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2021年第6期｜邓跃东：白白的手绢

一

每天出门，我会查看一下挎包，手机、卡包、证件等物不能落下，就连一块白手绢，也不能忘记，不然浑身都不自在。

一个中年男人，说手绢是很难为情的，印象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触及。这是不是说明我心态已经老了？

我是四十岁后想起了手绢。其实并不怎么用，但要放在身上，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希望从中获得一种支撑，让自己有点模样。这是中年的本能体现吧——虽然手绢不会让人变得年轻，但总会有一些淡定和从容。

家里人对此却很不解，说还没老成那样吧！十岁的孩子笑话我说：“你真是个‘老爸’，现在就用手绢。”我用手绢给他擦脸，他不愿意，但有一次带他看电影，他被剧情感动得流泪了，准确地从我的口袋里摸出手绢，直往眼睛上擦。我说：“你不是不喜欢我的手绢吗？”他噗嗤一声笑了，还打了我一拳。

我留心观察周围，很多人都不用手绢了，即使家里有，也不拿出来，各种各样的纸巾代替了朴素的手绢。但是，一块手绢中蕴含的情致和温度，怎是一张随用随丢的纸巾能够取代的？我甚至认为，了解一个人，可以去看他怎样使用手绢。

我把白手绢时刻放在身上，我会不时想起一些没人想起的人，回忆起一些没人回忆的事。比如，我外公把手绢用得精致，我向往拥有那种范儿，可笑的是，最后我变成了爷爷的样子。

二

我们长期住在乡里，不大注意穿着，谁跟谁没什么两样。外公是个乡村医师，大家却说他不像个乡里人。这话有褒义也有贬义，主要是说他穿皮鞋、头发往后梳、衬衣扎进裤腰带，村里只有几个有文化的教师才这样，一个农民怎会这般打扮？大家也知道，外公有文化，读过旧学，平时好静，吟得诗文，写得对联，作为赤脚医师，望闻问切、悬壶济世，又让他平添了几分严谨。

稍大一些，我也觉得外公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外公年轻时进入旧政府的县警察局，干过禁赌队长。解放后回到乡里，自学医术，中西结合，渐渐给人瞧病。那些疑难病症，外公竟能运用湘西山里至今都无法全部破解的梅山巫术、水师法力来驱除，还给人问卜求安，看风水、择良日。

外公的复杂过往，使他处在了社会的风口浪尖。他曾被限制自由，遭村里人凌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演一次。稍微平静一点后，外公又出来寻找草药，悄悄地给人看病。外婆帮他把被荆条抽烂的衣服缝补好，看上去依然体面。外公还习惯用一块白手绢不时印一印脸上未愈的创伤，好像会好得快一些，或是觉得心里好受一点……

乡里用手绢的人，都是比较讲究或是有一定身份的，一般人不用，都是撩起衣角擦拭。我记得，外公的手绢白白净净，对折整齐，放在衣服口袋里，有时额头没有汗渍，他也拿出来拭一拭，坐上不久还要把嘴角擦一擦，其实什么都没有。

没什么擦的，怎么还要拿出来弄两下，是觉得好看？

我爷爷也用手绢，他是个高中物理教师。有次因没及时参加集体学习，被抓辫子反复批评，他忍不住拍了人家的桌子，最后被革了职，农耕十六年，摔断一条腿，又回到讲台。爷爷退休后，在乡里忙个不停，爱发表意见，常迁怒于人，但我不怕他，敢跟他对抗。爷爷的日子过得很不齐整，手绢一下白一下灰，皱巴巴的，还拿来给我擦，我受不了上面的气味。爷爷能力非凡、气宇轩昂，手绢却用得不像样子，但他坚持用下去，并尽量把自己拾掇好一些，说是对他人的礼敬。

想着他们两个的差别，我常常忍不住发笑。这也是值得玩味的，他们都活得真实。这种方式，也许是在复杂社会立身的办法，会使一个人不被风浪淹没。

三

很多年来，外公带给我的是不尽的冰冷和忧伤，我觉得爷爷要疼爱我一些，尽管他经常打骂我。

我小时候，外公偶尔来我家，背着一个标有红十字的诊疗箱，放下箱子就慢慢地掏口袋。我满以为他会掏出一包糖、一把花生果子什么的，可是什么都没有，就一块白手绢。我如此敏感，是因为很多次看到同伴小军的外婆每次过来，都在手绢里包几颗糖。小军经常含着糖跟我们炫耀他的幸福，我们傻傻地看着他，口水吞下去又冒上来。

