息，这条信息让我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些事。这是一条命中注定的信息，而在童年被说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会在多年之后以这种方式收到。

这篇文章写在我的三十五岁，我姐姐的三十六岁，作为文学作品发出来时是我的三十六岁。这些年来，我们在父亲编织的时间河流里漂，一切都受着他说的那句话的抚慰：“三十六岁，脱去蓝衣换红袍。”蓝衣是修行，红袍也是修行，时光是修行的沙漏，词语的火把照亮我们的次第生活。书写是一种相逢，到了这个年龄，也算是脱去蓝衣换红袍了。生命像是一个故事，一切都被艺术化过了，一切都显得可以接受，一切都是我父亲埋在我们童年的草蛇灰线。

我记得童年时家里有好多地图，装订成册的关于道路和关于旅游的就三本，还不带那些袖珍小册子。三本大的因为每一张都是塑料装帧，所以拿起来很重。这篇文章我从开始起头，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多月才完成。如何写这篇文章的创作谈，我又延宕了好几天。我想捕捉一种随意与自然，但又觉得很难。今天抬头看云，忽然就想到了那些标示着各种路径的地图，道路熊熊燃烧，灼热地一条条抵达远方，就像流动的血液。那么多地图，我觉得也许是父亲的暗示与期待，潜移默化的童教，当然对他自己也一样，他想走遍四方，对儿女渴望亦然。我父母都是那种喜欢这里瞧瞧那里晃晃的人，似乎从他们出生就如此了，尤其父亲。以至于父亲去世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回去面对那个小土堆，如果不是在一种很清醒的物理指出里要给他找个着落地，我常常觉得父亲在我在或我不在的地方游荡，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这里飘过来那里晃过去，像个游神。

时至今日，包括他刚去世的那一年，我谈不上多么刻骨铭心想念他，也谈不上如何爱他，但我总是思考他。他就像道路，生活的道生活的路，我由他走向鲜活的生也由他思考永恒的死。这并不是可怕的事。父亲就像天象一样在我们童年就把这些向我们展示了，他向我们指出埃及的木乃伊，古印度走在街上的牛，也向我们指出希腊罗马。他喜欢希腊远甚于罗马，但是他告诉我们罗马更有契约意识，契约是一种文明。我姐姐后来大学读了法学院应该与此不无关系。我喜欢希腊，迷恋神话，也迷恋神秘，总觉得世界即使是一种大客观，但还应该有很多可以让人信得过去或愿意去信的各种说法。也许这种情感和我父亲钟情于这些辉煌的古老文明有关系，我就如继承生物基因一样一并继承了他的文化偏好。

父亲很喜欢向几岁孩童展示他的渊博，用我们的方言形容，他就像个显道神。也许他那些年太落魄，需要这么一个舞台展示他自己，也或许这是一种文化启蒙。我们在乡间生活，除了小学，没有幼儿园也没有专门请来的家教，不像现在的孩子。但回头看我的早年，似乎一样都不缺，我们过得很丰富，我说的是精神。然而，童年也确实贫瘠，贫于物质，以及父母常年在外的游荡，让我们总饥于爱，总觉得不被爱。当我写下这些，我又觉得似乎早年已经获得一种慰藉，生活虽然有破碎，但也可能同时令人沉醉。而今，我父亲早就是土地下的一堆土了，但他又像是云天一片，我们彼此对话又相互隐身，互相阐释，蓝衣红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生死无间断。

【刘国欣，陕北某村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以写作教书为乐为生。作品见于《钟山》《花城》《清明》《长江文艺》《雨花》《延河》等刊。出版有小说集《供词》《城客》《夜茫茫》，散文随笔集《次第生活》《黑白：永恒的沙漠之渴》等。有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转载，曾获《广西文学》2019年度优秀作品奖、《延安文学》小说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