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1年第5期｜周蓬桦：从森林到草原只差一条公路

缓缓飘落的树叶

哈哈，我又犯了顽固的完美主义者疾病，把林间的生活想象得如诗如画，比如每天能够睡一个长觉，睡到自然醒，任谁敲门也不给开，只伸个懒腰扭身向里，睡足了才穿着睡衣下床，在壁炉旁喝一杯牛奶，啃个大列巴面包，听听巴赫的音乐，一边读几页诗。我发现诗歌可以清理睡梦中遭遇的一些不愉快，诸如坟墓、鬼魂之类的画面。先前我外出，习惯带一本小说，契诃夫或者卡佛，事后验证在旅途中很难将小说读进去。旅途中往往身不由己，心不静呵，另外在路上遇到的新鲜事儿，常常胜过小说情节，本人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你只管体味好了。

后来，我出门时只带一本或者两本诗集，诗歌和苍凉的异乡格调比较搭配，其闪电般的特性也和车窗外的景色和谐一致，那些云朵与河流，都诗一般流淌风一样自由。读到精彩处，我会忍不住脱口而出，朗诵几句，惹得同车的人从瞌睡状态醒来，一路兴奋。记得有一年九月，旅行车在阿尔山燕麦田间的公路上行驶，有人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致凯恩》，满车的人跟着欢呼，大喊大叫，接着唱起了歌。在尘俗日子里滚爬的人，一年里也难得有如此忘情的时刻，而这些美好的场景只能在路上才会发生——在天降暴雨的时刻，风吹树叶沙沙作响的时刻，某一只野物在草场上奔跑撒欢的时刻，以及一轮饱满的大月亮在荒野上空铜盆一样滚动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样的时刻都是闪着光的，像春天的树顶响着鸽子的哨音。

打中学时代起，我对俄罗斯文学开始着迷，先是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后来是蒲宁的《米佳之恋》和普利什文的《林中水滴》——我至今记得自己在夏天乡间的梨树下阅读它们的情景：风吹动着一个少年人的短袖白衬衫，心底流淌着类似于荒漠中的一湾甘泉，眸子忧伤、清澈而又有几分茫然。那时候，求知若渴的我是多么想尽快弄懂人世间的道理，那些美妙的唐诗宋词出自古人之手，那些厚厚的哲学与美学出自遥远年代的先哲之手，但在当时，无论我用怎样的姿态去接近它们，使出浑身解数却仍然不得要领，至多略知皮毛，似懂非懂。这是成长路上必经的懵懂和迷惑吗？那时候，我羡慕青年时代的高尔基，他在流浪途中遇到了老托尔斯泰，就像在暴风雪的天气遇到了一丛篝火——托尔斯泰像对待自己失踪的儿子那样，把迷惘中的高尔基带到自己的庄园里，给他煮了一壶黑咖啡，让这个野性冒失的年轻人美美地饱餐一顿，然后带他去高大的橡树林中散步，阳光照耀着两个忽大忽小的身影，风轻轻吹着，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野茴香的气味，让年轻的高尔基那一颗狂热却又饱受摧残的心获得安抚和疗愈，让他压抑在内心的反叛情绪得以稀释。我不能由此断定托尔斯泰对高尔基的创作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但曾经有过长达十余年流浪生涯的高尔基性情中的温情元素，一定与这次会面有关。尽管，两位文学巨匠在此后的交往中也发生过争论甚至不快，但这只是一些文学观点上的摩擦，没有影响到两个人根深蒂固的亲情和友谊。建立在博大土壤之上的情感都是抗摔打的——公元1910年秋天的早晨，时年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离家出走，11天后死于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荒凉小站，死讯迅速传遍整个俄罗斯大地，正在意大利侨居的高尔基闻讯后抱头痛哭，仰天大叫：“这真是晴天霹雳！”他事后表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哭得这样伤心，这样难受，这样厉害……是一种绝望的大哭。”整整一天，他都在为失去这个早年的精神之父而哭泣不止，感觉自己再次沦为孤儿，被冷漠的人间抛弃。