我依然希望外公下一次来能有变化，手绢里会包着糖，哪怕一颗。我只能寄希望于外公，因为外婆瘫痪在床，眼睛失明了。但是，外公一直没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

外公谨言慎行，做事慢条斯理，一丝不苟，我们几个外孙不敢跟他多说话，甚至看到就躲。有次我听到他的声音，竟从房子里一跃飞过高高的门槛，结果跌落在屋檐下的水沟里，湿了一身。外公说：“你就这样怕我？我又没骂你。”

母亲是姊妹中的老小，深得大家喜欢，她能跟外公轻松地说话。母亲有时建议半天，要外公把生活搞好一些，注意身体。外公却说：“我有什么不好呢？”然后就不说话了，掏出手绢，轻轻地擦拭面容。

这个动作，我见过无数次了，旁边人跟外公说话心急火燎的，他总是不紧不慢。外公似乎用一块白手绢拭去了所有的繁复，留下清静和笃定。世界与他无关。我认为他是个极其清高的人，把自己缩成一块手绢，跟俗世分得明白。

有一次，我忍不住向母亲说起，外公一个男人，手绢怎用得怪冷冷的。母亲说，手绢原来是外婆用的，外婆的眼睛就是外公被关押那段时间害的病，没钱去县里的医院诊治，不久就失明了。外婆不能下地干活，手绢也不用了，外公就拿过来用，慢慢成了习惯，旧了再去买一块。

原来是这样。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外公——一个男人深深的歉意。他的内心，可能会因为外婆的失明而更加坚韧：那时母亲和小舅还未婚娶，得面对今后的生活啊！

外婆去世时，外公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跟往日一样，不晴不阴的。在把外婆送上山后的第三天，母亲带我回去给外婆烧纸，家里却无人。我在屋后的竹园边撒尿时，突然看见了外公的背影。他一只手扶着竹子，肩膀微微颤动。我明白是外公在哭。母亲这时在屋前呼唤外公，外公的身子动了一下，然后拿出手绢擦眼睛。等他走进屋，脸上恢复了平静，和气地呼唤我们。这件事，我一直未跟母亲说，全家人可能只有我看到外公哭过。

也许外公忙着办丧事，还来不及悲伤；也许他的悲伤都放在心底，从不表现；也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悲伤来得快也散得快，跟他的手绢一样，时刻是白净的。

四

乡居生活让我看到，爷爷一直用不好自己的手绢，他的粗犷任性让他无法注意到一块手绢的细节，以致酿下惨祸，折断翅膀；外公不紧不慢地过着他的日子，逢人少言，遇事不惊，他的手绢一直保持着一种样子。他们的命运，截然不同。

外公后来获得了自由，但村里不准他行医，另外安排人去了医疗站，那是可以计工分、分粮的，他只能去干并不熟练的农活，收获不了什么东西。外公也不埋怨，有酒喝酒，有烟抽烟，雨来了避雨，天晴了拾柴。

有一天，村里一个小青年在田埂上干活，小腿被一条剧毒银环蛇咬了，一下肿得老大，渐渐发麻，村医疗站的人奈不何，去乡卫生院要一个多小时。小伙子的父亲知道外公处理过蛇伤，但他曾在集会上扇过外公的嘴巴，不好意思来求助。其他邻居跑来告诉外公，希望去看看，他赶忙跟着奔去了。外公将白手绢撕成条，联结成带，捆住小伙子的小腿上部，然后一口一口吸出伤口上的毒血，嘴巴都发紫了。外公又去寻了草药捣烂，给他敷在伤口上，慢慢退了麻。夜里，他们两口子来到外公家，带了一包红砂糖，对过去的事真诚地道歉。外公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平静地跟他交谈，还一连几天到他家换药。

家里人埋怨外公，过去受过侮辱不说，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啊！外公说，他也不知道会这样。也许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是一种本能，不需要理由。后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人不刻意，只需遵循本能去行事，往往都顺利；开始就想着一个结果，不遂心时，总觉失望。

这件事情在村里一下子传开了，大家都想不到外公会不计前嫌——因为那个人凶狠地对待过他。外公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过去都喊他“周医师”，现在都称“周先生”，这个称呼在乡里是很少有人能享有的。不久，村里决定让外公到医疗站坐诊，毕竟六十多岁，跑不动了。

