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1年第4期｜林渊液：一条虫子的旅程

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随着各国广泛开展疫苗接种，我们看到了疫情终会过去的曙光。而因疫情带来的某些思考，仍会持续深入——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待生命？本期《天涯》推出“我们的生命观”讨论小辑。林渊液、李壮、江子从各自的经验出发，在微生物、口罩、疾病、个体生存等切面上，体察例外状态的多重可能，在构建新的生命观的过程中，呼应我们时代的对话范式转向，期待以关于生命的思考抵达理性之境。

现推送林渊液《一条虫子的旅程》。

一条虫子的旅程

林渊液

微生物

午夜的街头，空无一人，只有空气在鼻息中微微泛动。有那么一刻，我顿时不明白自己是生是死。这是十分诡异的体验。似乎，生是一种需要见证的事情。在无人之境，这件事情的确认变得无比困难。一个人的存在、呼吸、生长与爱，竟然都是不属于自己的。

可是，难道真是无人之境么？在这扇动的鼻翼和鼻毛，在胸口和手掌心，在脚下的方寸之地，在不远处的花篱，在更远处的隔离栏，还有，那路灯、那广告牌、那路牌、那桥、那笔直的通向远方的路上，那无处不在的空气里，千千万万的微生物突然充塞着我周遭的世界。常常地，它们不声不响，不形不影，不香不臭，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可是，这一刻，它们竟然全部奔涌过来。你闻得到它们的气息，听得到它们的扑翅声或脚步声，像渡过红海的沙漠蝗虫，像坦桑尼亚大草原上迁徙的角马，像从北美洲飞往南美洲越冬的斯温氏鵟，它们来势汹汹，似乎随时会扑打、撕咬或叼走你的一块鲜肉。

我定了定神，重新看看周遭，依然空无一人。

奥登的环

在这个依循传统

要盘点人生的日子里，

我向你们全体——酵母菌、细菌、病

毒、喜氧微生物、厌氧微生物——

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们看重我的外胚层，

亦如我倾慕中土。

如你们这般大小的生灵，

我会让你们随意挑选住处，

因此，你们可以在

感觉最适宜的地方安家落户，

毛孔的池塘，或者腋窝

和胯部的热带雨林，

前臂的荒漠，或者

头皮上的荫凉树丛。

……

每二十四小时就会刮来两次飓风，

当我穿衣服或者脱衣服，

那些紧挨着角蛋白筏子的城市

就会被卷到空中遭遇毁灭，

而在我洗澡的时候，洪水

又会把你们全都烫死，对此，

你们的牧师会用什么样的神话

来作出解释？

之后，或迟或早，

灾难性的一天就会来临，

到那时我的体表突然之间

变得非常冷、非常臭，

胃口大开的你们变成了

某种更凶猛的捕食者，

我，一个过去的存在物，百口莫辩，

褪去了光环，必须服从审批。

——节选自奥登《新年贺辞》

英国诗人奥登的这首诗《新年贺辞》，我是在萨克斯的科普名著《致命伴侣》看到的。节选部分展示的是微生物与其寄居的人的关系，后来找他的诗集才看到这首诗的全貌。奥登所写的微生物与人的关系只是表层，它还象征了人类及其寄居的地球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同时作为本体与喻体的人，把一切串联起来，微生物与地球的深层次关联，使得这两层关系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环。

当我在奥登的诗里，把自己安放在那个生生不息的环上，一切似乎安妥了，午夜幻觉终于消失。我知道的，新冠疫情终将过去，那些具象的或抽象的伤害终将过去。可是，被我们遗忘了的一些事情却需要重新被认知。

未知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低估了未知的体量，也低估了未知的广度和深度。已知其实是极小的，我们以为它的占比很大，并以它来解释未知，以为这就是全部。

人类与微生物是从远古携手而来的，在漫长的岁月中试探、交缠、敌视或青睐、潜伏、共处、密战或宣战，终于达致动态的平衡。这两个物种之间差异太大了，相互所知甚少。这原本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科技发展太快了，人类在虚拟与便捷高效的频繁转接的生活方式中，产生巨大的精神幻觉，以为掌握了宇宙的生杀予夺之权。对此，大多数人的认知是不足的，而人类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像雨后的韭菜兰，噗噗噗在原野上开满了花，每一朵都带着欲望的恣肆和张狂。

