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7期｜张霖：张太雷在广州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卢沟桥歌》

84年前的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一天印刻着一个民族心灵上难以愈合的伤痛，全民族奋起书写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抗日篇章，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迎来命运的历史转折。

84年后的7月7日，卢沟桥上硝烟已散，但那仇恨与耻辱，那鲜血与抗争写就的历史不能忘，不敢忘。身处伟大新时代，我们更加深切缅怀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先烈，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珍视和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

今天编者为大家推送刊登于《广州文艺》2021年第7期的文章《张太雷在广州》，让我们一起重温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可歌可泣的战斗英雄，珍惜今天美好幸福的生活！

张太雷在广州

文/张霖

奶白色的江雾笼罩了整个白鹅潭，对岸的灯火若隐若现。“沙！沙！沙！”，一艘艘来来往往的大船划破平静的江面，卷起的浪涛不断地拍打着堤岸。这一切，让沙面这座充满了欧陆风情的小岛显得如真似幻。如今每天在这里游玩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竟然与广州起义有着不寻常的联系。

192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广州的天空已经变成了铅灰色。雨洒落在沙面岛上，嘈杂的雨声不绝于耳。刚吃过午饭，何潮就收到了省委的通知，马上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何潮是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广州市委委员，他按照张太雷的指示，在沙面租下一幢旧式双进小楼房，作为省委的秘密据点。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次开会的地点竟然就在沙面河上一条小小的邮政船里。它被挤在洋船和国民党的军舰之间，浑身被漆成灰绿色，桅杆上飘着一面蓝底白边的三角水纹旗，上面写了个大大的“邮”字。江边上，穿黑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水上武装警察和戴着墨镜的便衣暗探来回巡视。

船舱并不大，也就是3米多宽，6米来长。厚厚的帆布把船舱包裹得严严实实。何潮拨开油布帘，看见舱里已坐了20多人。船舱里的人都沉默不语，许多人低头吸烟。

大概十分钟后，“咚”声不大，船轻轻地摇了几下。舱里的人纷纷放下手中的烟，望向前方。“太雷同志来了。”门口的人轻声报信。

油布门帘被掀了起来，身穿一身藏青色唐装，戴一副金丝厚玻璃眼镜，胸前横挂着细长金表链，洋行职员打扮的张太雷走了进来。

“哎呀，你又来啦？”何潮不禁脱口而出。

张太雷轻松地笑了笑，说：“来啦，而且是平安无事。”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

可为什么此时此刻张太雷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呢？

早在1921年年底，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广西桂林桂王府与孙中山先生会面时就曾路过广州。此后，他先后筹备、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张太雷再次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他日夜与国民党的领袖们周旋，还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运用各种身份到群众中演讲，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主编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报》……他太忙了，更有人称他为“四大忙人”之一。

虽工作繁忙，但并没有减弱他对广州的热爱。他爱大自然，市郊的树林和溪水让他流连忘返。他也爱城市的喧嚣，站在屋顶俯瞰市容，看熙来攘往的人群，听沸腾的集市声，在珠江的小船上望着满江点点灯火……他常常愉快地对爱人说：“生活多可爱啊！我们将来的新社会，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人生境遇难预计。

虽然国共双方在北伐大原则上达成一致，但随着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国民党右派逐渐展现他们狡猾的嘴脸。廖仲恺被暗杀、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一次次向中国共产党施压。张太雷毫不畏惧，一次次地写公开信，发表文章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他不太喜欢诗词，却把岳飞的《满江红》熟记于心，还会在他有所感触的时候高声唱出来，激励自己。他不太会唱歌，却常常哼起《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用歌声给大家加油鼓劲！

风暴突袭。1927年4月12日，北伐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即在全国各地开展大屠杀。张太雷来到武汉，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七”会议，常常提醒大家“暴风雨快来了，我们要随时应变”，支持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的正确主张。“八七”会议后，张太雷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程南下，向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传达会议精神。起义部队撤出汕头后，张太雷总结教训，处理善后，从汕头转移到上海，向中央直接请示有关组织广州起义的问题。