与高尔基早年漫游大地的经历不同，少年的我被县城压抑窒息的环境牢牢束缚。在我的中学时代，除了几个要好的文学好友外，我没能从成人世界里获得多少正面影响，更没有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指点迷津。在小县城，成人世界除了关心世俗层面的事物，注重拓展精神格局的人十分稀有，聪明的人们围绕着吃穿、赚钱、升迁、拉关系展开活动，绞尽脑汁。在整个少年时期，我像一株野蛮生长的植物，独自徜徉在护城河畔，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性情敏感而脆弱，为一点微小的事物而烦恼。后来，因为体弱多病，我索性休学了，自此躲在父亲就职的县委宿舍独居长达两年之久，直到北上服役才结束。

在那一段孤寂清冷的时光里，我畅游于俄罗斯文学浩瀚的海洋中，满脑子都是茂盛的植被——森林、河流、湖泊、马车、雪橇、牧羊犬……我沉迷于露霞和冬妮娅们眼中的冬天，而对现实的世界忽略不计。很快，我的反常姿态惹来一片议论，有人甚至虚构故事，把黑状告到了父亲那里，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对我施以严厉的责罚。事实上，除了见人爱搭不理，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任何事物。但在认知褊狭的县城，一个弱者即便只想好好地过自己的生活，也仍然会招来无端的挑理和空穴来风的非议。记得在当时，我最渴望拥有一套隐身衣，需要时穿上它，可以在不喜欢的人面前消隐不见。

“人活着，要时刻想着与美好的物种相遇。”——如今回忆，我庆幸自己当时的弱者身份，它让我远离人群，远离肤浅的自负与自恋，将身心交给一次次长夜的阅读：窗外北风呼号，大雪纷飞，院子里的枯树结满寒霜；而我偎依炉火，仿佛置身于一座幸福的花园。

经验证明，年龄是个好东西，它让时间的暗礁浮出水面，呈现清晰的纹理。我庆幸，在内心贫穷的土壤，早早地埋下了俄罗斯文学悲悯的种子，以及性格中诗与火的元素。其实在本质上，是早早地与世间高贵的灵魂邂逅相遇，它们弥补了现实的诸多缺损，让我的生命投身于一次洛扎诺夫式的隐居，用毕生精力来完成命定的写作。

如今，像一片缓缓飘落的树叶，在茂密的丛林中，当我独自游荡于清澈的月光下，在仰望星空的刹那间，热爱并宽宥了世间的一切。

游猎者的黄昏

阵雨过后，林中的空气一度凝固了，像置身于一个大蒸笼里。暑气从树根部向上升腾，抱成一团弥漫四周，弄得整个森林都湿漉漉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露水。拨开丛丛灌木，我的短袖衫和头发被氤氲的气息洇湿，黏在身上有些不舒服，索性脱了下来拎在手中。光线渐暗，在短短的瞬间，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模糊，像罩了一张蛛网，树丛中的小路有些泥泞，金花鼠在脚下不停穿梭。我急于寻找一片空地透口气，就朝天空明亮的地方行走，像一头黑熊那样跌跌撞撞，沾了一头花粉。

走出幽暗的迷宫，一阵光线袭来，我睁大眼睛，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愣住了——平坦的草地上，一幢木板房出现在一片白桦树下，有点像传说中结构简陋的“木刻楞”。木屋外摆放着几只木桶，还有烧水炉、晒衣绳、劈柴柈等生活用品，我还听到了一阵叽叽咕咕的人语伴随着扑哧的水声。目光穿越白桦林，我看到了白汪汪的一片水在晃。这样的水域，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白山一带，面积大的像小湖泊，小的像我故乡平原上的池塘，而当地人一律将其称之为“水泡子”，它们多半是百年前遗留下的火山坑，是大地肌肤上烫起的一个个“燎泡”。这时，我看到几个戴草帽的人正在岸边忙碌，有一个脸形瘦削的年轻人缓缓拉动渔网，很快把一团毛线似的渔网拉到岸上，只见从网里流出几条活蹦乱跳的白鱼。

我意识到自己冒失地闯入了游猎者的幽闭领地，心里顿时泛起一阵忐忑和不安。繁衍在白山一带的捕鱼人，尽管不属于什么秘密范畴，但我听说这些捕鱼者大多都是早年狩猎民族的后裔，骨子里还流淌着游牧民族野性的血液。他们的祖先曾经浪迹在高高的兴安岭山林，肩扛猎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有过自己的骄傲，豪迈的笑声震荡山林，吓跑豺狼虎豹。如果在过去，他们都应该是一名“莫日根”（好猎手）。自从20世纪90年代全面禁猎后，后辈们的生活天地便越发窄小，流落四周，躲在低矮的草屋唉声叹气。族落里最后一位老猎人早已死去，那个在漫漫冬夜里喋喋不休地讲述从前的人没有了——他的坟墓就在林荫深处，被族人用木栅栏围住，并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祭台。