在生物链中，人，到底是处在哪一个链环？如果还有站在人类之上的物种，那一定是微生物。至弱之物也是至强的。人类对野外未知病毒的估测，是二百万种这样的一个量级，我们所知道的不及百分之零点一。

在未来世界中，我们将经常性地处于不知之中。这是可以预见的。

惊蛰

庚子年惊蛰，那一天我发了两条朋友圈，第一条是关于惊蛰节气的。惊蛰三候，桃始华，庚仓（黄鹂）鸣，鹰化为鸠。一候二候都容易理解，这第三候，有些意思。古人以为鸠和鹰是一个物种的两种形态，春天为鸠，秋天为鹰。这个朴拙的反智思维背后，其实说的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现象：春天来了，好斗的鹰也收拾起壮志，谈恋爱，哺雏育儿。第二条朋友圈是关于对中医的理解。我看了周东浩的《中医：祛魅与返魅》这本书，他对中医文化的现代性阐释，刚好与我的理解十分契合。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而我竟然迟至2020年才有幸遇见。他乡遇故知是一个空间概念，时间的他乡，却也充满了遇见的惊喜。我们的中医，确实到了祛魅和复魅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过一段被不断引用的话：“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那一天，恰好是惊蛰。大地回暖，春雷始鸣。

据说，蛰伏着的虫子是听不到雷声的，是自然的节律、季节的嬗变使虫子苏醒。

我的医生身份正是在这个时节复苏的，像一条蛰伏已久的虫子。

文学界的朋友和一些读者，也知道我曾经当过医生，但他们对我的这个身份和专业知识是不抱期待，甚至有暗暗质疑的。事实上，虽然我只做了四年多的临床医生便脱离一线，但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而且是一个从不敷衍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就是说，作为医生和作为写作者，这两个身份是分裂的。

新冠疫情来临之时，我苏醒过来的意识，一开始是极为含混的。战士长歌入汉关，看着援鄂同行远去的背影，心内的感觉是悲壮而清凛的。只是我自己，多年远离临床，那勇气那能力已然丧失，既遗憾又庆幸。那段日子，欢娱是不敢过分的，没有谁在监视你，是你自己在压制着自己，类似于“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当年选择离开临床，委实是有更深层的缘故。我心内那个隐秘成长的自我，终于在某一天探出头来。那些奔突不停的想法，是一个医生的表达方式所不能胜任的，我必须当一个写作者。这事情很令人崩溃，就如一个指腹为婚的人，发现自己有了真爱，而他已经身在婚姻围墙之内。这两个专业之间的转换，并没有太好的通道。我只能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寄身于医疗行业，这么多年来，我从事过医学杂志编辑、医学信息、健康教育等工作。这两个身份的拮抗我很长时间无法直视，在早期写作中，从医经历甚少出现在笔端。人到中年之后，对身体、对疾病、对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那个作为写作者的我终于对那个作为医生的我有了新的顾盼。

命运像一条河流。我愿意相信命定的东西，也愿意以流动性和延展性来理解它。

一个人的墨菲定律

我生在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中医，现在我儿子也读了中医学，我更像是家族里的一个变异菌株，读的是西医。我是独女，一出生便被设定为衣钵传承者，父亲从未与我有过针对这个职业的探讨和协商，仿佛一切本该如此，仿佛这是一只手机的出厂配置。甚至在四五岁时，他便安排我学习书法，为的是将来可以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开处方，就像祖父那样。他当然预料不到，现在我们的处方是开在电脑屏幕上，连硬笔也几乎废弃了。关于笔这个意象，背后是有隐喻的。在女儿的职业选择上，父亲更喜欢因循和回溯，而时代这一趟列车，并不顾念和体恤个体的意愿，轰隆隆地往前疾驰而去。因为父亲的执念，我高考报考的基本都是中医院校，唯一一个西医院校是备用的。只是，墨菲定律对我施与了魔法，最终我被录取到了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