11月中旬，党中央派张太雷重返广东，担负领导广州起义的重担。在上海仅仅待了20多天的他，如今又要告别爱人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奔赴这段艰辛的旅程。19日，为了庆祝爱子知春满月，并与同志和亲友告别，他特地在家里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家中畅叙。席间，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新战斗任务感到很兴奋，频频举杯祝贺，共勉成功。

第二天一早4点多钟，天都还没有亮起来，张太雷自己提着一只箱子出门去了，谁也不惊动。爱人本想把家里的女工喊起来，为他做点吃的。可是他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人家忙了一天，第二天还得干，不要让她半夜起来，我自己上了船买东西吃。”张太雷迈着轻轻的步子走了，给爱人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她看着那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背，万万没想到这次分离却成永别！

26日，一艘途经香港满载旅客的海轮徐徐驶进广州黄埔港码头。此时的张太雷已经换了一身打扮。他头戴白色软帽，手提皮箱，俨然就是一位南洋侨商。海轮缓缓靠岸，张太雷透过薄雾极目远眺这座自己十分熟悉的城市。他爱这座城市，如今换了另外一种身份回来了。

张太雷到达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与周文雍、黄平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趁粤桂军阀交战，张发奎的大部分军队被抽往广西作战之际，迅速确定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等革命武装为暴动的核心力量，并指定周文雍为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将广大工人组织起来，按行业编成六个联队，配合作战。

为加快准备工作，张太雷和战友们分头行动，不惜以身犯险联络动员各方力量。于是才有了这雨中登船的一幕。

会议开始了。张太雷站起身来，低声而又兴奋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消息，党决定在广州发起武装起义！”大家一听这消息，都压低嗓子异口同声说：“好！”

“什么时候动手啊？太雷同志。”

“这要问在座的每个人，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什么时候动手！”张太雷看着大家，微笑着说。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此前滞留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聂荣臻、陈郁等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接到暴动通知后，也先后来广州参加筹划工作。

不久，“起义行动委员会”产生了，张太雷任总指挥，恽代英、杨殷、叶挺等同志分任其他职务。

起义前，“起义行动委员会”来到何潮家开会，布置起义。众人围在何潮家的梳妆台旁。张太雷看了看表，站起来说：“今天要在这里解决起义预备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头一个议题是确定起义后广州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各部门负责人、政纲、宣言和告示等。此后，议题就转移到军事行动上，大家纷纷热烈发言。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对付沙面的外国军舰和河南（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有些人主张一不做二不休，全面起事，一举消灭。张太雷微微一笑说：“同志们的意见不错，一口吃掉，干净爽快。然而，我们要策略点。我们千万要量力而行！一开始就全面铺开，那可不成啊！……”

他把头转向叶挺，问道：“你这个军事家说说吧！”

叶挺站了起来：“我赞成太雷同志的主张。”

一锤定音。随后便由各方面的负责同志报告情况，最后决定在12月13日起事，由张太雷担任起义指挥部总指挥。

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

起义军运送手榴弹的米袋被岗哨扣下，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闻讯向国民党方面告密。到了第二天，米店被破获的消息更是直接刊登在报纸上。一时间满城皆知。同时我方得悉，敌人通过别的渠道，已经大体知道我方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张发奎更是下令一方面要缴起义军主要力量教导团的枪，另一方面也在调集部队。

紧急时刻，张太雷于12月10日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向大家报告了上述情况，建议当机立断，先行动手，把起义提前到11日凌晨举行。大家充分研究了新形势，一致同意张太雷的意见。

11日凌晨，当广州城还沉浸在酣梦之中时，张太雷出发了。这天的他，已不是往常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只见一身草黄色俄式军装，腰间插着乌黑油亮的手枪，英姿勃发。

