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书谁寄来

《与父亲书》 向迅/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父亲曾给我写过许多封信。

那些信，寄自北京密云，贵州某县，乌鲁木齐，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我据此知道父亲正在哪里谋生。每每有他的信被邮差送来，我都会怀着隐秘的喜悦，躲到一个无人打扰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抽出两三页叠在一起的信纸——多半是从笔记簿或练习册上裁下的内页——展平折痕，逐字逐句读。

父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十分陌生的一面。这个父亲，就像是换了一副嗓子，换了一个性格，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了许多平日里听不到的话，甚至还有点噜苏（啰唆）——在他嘘寒问暖的时候。而且每封信的开头，他总是模仿古人的笔调：吾儿向迅，近来可好？读着这样的句子，总觉得怪怪的，令我忍俊不禁。

实际上，父亲识字不多，好多生僻字不会写，信中因此时不时地蹦出一个错字、别字，乃至他自己造出来的字。但我都会毫无障碍地认出它们，并准确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只是那时，我从未设身处地地想过一个问题：他提笔给远方的儿子写信之前，是否有过片刻的犹疑？

我想象过父亲给我写信时的样子：夏日慵懒无聊的午后，或是春雨霏霏的凉夜，父亲在外省临时的寄居之所左顾右盼，确定房间再无他人，于是鼓起勇气，快速地从枕头下翻找出页面边缘卷曲的笔记簿和圆珠笔，然后正襟危坐于床沿，把笔记簿摊开在沾着泥浆的双膝上，深吸一口气，开始捉笔写信。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对父亲而言，要把那些散落于记忆深处、已经爬满青苔的汉字搬到信纸上，就跟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摸黑逮羊一样困难。他需要凭借顽强的毅力，才能把那些奔跑跳跃在无尽黑暗中的汉字一个个捕捉到，再使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它们穿连在一起，费力地赶上坑坑洼洼的道路。

终于写完了，父亲抬起头舒了一口气，望着窗外出了一会儿神，再俯下身子，把信从头至尾默读一遍，在某个地方添加了一句话，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修改了一个别字，最后庄重落款——“父亲 某年某月某日”。

搁下笔，他在信纸里侧折出一道痕迹，把它们小心翼翼地从笔记簿上裁下，举到胸前，拢起嘴唇吹了吹，然后按照一贯的严谨作风，把它们工整地对折成两折或三折，揣进上衣衣兜，并用手轻轻地压了压。

当天下午或次日早晨，父亲搭乘摩托车或卡车从喧嚣的工地出发，翻越一座座山冈和绵延不绝的山丘、庄稼地，最终到达镇上的邮局，购买信封和邮票，装好信，写下收件地址，郑重地投进邮筒。——收到信时，我仿佛还能触摸到父亲的双手留在信封上的余温，他落在信纸上的目光，还有他火焰般明亮的寂寞。

我自然也会给父亲回信。但很多时候，他都会特地在信末嘱咐，不必回信。因为他所从事的工作流动性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收件地址。“你寄给我了，我也收不到。”父亲说。但不管怎样，几年下来，我攒下了一摞父亲写给我的信。

这是我比哥哥和妹妹幸运的地方。那时妹妹还在镇上的寄宿学校念书，有母亲照拂，而哥哥已经跟随父亲到外省谋生了；当妹妹到县城乃至遥远的平原地区念书时，电话已经成为我们最主要的通信工具。他们都不可能收到父亲的信；即使收到过，肯定也不会比我收到的还要多。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自觉比家人中的任何一位都要理解父亲。我们所熟悉的那位父亲，是一个出了名的直性子和暴脾气，不会花言巧语，更不会虚与委蛇，与人理论，八成会擦枪走火。在母亲面前，他极少表现出作为丈夫的温柔；在我们兄妹面前，他也极少表现出一位父亲应该具备的耐心。

而在信中，父亲真的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他朴实无华的措辞中，我不仅充分感受到了他发自肺腑的关心与爱意，还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位父亲的无奈与悲哀，我甚至还隐约感受到了他为试图敞开心扉与我沟通而做出的巨大努力。

信中的父亲与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恰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也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父亲，立体的父亲。这个父亲，有幸被我看见了，读到了，感受到了。而哥哥和妹妹，只看见父亲的一个侧面；母亲或许也是如此。

这大约是天意。因为我将在日后一次次尝试书写父亲。更有意味的是，我识字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在我未满七周岁之前，是他手把手教我读完了一年级语文教材上的课文。下雨天，他躬身二楼的窗前教我朗诵课文的画面，如今仍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模糊的轮廓。

我曾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一摞信件视为珍稀之物。我把它们放在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它们跟着我挤公交，搭乘长途巴士，乘坐绿皮火车。我把它们从江汉平原带到珠江三角洲，又从珠江三角洲带到湘江之滨。

正是在湘江之滨，我开始书写父亲。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同时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某一日，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把父亲写给我的那些信件和其他一些比较私密的信件，悉数销毁。我把它们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

二〇一五年春天，我野心勃勃地计划为父亲写一本书，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那摞信件正是最佳的创作素材，可任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父亲写给我的只言片语。冷静下来，我才想起前几年做过的蠢事，后悔莫及。

一年之后，那摞信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那年夏天，父亲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那些信件还被我完好无损地保存着，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阅读每一封信的时候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父亲。否则，我们就只能通过回忆了。

而回忆是多么的不可靠。我当年销毁那些信件时，极有可能在心底给自己列出了一条减轻负罪感的理由：我已记住信件的内容，销毁也无妨。事实如何呢？我已不能回忆起一个完整的句子。

而这，也是我这几年不停书写父亲的原因。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父亲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我要通过书写的方式，让父亲活着，让他逐渐模糊的形象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这既是我理解父亲的方式，也是我怀念父亲的方式。

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每天总有那么几个时刻，“父亲”这个字眼和他的身影会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逝。他的离开，在我的生命里制造了一道永远也无法弥合的伤口。即使我身在地球的另一端。

两年前，我随团去智利访问。在圣地亚哥辛普森街7号，智利作家协会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文学活动。他们邀请我们在小礼堂朗诵自己的一首诗歌或文章节选。轮到我时，我不假思索地朗诵了我写给父亲的一首小诗。

朗诵时，礼堂里安静得就像是父亲曾经带我经过的雨后的马尾松丛林；朗诵完毕，过了好一会儿，掌声才从听众席上爆发出来。

我相信这异国他乡的听众，听懂了一个中国人写给他父亲的诗篇。

2021年3月15日定稿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