在广袤的山岭，无论是鄂伦春人还是鄂温克人，曾经的森林领地，早已归还给自然的天空和大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还给了山神”。如今，捕鱼人的活动区域也在日益减少，划分了季节和禁渔期。这是时代性的变迁，无可辩驳。总有一天，大地上的稀有物种将逐步被人类的法规呵护，细化到给一条野生的鱼和一只昆虫进行分类编号。

我一直对捕猎生活抱有浓郁的好奇，觉得它好玩儿，像做游戏。有一个美好得一塌糊涂的画面反复在梦境中浮现，历历在目：冰天雪地的极寒地带，一位老人乘坐一辆狗拉着的雪橇车，来到结冰的湖畔，用斧头砸开厚厚的冰层，将钓饵探入水中，只需片刻光景即钓上一条又肥又大的鳜鱼，在冰层上打挺。之所以虚构一条鳜鱼而不是鲤鱼或鲢鱼，是因为有一年在松花湖畔，船主请我和友人吃了一次湖中的鳜鱼，鲜美的味道被舌尖记牢。鳜鱼别名“鳌花”，曾被唐代诗人张志和作《渔歌子》一诗称赞：“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诗中的渔翁形象，自然是一幅古意丰沛的传统画作，意境中散发庄子的逍遥快活，与我虚拟的雪地老者有所不同。我想象中的捕鱼老人在贝加尔湖湖畔，积雪覆盖的荒野冰河，或在炊烟上升的白山脚下。而且，他每天有节制地工作，只捕捞够吃一顿的鱼就乘雪橇回家，回到他被木柴烘热的林间小屋。

事实上，当走近捕鱼人的生活，才知道无论捕鱼还是狩猎都是十分艰辛甚至危险的劳作。那一天，当我打着赤膊出现在捕鱼人面前时，他们居然没有丝毫惊讶，瘦削的小伙子只是瞟了我一眼，就继续去忙活白天里下在水沟的地笼了。见他们对我没抱戒心和敌意，我放松了许多，便产生了探究一番的想法。我跟在瘦小伙身后，来到一条狭长的水沟旁边，主动帮助他起地笼子，一边套近乎攀谈起来。他果然是鄂伦春人的后裔，名叫白依图，早年他的祖先以猎野猪和驯鹿为营生，到了他这一辈，就只能捕点鱼了。白依图告诉我，他的家族中有三人死于棕熊之口，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小姑奶奶。鄂伦春习俗讲究辈分，将父亲称阿玛，母亲叫额尼阿，管姑奶奶则称祖姑母。当时的祖姑母还没成年，整天在森林里玩耍，她在采蘑菇回家的路上迷了路，被一头迎面走来的棕熊扑倒，一篮子野蘑菇撒在地上。族人们连她的尸体都没有去找，因为不可能找到。在森林里，这样的血腥事例随时都会发生，猎人一生的全部荣耀，是从捕杀动物的惨叫声中换来的，是命与命的较量——历史的怪圈表明，任何种群的繁衍，都难逃这个宿命般的路线图。

“那是一朵娇嫩的花儿呀。”白依图感慨他早夭的姑奶奶。我跟着唏嘘一番。

“大鱼越来越少了啊，时常忙活一天没捕几条鱼。”白依图的思维是跳跃式的，直接从一百年前拉回现实。

“现在鱼是少了，连下雪天也少了。”我附和道，顺便安慰他。“我听青岛的渔民们说，大海里的鱼都少多了呢！”我告诉白依图，我来自青岛，那是一座海滨城市——我是一名来白山体验生活的作家。

“而且——”白依图表情凝重，吸了吸鼻子，对我的话似乎没听见，也没对我这个外地人感觉好奇。“小鱼小虾就直接放生了，不值得捕捞。”他说。我猜测，这口吻应该和朝着屯子里的人说话一样。