撕裂

在朋友圈转发过大量的有关疫情的帖子，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其中中医内容是最容易产生撕裂的。有时，就在我的帖子底下，两个朋友就着某一话题互掐起来，文字激越铿锵，有着金属性，一来一去慢慢地演变和升级，竟至于面目狰狞。也有嗅到恶战气息戛然而止的，留下了巨大的空白。

一个朋友说，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话题有：转基因、中医。

新冠疫情带来的信息战，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魔镜。像放射线或超声波一样，照见了一个人的心肺、肝胆和膀胱，也照见了一个人的心智心量、意识层次和精神面向。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我听到的关于中西医的论争，大多是不规则的噪音，而且，常常是截然的二元对立。

在民间，对中医的认识一直是含混散乱的，神化者有之，践踏者也有之。究其实，真正认识中医的人极少。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是街坊邻居去看过病的一个老中医，是同事的三大姑四大姨去哪里求得的一张方子，是去医院门诊找到一个帮忙挂号的年轻中医，是谁人得了绝症，死马当成活马医，去乡村旮旯里找到的某一个神医，是电视里那个广告得人见人爱的中成药，最终，它被爆出是一个骗局。

反思西医（之一）

这是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病案。

患者，男，七十岁。因车祸导致胫腓骨折而入院。这个病案非常普通，在医学上毫无学术探讨的价值。他对我的影响是在哪里？

患者与我的关系我得交代一下。他的妻子蕴玉是我的忘年交，大专读的是护理，在她所处时代，这是护理学的最高学历。她从事过多年临床护理工作，后来调到行政部门，从事卫生管理。这是她的专业背景。蕴玉与我的交往颇为有趣，我们的性格和兴趣，有着诸多先天性共鸣。她是生活经验的先导者，我是生活哲学的提升者，我们的生命有类于一桩有着合作伙伴的实验。她常会把生活细节剖给我看，然后两个人就像站在尸池边上解剖课，阴暗的、斑块的、阻塞的，什么都聊起来，聊过了，也便治愈了，或者有了精神免疫。她因为我而笃定，我因为她而不惧老。这个过程，我们的三观也一直在丰满和校正。

希腊神话中，黎明女神厄俄斯迷上了英俊的提托诺斯王子，为了跟他永远在一起，央求宙斯赐予他永生。宙斯答应了，可是，厄俄斯发现了一个问题，提托诺斯虽然得到了永生，却依然会衰老。他慢慢失去了英俊和智慧，遭到了厄俄斯的厌弃。最后，她把他变成了一只蝉。

关于生死问题，我和蕴玉达致几个层面的共识。第一层，是对客观的认知。人类寿命的平均值，也是躯体价值的衡量指标，这个年龄是七十五岁。具体到个人，岁数可能有波动。但作为个体，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用外力去增延，特别是，纯粹由ICU和呼吸机撑起来的生命，是必须放弃的。第二层，是对主观的认知。在生命接近终结，个体应该有自觉的主宰意识，而不是任由其泛滥。比如，在身体发生问题时，应该选择最惬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社会主流引导的生活方式，这个选择的结果与生命的长短可能是相佐的。第三层，是关乎死亡风格。我们更倾向于植物性死亡，也就是慢慢枯竭，而不愿意动物性杀伐，所以，手术的选择会十分审慎。这就是我们谈论这个病例的背景资料。

