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高二适

先生，在高二适先生的老家是对文化人最高的称呼。自清乾嘉以来高氏家族先生代有数出，高二适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高先生一生优游于传统文化。他以书当舟，书舟载他从泰州到南京，载他从南京到重庆，载他卧听钟山、泼墨度世。先生于诗学、书学、文史哲“出入数百年，纵横数十家”，上始《易》《诗》《离骚》《史记》、诸子百家，下至唐代杜甫、刘柳、韩孟，宋朝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昼夜研读，一生耕耘。先生搯擢肝肾，一心泽古，勤校细勘，精批慎疏，每有心解，或放言或著文，纵横捭阖，通会文史哲艺，均能“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故常有石破天惊之论，为当世学人敬仰。

为使书法不致成绝学，“他日书家之应运而生”，年逾半百的高先生在困顿中研究章草，著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使章草“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先生书法由章草上溯篆隶，下追“二王”、隋唐经典，再至杨凝式、宋克诸家，终成当代草书大家。先生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由是他将书法回归到书斋，回归到文化的日常生活。先生书法生活化的意义在于显现了艺术生活、文化生活的本质力量——文化艺术赋予精神的自足性健全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

历史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就因为它从来不会遗忘为它涂色的人。设若1965年的“兰亭论辩”没有高二适先生的出场，该是多么无趣，郭沫若先生该是多么孤寂，这段文化史又该是多么暗淡。毛泽东主席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批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好的注解，也是这场论辩的点睛之笔，让先生如深藏于宇宙深处的陨石横空出世，让“兰亭论辩”成为大合唱，而不是独角戏。人们惊诧于这颗陨石竟有如此多的文化能量，竟有如此傲视群雄的气概。先生“素不乐随人俯仰计”的人格操守，严谨独立的学术精神，既是魏晋风骨的唤醒，也是当代学人的风标。《兰亭序》隐藏于幽深的历史，“兰亭论辩”与历史共签协议：兰亭学登台，高二适先生始终在场。

先生恩师章士钊一生结交政要、学界名宿、艺术巨匠，却独举高先生一人，盛赞其学问“寝馈功深”，诗胜孟浩然，书法更“独绝”，誉其为“天下一高”。

先生早年与韩国钧、章士钊诸先生，晚年与后辈们的交往中，念兹在兹的就是为学切不可“贻误后学”，希望文化薪火相传。今之文化盛事，书法繁荣，诚如先生所冀。令人欣慰的是，先生同村后学曹洋先生近20年研究高先生渐有所成，所撰论文分别发表于《读书》《中国书法》《书法》等杂志，2016年出版高先生评传《天下一高》。曹洋书法研究与创作近30次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类展事并多次获奖。理论与实践互为表里，有助于曹洋精准解读高先生。

此著《高二适研究》不是高先生资料简单的编排，而是从书法学延伸至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解析高先生作为个体在家族史、社会变迁史、文学史、艺术史中的自然归属，揭示高先生成长、发展的必然性。此著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独创性，在诸多方面填补了研究高二适先生的空白。同时也由此个案研究，窥视到二十世纪一代学人的风骨和学术精神，进而明白千百年来中华文脉接续不断的缘由所在。

在方法论上曹洋注重对高先生各个领域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强调各个系统内的自身逻辑性及诸系统彼此之间的融通性、互证性。从学理上梳理出高先生于诗歌、书法等国学的史学贡献。

曹洋不满足固有的成见旧说，他依史立论，据实讲话，往往有新颖的表达与发现。在一般人眼里，高二适先生介入“兰亭论辩”事出偶然，然而在曹洋看来却是必然，因为这符合高先生自我的内在逻辑。诚如高先生从象数易入手，厘清了柳宗元与刘禹锡论辩的脉络，并就此与其师章士钊先生展开了一场辩论，此可视为高先生的另一场笔墨官司。

每每阅读高先生，都会激发我的艺术灵感，点燃我的创作激情。此次阅读曹洋专著我又一次接受了灵魂的洗礼，这不仅是因我与高先生亲缘关系形成的与生俱来的密码传递，更是由于高先生固有的气质、学者的情怀、艺术的梦想所编织起来的强大气场，令人不由自主地砥砺前行。

高先生的言行始终与国家、民族、文化同呼吸共成长，他昭示我们，在当下共建文化强国的时代召唤中，作为文艺工作者，理应像高先生那样与古为徒、慎独行远、不忘初心，做文化的守护者、筑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