我们就这样前言不搭后语地唠着，一边把地笼里的几条鱼捯饬出来，是几条鲫花鱼，个头不算大。我试图劝他转型做点别的营生，比如去城里开一家餐馆。白依图似乎不为所动，嘴里咕哝了一句：“晚了。”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把贼亮的尖刀，麻利地豁开一条鱼的肚子，霎时，鱼腥气向四周弥漫。

时隔不久，我听说白依图成亲了，找了个来白山打工的外乡姑娘。族人们依照鄂伦春民族的传统方式，给他办了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过后，白依图终于离开了绵延起伏的白山，一路向北，加入了乌苏里江的捕捞队。

在林间住多久合适

山林中的春天比内地要来得晚一个多月甚至更久，转眼到了五月中旬，一早一晚的寒风，却依旧吹动着森林顽强返青的树叶，空气中游动着一缕紫花地丁的苦香味。

半个月前，我从那家森林酒店搬出，来到位于河畔的木屋子居住——河畔木屋的条件比森林酒店差远了，但我想体验一下真正的林间生活，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想贪图安逸。至于在这里住多久合适，完全由我自己说了算。

上午，我从普利什文那里学习怎样完成计划中的工作：喝一杯新煮的热咖啡，找一块阳光充足的空地，趴在树墩上做观察手记，记下几天来的所思，以及林中的发现和变化。下午我沿着河岸行走，用相机拍下各种植物形态，除了乔木和灌木，更多的是贴着地面生长的花草：地锦、忍冬、葛藤、山荞麦等等。

遇到雨天，我便穿上黑皮裤和高筒雨靴，沿着河流走得更远，来到一座古朴的村屯，这个村屯看上去干净整洁，土墙和烟囱，散发古老的农耕气韵。我站在一幢老磨坊前拍照和记录，脚下是大片柔软的草甸，植物刺鼻的气味从那里冒出。

有一天，在迷蒙的雨雾里，听到一阵窸窣声自草甸那端响起，似乎把整个山林都惊起一阵微微的震颤。远远地，我看到一幢草苫遮盖的屋舍，在忽闪的光线里钻出一对男女，有三十来岁吧，像是一对夫妻。男人仅穿一件粗糙的布衫，女人生得雪白而葱嫩，像一只丰满的大水萝卜。她的头上顶着一块雨布，双脚踩在一片软草里。这时候，我听到牲口棚里响起了两声牛的哞叫，像是在催促主人往石槽里添加草料。

但这对男女并没有理会牲口棚，而是径直来到磨坊边的一堆干草垛旁。他们从垛上扯下一小堆干草，然后将雨布铺开在草上。不一会，一个小小的祭台便落成了，一切都做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接着男女开始祈福，古朴的仪式大约进行了十多分钟，天空似乎在有意识地配合这场纯粹的民间祭典，唰唰地打了几道狂欢的闪电，隆隆的春雷滚过天际，在河岸上炸裂开来。顿时，岸上高高的美人松、毛白杨、水杉和岳桦林，在微风里频频垂首，响起哗哗的叶声。

在山林中，类似的事情我还遇到过几起，让我既感觉新鲜有趣，又觉得好笑，内心杂糅着几分复杂的滋味，难以诉诸笔端，比如一些山民迷信“黄大仙”，到了规定的日子给大仙们烧香磕头，已经形成东北地区民俗，有人以“出马”为业，如果你迎着风雪游走乡里，一不小心就会碰上某个“出马仙”。但不管怎样，山民们对自然图腾的敬畏之心，对土地和这片山林，都有一定的建设性和积极意义。

在山林中，一个人的夜晚比较难熬一些：风吹动着硕大的树冠，常常会听到狼的叫声，苍凉而悲壮地滚下山来，夹杂着树声、雨声以及河水泛涨之声，落入木屋中——仿佛大自然集中了它的威力，要把这幢简陋的河畔木屋摧毁。

我倒在床榻上，冥思苦索，多半是一些杞人忧天的想法。对往事纠结的回忆像一把忧伤的古琴，在反复弹唱：生与死、对与错、爱与恨、宽容与懊悔，行走或停留……这些在匆忙的城市生活中难以触及与深入的命题。