那一天，蕴玉的先生行走在步道砖上，他要去买厨房配料，像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那样。他对这场灾难一无所知。那辆小汽车像一个疯了的天外来客，撞坏隔离栏，然后撞上他。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走不了路。那是腿骨折断了，连不懂医学的人都知道的。腿骨折断，送到综合医院骨外科吧。这是一个多么正常的逻辑。因为全身状态严重，入院后进行了检查和观察，并没有急于做骨折手术。第二天，蕴玉发现，出现了无尿。第一次发现时间尚短，她敏感的观察得不到人家理会，当天傍晚，她感觉很不安，再强调了一次，终于获得重视。一旦重视，那便是疑为急性肾功能衰竭，主管医生刚刚做完手术，顾不得休息，开始忙乎起来，为他做各种监测，并请ICU会诊。ICU医生认为休克、挤压综合征、血容量不足，都可以引起急性肾衰，如果肌酐继续飙升，必须做血液透析。当此时，救命重于一切，脚是否能够站起来是无关紧要了，先转到肾脏内科吧。肾脏内科的用药比起骨外科，明显地十分大胆，虽然患者有应激性血糖升高，用葡萄糖输液需要避忌，但扩充血容量更为重要，医生在葡萄糖里加入了胰岛素。急性肾衰死亡率极高，肾脏内科主任说，如果再慢一天，肌酐升到1000多umol/L，不知道是什么后果。所幸处理得相当及时，治疗一周后，肾功能好转了，转回骨外科做手术。手术一共做了两场，期间的惊险略过不表。就在他们松了一口气，以为一切等待时间便可恢复时，又出现了新的状况。一天晚上，他们病房来了探访亲友，患者还在说着话，突然间，面色苍白，头晕、胸闷、气急，深夜查了血常规，本来已经提升了的血红蛋白又下降了，只有8克，大家都知道是出血了，但不知道哪个部位，消化道呢还是呼吸道？蕴玉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觉得不可能是消化道问题。深夜做了肺部CT，是有少量积液，但是达不到引流标准。怀疑、揣测、观察、探讨，邀请心胸外科医生来会诊两次，最后一次是医生之间私人邀请的，最后终于同意引流。引流出来1700毫升的积血。真相终于大白，车祸中，被折断的肋骨残端始终在作祟。这一次，转到心胸外科，做开胸手术，固定肋骨。术中发现还有出血2000毫升，这是大家始料不及的，CT的结果与术中所见并不相符。手术前，连备血都没有。手忙脚乱去配血、输血，然后终于把手术做成。他们认为是，胸腔粘连之后，血液分腔了，分布在不同的小房子。

这是一个多么幸运的患者，他的陪护是懂得专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符合规范的，每一个医务人员都是认真的，每一个转接都是及时的，每一个治疗都是成功的。上苍保佑，三十五天后，蕴玉陪着她的先生终于出院了。这些天，她惊涛骇浪的陪护生活，被我简化为短短数百字，只有我们懂专业的人才知道，那内里隐藏的是什么。

遭遇车祸的是一个人，可是，他在医院是被分隔为若干系统的：运动系统被分配给了骨外科，泌尿系统被分配给肾内科，呼吸系统被分配给心胸外科。他遭遇的车祸引发的问题是同时性的，但他接受的治疗因为症状发现的先后分为了三个阶段，在最后节段的胸腔出血、积液，已因时间迁延而产生了组织粘连，给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更大麻烦。更要命的是，我们所信赖的辅助检查，那些冰冷而昂贵的器械，比如CT，它是完全有可能有负所望的。它从来就拒绝与人类沟通，也从来没有对人类作出承诺，我们单方的强烈信赖，不知道源于什么。

步道砖上行走的不管是谁，这都是他的宿命。换成蕴玉，她回避不了，换成我，也是。

这世间可供选择的路径，很少。

反思西医（之二）

这个病例没有那么幸运。它是一位老诗人讲给我听的。

那一年，临近春节了，诗人的弟弟从美国回来，他是一位医生。他们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膝盖不好，靠轮椅活动，弟弟坚决要送老母亲住院治疗。在一个家庭当中，医生对于疾病的话语权是属于霸权级别的。尽管老母亲非常不情愿，可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弟弟的决定。诗人已多年不写诗了，他年轻时，就是那种可以把孤独化作力量，要带着它，连同行囊、身影与手杖，走向不知名的地方的人。可是，在疾病面前，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一只待宰羔羊。

那就送往医院吧。老母亲原来有高血压，医院嫌弃她用的那个药太老了，停掉，重开了医嘱。第二天，新的降压药没有压得住，老母亲的收缩压一下子窜到了190毫米汞柱，查房时，医生说那再加一联降压药吧。第三天，那血压倒是降了，但收缩压降到了90毫米汞柱。这一升一降，诗人说，老母亲整个人的状况垮掉了六成。血压，它如果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反倒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就像水管里的水压，一会儿剧烈地撞击，一会儿缓慢地流动，似乎没有了动力，只不过，承受着这一切的，不是钢铁管壁，而是一位老人的动脉和心脏。之后的三天，不管如何殷勤照料，老母亲都没有缓过劲来。然后，她发生了院内感染，这么虚弱的体质，一旦发生肺部感染，医院就下了病重通知。全家人进入一级应急状态，可是，她的身体终于还是一天天坏下去，紧接着，又下了病危通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她走了。