我觉得，外公能够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全是一块手绢的作用。他的白手绢一直“准备”在身。看，手绢可以擦面、拭泪水、蒙面挡风尘；可以当头巾、扎头发、别在衣襟、绕在手腕、手中挥动与故人告别；可以包扎伤口、熨帖胸口、做成吊带、沾湿敷额退烧、咬在牙里忍受疼痛；可以用来做丢手绢各种游戏、叠成小老鼠玩、两块手绢就能联结成一对鸳鸯；还可以包糖、包果子、包点心等等。

一块手绢的用法这么丰富和宽广，且是各种情况下的自然表现——或匆忙、或紧张，或愉快、或淡然，或从容、或沉缓，或静或动，或忧或思，哪一种都是熨帖心灵的，就跟手绢的布料一样，柔到心底了。当然，不是哪一种都能用得上，正如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人生，只能尽量活出自己的本色。

回想起来，我对外公的误解是多么长久、多么幽深啊！他的清冷严谨、他的和而不同，不是清高，而是沧桑散去后澄明通透的清贵。

清贵，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奢侈。

一个人可以凭借能力获得尊贵，也可以超越世俗变得高贵，这都是很用力的，但是清贵是减法，是自然而然的心态，是一种日常的朴素。

五

一个人，要有怎样的本事，才能用得起一块手绢。

我把一块白手绢揣在身上时，已是十五六岁了。那时候，男女同学身上都有一块手绢，暗暗争比谁的漂亮、谁的雅致。异性之间，谁有那个意思，就给对方悄悄送一块精美的手绢。轻佻大胆的男同学准备了好几块，喜欢谁就送出去，也有女同学送男同学的，还在上面绣字。手绢成了青春饰物，并不用来擦什么，常常打个结套在手上，干了活、走了路用来摆摆风，觉得动作潇洒，以区别于把手绢用得土里土气的成年人。我那时喜欢户外活动，一天折腾个不停，手绢放在身上总是皱成一团，没两天就灰不拉叽，还经常把手绢弄丢。我买过几次，反复这样，后来就不用了。

不到二十岁，我走入职场，单位里曾经发过几块手绢，但我仍然用不好。有段时间干脆垫在大盖帽里，但是又实在不忍把一块漂亮的手绢弄得油腻腻的，后来索性用报纸代替手绢。

看来，手绢离我太遥远了，我没有能力去拥有。白手绢注定是外公的。我回想了再回想，确定了再确定，外公是用他的生命在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外公离开我们的时候是初冬的一个早上。前一天是外公的母亲、我们的老外婆九十岁生日，他忙了一天，早起时引发脑溢血，失去了神智。家里人赶紧叫来一辆拖拉机，载着外公直奔县医院，但是不久就没有了呼吸。外公躺在我母亲的怀里，母亲的泪水滴在外公的脸上。她掏出外公身上的白手绢，盖住了他平静的脸庞。那天，棺木还没买回来，很多亲友前来探视，看到的是一块白手绢。

想不到，外公就这样和大家告了别。

第二天，我去向在县医院住院的爷爷报讯，爷爷听了没有说话，目光转向窗外，然后把手绢按在了眼睛上……二十天后，爷爷也走了。

在那年这个伤感的冬季，我远离故乡的杨柳岸边，开始了长久的漂泊。漂泊是动荡的、辛酸的，也是心潮奔涌的，当然含着乡愁，夹着眷恋，需要不时地停下来咀嚼、沉吟。

我平常很少回乡下，祖父母一辈的人都走了，父母随弟弟住在外省。这似乎成了我不太回去的一个理由。其实不然，就是回去了，我也不觉得就走近了青山故人。我倒觉得他们都在身边。比如外公，一脸清癯肃冷，我一下子就能在脑海里浮现出他的面目来；对爷爷的回忆缓慢一些，我要用一支烟的工夫才能把他的复杂形象完整地回忆出来。

把他们回忆一遍，我的眼角是湿润的，其他很少有什么人、什么事让我这样动情。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用手绢擦拭眼睛，好像是一双宽大的手掌在抚摸我。

于是，我把一块白手绢习惯性地带在了身上，好像有了一种分量。想不到，外公清贫一生，没留下什么东西，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却给了我一块白手绢。

我用得不好，做做样子而已。在这个失去矜持感的时代，活得有点样子是多么地不容易。

我依然漂泊，不停地获取，不停地失去。我庆幸，最后还有一块白手绢放在身上。

邓跃东，湖南洞口县人，1974年出生，行伍出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服务于交通部门。在《天涯》《解放军文艺》《散文》等40余家文学期刊发表散文习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