世界上有些问题，其实是不宜追究的，追究多了人会陷入可怕的玄想，星群会从夜空掉落下来，让人疯狂。有一年，是一个静得出奇的夏夜，我与一位诗人朋友坐在黄土高原的沙堆上，曾目睹过星群在天幕悬挂的情形，它们像粒粒宝石，比平时的星星大出几倍，光源充足，照亮整个沃野。它们似乎与我们近在咫尺，伸出手即可摸到它们的温度。我的朋友原本是一位血性十足的倔强汉子，面对这样的情形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倒在我的怀中诉说人世的悲伤和委屈。他在事后回忆说当时完全像中了魔一般不能自持。而在经历了那个夏夜之后，他整个人变得温驯起来，有时羞怯得像个姑娘。

究竟是什么让人产生美丽的错觉？接连几夜，那种仿佛置身太空的不真实感又与我一次次神秘遭逢。有一刹那间，突如其来的恐惧紧紧攫住了我的思维系统，脑子里转动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如果我睡着了就会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死去，届时连梦也会被中止。而依照我目前的意志，当然是不想这么早早地死掉。在我的身边，已有太多的事例，比如十几年前有一位朋友突然在一次煤气中毒事件中不再醒来，致使他的诸多抱负都成了泡影。那些宏伟的抱负在十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曾向我一遍遍讲述，煽动着我灵魂深处的不安与躁动：著作等身、荣誉、地位、金钱、爱情……而一股强大的外力使这美好的一切变成了残忍的结局，一个人，一张床，被上帝的一个呵欠，轻轻地吹走，像吹走宇宙中的一粒飘尘。

接连几天，为了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我往往会在夜半醒来，睁大眼睛，听着平时爱听的音乐，一遍又一遍。我插紧了门闩，又把窗子打开一条小小的缝隙，为的是既可以防止野物入侵，又不至于让屋内的空气过于窒息缺氧。然而即便如此，在黎明时分，难以抵挡的困意还是袭来。

早晨醒来，我都为“还活着”这件事本身而暗自庆幸，咿呀开门，为低头即能见到一片植物，上面缀满透明的露珠而惊喜不已。

尽管承受了许多思虑，在林子里也有遇到“邪性”事儿的可能，但我却没有离开的念头。依照计划，我将在这里住到秋天来临。立秋之后，我打算去呼伦贝尔草原采访。在我看来，森林与草原就像一对孪生姊妹——从森林到草原的距离，只差一条公路。

此刻，仰望巍峨伟岸的山顶，我知道真正的春天乘坐一辆马车来了——谁也阻挡不了她占领大地的脚步。半个月前山脚下的积雪早已消失殆尽，冬天里枯死的茅草，在雨水的浸淫中泛出大片鹅黄，四周原本空落寂寥的林间山野，忽然有了灵性：布谷鸟的叫声自远处传来，土壤变得松软，一种名叫“拉拉蛄”的昆虫，开始了最初的活动。这是一种害虫，整整一冬都居住在荞麦田里，吃荞麦苗根部的麦皮，会伤及生长的稼禾。

我知道，当一场雨水过后，泥土中又会冒出一批会飞的昆虫，在空气中发出嗡嗡的鸣叫。青蛇会从蛰伏的洞中钻出来，在道路上留下爬行的印记。

在乌拉盖草原上挖掘

一个人在草原上行走，许多古怪的念头会不可抑制地冒出来，比如：在这里挖个地窖吧！或者像土拨鼠那样挖一个藏身的地洞。洞不能太深，太深会挖到泉眼，草原上存不住雨水，被植物的根须兜住，有的地方挖不到一米即见泉水。也不能挖得太浅，太浅了藏不住人，秋后就成了兔子窝。

写到这里，你可以设想一个画面：黄昏，一个人影在草原上挖掘，草根被利刃斩断的声音，雨点一样响彻四周。

后来，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乌拉盖草原太宽阔了，宽阔到连体积稍大点儿的动物都没有一处藏猫猫的地方。除了一望无际的草，几乎再没有任何遮挡。头顶是一盏白炽灯似的太阳，照得人都有些不好意思。看看身边，是清一色的赶路人，有牧民也有游客，一律眯起眼睛，即便有人甩动一下胳膊也会互相看得很清——比如有人左脸上有块伤疤，有人掉光了头发，有人缺了门牙，还有人歪斜着肩膀走路，有的人习惯鼻孔朝向天空，像林间木屋顶上的铁皮烟囱。