很长时间，诗人和弟弟活在深深的自责中。他们确凿地明白，不去医院的话肯定不会那么快失去母亲。膝盖老化，那不是一个老人很正常的问题吗？他说，一个老躯体，就是一座老房子，这里修补一下，那里撑一下，就平稳了，它哪里经得起大风大雨？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经写过，什么东西都会死亡的，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苍蝇并不是因疾病缠身而死的，它们只是衰老、死亡。

像苍蝇一样死亡。多么美好的理想。

想起诗人年轻时写过一首诗《冬至，妈妈端来一碗汤圆》，他写道：

一颗颗没有光泽的珍珠

这一个个浸在羞愧中

虚度的年华

反思西医（之三）

看了徐文兵的《字里藏医》，我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识不识字。

我不认识皮肤。皮和肤是不同的。皮就是表皮，覆盖身体表面，生长毛发。肤的繁体字是“膚”，是皮下覆盖的组织，是皮下脂肪、毛囊汗腺。

我不认识饥饿。饥和饿是不同的。饥是身体性的，客观的，是摄入食物不足。饿是属于心的，主观的，是进食的强烈欲望。

我不认识消化。消和化是不同的。消是物理变化，是量变。化是质变，是化生。

我不认识性命，不知道这两个字为何连缀在一起。命是根本，是基础，是恒定不变的。性是心生，是活着的心，是情感、意识、思想、智慧。

我不认识疾病。疾病两个字都带着病字头，病字头是床的意思。医生看病，叫作临床，原来出自这里，我白白当了那么多年的临床医生。疾是病在初期，在浅表之处。病是加深了加重了，不容易治愈了。

我是在此时重读《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这段出名的故事。初见，扁鹊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说：“寡人无疾。”这时候，他的病还很轻，他们用的都是“疾”字。过了十天，扁鹊又见他，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又过了十天，扁鹊又见他，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在肌肤、在肠胃，他用的已经全是“病”字。等到又过了十天，扁鹊望见蔡桓公就走了。这时候，病已入膏肓，也就是病入骨髓了，没得救。

这是一个收入中学课本的故事，以前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可是重读之时，却是心内一震。我们都在故事里看到一个又蠢又妄的蔡桓公。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当下，蔡桓公式思维无处不在。

我有一个亲戚，患上子宫肌瘤，看过妇产科医生，医生说瘤体还小，没事回去吧，等到瘤体大了就来做手术。问医生，一直出血怎么办，医生说，吃安络血啊吃云南白药啊。这是对症的止血治疗，身体本身是得不到调治的。由于经常性的出血，她产生了漫长的畏惧和恐慌。身心双重打击之下，眼见着一个丰盈的身体慢慢地委顿了，像秋后的爬山虎，枯黄的残叶在风中瑟瑟发抖。这当然并非孤例，甲状腺瘤、乳腺纤维腺瘤、肝局灶性结节增生等等，都是如此。还有，手心发热了，口干口苦了，这些身体的细微感受，这些小疾，如果去医院，一律被告知是没有问题的。

精准与模糊

现代医学是一种精准认知，以新冠肺炎为例，它需要明确病毒名称、结构，并以此研发抗病毒药物和疫苗。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单位和极庞大的资本。显然地，疫情的急骤并没有预留了研究时间。而且，疾病和疫情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比如，新冠肺炎流行时正是流感多发季节，很多病例单凭患者临床表现是难以确诊的。西医的诊疗常规是以非特异的抗病毒药治疗的，这些抗病毒药对流感有效，而对新冠无效，这也意味着，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只享有其副作用。这当然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中医是模糊哲学，它不必考究致病原是流感病毒还是新冠病毒，从天地人中获知信息，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便可取得疗效。