从白山到乌拉盖行程一千多公里，翻山越岭，路过多少小镇、村屯、羊群、葵花地和荒野上的加油站，不就是为了来感受这草原无边的寂静和空旷？以及天空棉花似的云朵，飞翔的鸟雀和野鹞子，还有白天与夜晚，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纠缠。

众所周知，我有浓重的乌拉盖情结。因为我爷爷在年轻时曾做过一阵马贩子，来到乌拉盖草原谋生，还和当地的牧民拜过把子，结下生死之交。那个年代，生存环境恶劣，在外流浪的异乡客一不小心就会丢命。在他还乡后酒桌上的叙述中，乌拉盖占据了一个长长的章节。

与爷爷一道闯关东的人有二十多名，最后囫囵着身子还乡的人不到十位。他们的命运五花八门：有的在流浪途中睡树洞，被雷电击中；有的睡桥洞，被毒蛇咬伤；有的在冬天被暴风雪冻僵，手脚丧失了知觉；有的在马车店被倒塌的房子砸死；有的则被山贼掳走做了苦力，至此没了音讯。

比较正常的是有人患了肺病，没钱救治而死——这样的死至少没留下太多后患。最悲催的是有人在伐木时被黑熊偷袭，被咬下一条胳膊或者一条腿，成了残疾人。这样的人回乡后大都没能成家，整日沉默寡言，蜷缩在墙角下晒太阳，静待时光把剩下的骨头收走。比较之下，我爷爷算是幸运，虽非大富大贵，但躲过了七灾八难，还带了些余钱回乡，让整个家族安定下来，在故乡鲁西平原的村庄盖了两处混砖平房院落，在村东开了两亩六分地，还饲养了一头牛四只羊，亲手打制了一辆木头车，解决了诸多过日子和劳动的难题。这让乡人羡慕不已，以为我爷爷闯关东发了大财。

但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我爷爷就暴露了其酒徒本相，他嗜酒如命，喝得整个家变成了一只空酒瓶，最后把家中值点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村子里的知情人透露说，我爷爷的酗酒毛病，就是在乌拉盖草原上沾染上的——在苍茫寂寥的大草原上，很容易喝酒成瘾，甚至中毒。几年前，电影《狼图腾》在院线公映，我看后便欲找小说原著，没想到我书架有这本书——由于我向来对畅销书保持一定警惕，这部行销数年的小说便一直束之高阁。此次有了电影的契机，才得以浏览翻阅，读后加深了对酒鬼爷爷的理解，宽宥了他生前爱耍酒疯、借机宣泄一下坏情绪的种种往事。

我在想，我爷爷浪迹乌拉盖草原时正值年少，一个人破衣烂衫地牵着几十匹马，每天在东家的吆喝下度日，一天劳作下来，不喝上一碗“蒙古烧”睡不好觉。他吃住在简陋的马棚里，夜夜听着马嚼食草料的声音。一日三餐，除了高粱 子，就是土豆白菜，牛羊肉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平日里东家吃肉，我爷爷至多喝点肉汤。

在电影《狼图腾》中，主人公下乡知青陈阵除了牧羊，就是倒在草丛中衔一枝狗尾巴草畅想未来，劳动之余跟随牧人毕利格阿爸掏狼崽捉黄羊，冬天的闲暇时光还能和一位蒙古族少女噶斯迈谈情说爱。这些情节的设置，未免过于浪漫，与我爷爷当年真实的草原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头一天，我到电影拍摄地兵团小镇看了看，说是小镇，其实只剩下一处大院子，内设集体宿舍、公社食堂、供销点、卫生所之类。知青们当年的生活遗迹荡然无存，战天斗地，扎根草原的誓言早已在空中消散。草原日益被沙化，动物种群的繁衍条件也面临危机。据牧民们说，那天在乌拉河畔看见一只狼出没，神情哀伤，低头走路，目光里也少了野性。

“狼是草原的精气神。”——经验丰富的牧民阿斯嘎目光炯炯，说从野狼的尾巴梢上观其年龄，那是一匹行将就木的瘸腿老狼。他断言说它活不过这个秋天的，会在入冬前悄悄死在某个远离同伴的角落。

芒草里藏着野兔的家

没想到，我向巴音老人说了第二天去草原上捉野兔的想法，竟然被一口回绝。巴音老人说：“不如到水泡子去划船吧，桦木舟你没见过吧？”我摇摇头，突然间感觉和蔼的巴音老人有点古怪。

我急忙在脑海里翻检词条，找到“桦木舟”，浮现出某部外国渔猎纪录片，知道桦木舟长约两米，能载四五个人，由于吃水浅，因此可以顺利通过沼泽滩涂地带——我想起昨天，无意间在草原上发现一个大水泡子，四周长满了灌木，以柽柳为主，其余的都是芒草。

要命的是，水泡子那个清澈啊，清澈到不忍心用手去碰，害怕把一幅俄罗斯油画碰碎。这时候，如果将一只桦木舟放进去，无论游玩还是撒网捞鱼，都有点煞风景。在我看来，这么清澈的水在大地上太难找了，可惜水珠不能做成项链。

我知道从前不是这样。从前的乌拉盖草原，一到秋天就开始打猎，牧人们走出蒙古包，用枪瞄准鸟、狍子、狼、黄羊、野猪、白唇鹿等等，当然主要是野兔，因为野兔太多，比较好猎获。枪声四起，砰砰砰，砰砰砰，猎物扑通倒地，浓郁的火药味在宽阔的大草原上扩散。

节气进入九月，草开始变黄，繁殖了几个季节的野兔无处藏身，极容易暴露行踪。秋冬两季是野兔种群的灾难，眼瞅着它们像撒落在草原的甜点，被天上的鹰叼走，被猎狗咬死，更多的被枪击中，变成了牧民们的下酒菜。

应该忏悔的是，我曾经品尝过野兔子肉。十几年前，担任山东电视台一档《飞越齐鲁》的纪录片撰稿人，去东营黄河三角洲采访，那里有大片自然保护区，满眼尽是开花的芦苇荡。那天中午的招待饭，即上了一盆野兔子肉，见我下箸迟疑，站长急忙解释，说野兔泛滥成灾了，上级允许捕猎一些，以维持生态平衡云云。正因为有了这一通貌似合理的说辞，人们放下心大肆猎食野物，终于吃出了问题。

野兔胆子小，性情温和。平日里只吃青草，其肉质散发一股草味。老天在造物时偏心眼儿，把这个物种造出来，好像刻意供强悍者食用。但我知道，它们并不情愿。

“从前，每一株芒草下，都是野兔的家。”在去水泡子划船的路上，巴音老人对我说。“但现在你翻遍草原，也难找到那么多野兔。”到了秋天，许多草被割掉，堆在草场上变成一堆堆干草垛，很快招来黄鼠狼、猞猁、刺猬和野獾，但野兔像是成了精，愣是不上人类设下的各种圈套。

较之家兔，野兔的智商要高出数倍，堪称草原上的小精灵，生存危机意识甚重，好像生来就有。它们动作轻盈形体灵敏，跑起来连猫科动物都撵不上。人类也依照自己的游戏，将其编排讥讽，虚构出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事实上，千百年来，野兔都对自然的天敌和人类保持高度警惕——在繁殖期，母兔和公兔分工明确，它们早早做窝，巧设伪装机关，在夜晚产下一窝兔崽，即便你一脚踩中了它们的洞穴，也很难发现这里埋藏的巨大秘密，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天衣无缝，像一块完美的织锦。这时候，忙碌的公兔和母兔在洞外觅食回来，先是潜伏在洞穴四周观察，如果嗅到一股陌生的气味，它们会果断调头离开洞穴，宁肯抛弃七八个嗷嗷待哺的兔崽，也要义无反顾地奔向茫茫草原。——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大自然坚硬似铁的法则。

巴音老人对我说，这不是最残酷的——草原上的湖水里有一种鱼，会在遇到危险逃生时为了减轻负担，将身体的一部分内脏抛给追赶的天敌，迷惑对手以为取得胜利。然后，它会悄悄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疗伤，再长出一副新的内脏。

我听后大为震撼，自此知道，无论多弱小的动物，哪怕生存单位以分秒计算，也想多活一些时间。

周蓬桦，作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琴岛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已出版散文集《风吹树响》《浆果的语言》《沿着河流还乡》《故乡近，山河远》等8部，长篇小说《野草莓》《远去的孔明灯》及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等。获冰心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数十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