战与不战

不论中西医，几乎所有的方案都充满了军事隐喻。现代医学是以杀戮、狙击、切除等手段为主，对新冠病毒，是杀死病毒，对癌症，是杀死癌细胞。它的策略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了作战经验之后，人类开始抢在外敌入侵之前，注射疫苗：新冠疫苗，预防宫颈癌的二价、四价、九价HPV疫苗，等等。

而中医，以提升机体正气来获得免疫力，秉持的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并使“邪有出路”，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谋攻》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历史的镜面

回过头去看医学史，其实是有很多荒诞历程的。西医也不例外。比如，结核病在当年被认为是绝症。肖邦、契诃夫、卡夫卡、雪莱、梭罗等人都是因肺结核而离世。在检测到结核杆菌获得病原体确认，并获得链霉素等抗结核药物之前，欧洲很多医院是以切除感染的肺叶作为治疗措施的。同样作为未被认知的绝症，当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癌症的病理机制，并获得精准治疗，谅必也是极为简单的。只是，这个过程不知道有多么漫长，我们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药物发展史上，也有一系列的乌龙事件。海洛因刚刚研制出来之时，它是被宣传为一种代替吗啡的药物。广告上说，海洛因能提亮肤色、清醒头脑、调节肠胃，真是健康的完美领路者。很多医生自己也把它当成补品。近百年后，它的成瘾性才渐渐被发现。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难以否认的是，很多西药所标注的副作用，是囿于我们目前认知所及，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验证。从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以来，总共用过七千多种西药，但目前尚在临床使用的仅有一千余种，其他的六千多种都被淘汰。这背后是一种“假说—实践—否定—再假说—再实践—再否定”的断代性的模式。

我不是否定西医。

我是在就读现代医学课程时，接受了严整的科学训练，并获得科学逻辑能力的。可是，我分明觉察到了它的局限性。从朦胧感知到明确觉察，从对某一个病种的认识，到对两种医学体系的理解。我心里的那条虫子一直在蠕动和啃食，慢慢长大。

我觉得自己必须做一点什么事情。

网状复魅

各种机缘相助，我住到了龙口居，以广州为据点，开始了中医文化生态的系列采访。

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是一个注重内宇宙写作的人，向来怵于与陌生人交往。这背后的推动力，当然还有精神性因素。我对中西方文化、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十分感兴趣。有朋友认为，在我的身体里，同时有着两股文化的交织。这境况让我充满了思考的原动力，却也时有焦灼。我觉得中西医文化差异正是中西方哲学差异的最直接体现，而且，对于中医的深度认识，其实也是东方文化复魅的重要入口。这么多年来，我对潮汕本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探寻和甄别，也是祛魅和复魅的立场。现在，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我深深感到我们的世界里同时生活着古代人、近代人和现代人，所谓的赋魅—祛魅—复魅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网状结构。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识见，更是确立个人精神性及价值观的依凭，也是我与世界形成新的关系的柱础。

从医的那段经历，那些因为主体性不被尊重而在成年之后长期漠视和搁置的知识、体验和时光，它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窜上我的身子，与精神合二为一，成为新的骨骼。我变成一条有骨骼的虫子，开始了这个旅程。

摸象

又到惊蛰。万物周而复始。

我完成了采访，开始整理札记。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中医是什么样的，我只能说，它是一头大象。这世上，大多数人都在盲人摸象，只摸到它的局部，对它充满了误解，只有少数的人能以智慧幻化出它的全貌。作为一条虫子，我摸到的也极可能是象腿、象鼻子、象耳朵，好在我可以一路向高人借光、借智慧。在旅途之中，我的思想意识一直在发生激烈的冲荡和改变。作为一个有着实证主义倾向的西医医生，我对中医的每一步的考量都是严苛的，这也意味着，每一个改变都可能经历过万水千山。它可能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微小的关乎身体和健康的理念，关乎疾病的认知，也可能关乎人生哲学。有学者提出“象思维”是东方文化的主导思维，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特点来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中医正可以归结为一种唯象医学。而脉象，恰好是中医辨证的重要依据，它既被遮蔽又被神化的命运，与中医学科深刻相关。

“摸象”这两个字，是一朵复瓣的花，既有多层花瓣或花轮，又曲折、重叠，繁复如谜。

林渊液，作家，现居广东汕头。主要著作有《有缘来看山》《倒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