迎面而来的恽代英和叶挺相视一笑，说：“太雷，你好气派！就像来自苏联顿河的哥萨克。”

张太雷精神抖擞，说：“迎接盛大的节日嘛，就是要气派！”

他们登上一辆黑色轿车，径直前往军官教导团的驻地四标营。凌晨2点，张太雷等3人以及工人赤卫队的代表等，在教导团派出的一位连长陪同下，到达驻地，命令新团长立即紧急集合，把部队带到操场集中，随即举行全团官兵一千多人的誓师大会。

张太雷在会上做起义动员说：“今天夜间，我们要在广州举行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解除敌人在广州的武装，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教导团是暴动的主力，你们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最后，他慷慨激昂地号召说：“革命士兵兄弟们！在国民党反动残暴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了和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红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拼个死活外，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起来吧！广州苏维埃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

张太雷的话音刚落，台下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

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也在会上宣布了起义的战斗部署和教导团各营的战斗任务，还宣布了各营、连、排的指挥员名单。

凌晨3时30分，“轰！轰！轰！”三声炮响和“砰！砰！砰！”的一阵信号排枪，宣告了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霎时，全团官兵高举锤头与镰刀红旗，分三路出发，投入战斗。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英勇奋战，即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眨眼间，红旗到处飘扬，标语贴满大街小巷。

11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的代表30余人，在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原公安局中楼楼下会议室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张太雷身着戎装，容光焕发地主持会议。他站起来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还宣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的政纲。

接着，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情况，恽代英代表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会议决定，发动广大工农兵群众拥护广州苏维埃政府，定于当天中午在第一公园（现广州人民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并一致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名单，张太雷当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

从此，这里成为起义的总指挥部。红旗在屋顶飘扬，太雷亲笔手书的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红布横额，悬挂在大门口。

敌人的反扑随即而来。中午12点，参加“拥护苏维埃政府群众大会”的人们陆续聚集。快要开会时，前方突然传来战报：“敌人从观音山打来了！”观音山即越秀山，是广州城北的制高点。原来敌军从白云山冲过越秀山，一直打到吉祥路，距离第一公园已近在咫尺。总指挥部立即组织大家拿起武器迎击来敌。一轮奋战，终将敌人打败并一举收复观音山。但大会只好改期到第二天中午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

12日，战况更加激烈。李福林部在外国军舰掩护下，从珠江南岸北渡，上岸然后绕道小北门外，再次占领观音山，分两路沿第一公园两旁马路向起义总指挥部扑来。赤卫队总部内的武装工人赤卫队数百人分两路迎战，就近的教导团工兵连也闻讯赶来。敌人不支，狼狈逃窜，我军重新收复了观音山。

但这次胜利并没有缓和整体局势。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围拢过来，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集。情况万分危急，有人劝张太雷不要举行大会。张太雷明白，这是战友担心他遭遇不测。但他深知，举办大会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他的历史使命。虽有危险，但什么也阻挡不了他。

11点，各路参加大会的队伍陆续齐集西瓜园，共1万余人。不久，苏维埃政府各委员先后到会。

广东工农兵热烈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大会在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开幕。张太雷主持了会议，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锣鼓声和欢呼声，表达了革命人民的无比喜悦和拥戴之情。张太雷接着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纲、政府的成员名单以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名单，给共产国际的电报等等，群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赞同。张太雷越读越无法压抑激动的情感。在一个多小时里，他的声调愈来愈高亢，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散发着明亮的光芒。

大会即将结束，天空中忽然飘过几片云彩，落下一阵过云雨。随后，张太雷乘车返回指挥部，不料却在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小马站斜对面黄泥巷口，突然被工贼包围开枪射击，当场殉难，年仅29岁。

当张太雷的遗体被运回指挥部后，战友们都沉默流泪。过了许久，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擦掉泪痕，低着头，轻轻地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在场的人们也跟着唱了起来。

唱毕，吴毅在右臂佩上黑纱，坚毅地对大家说：“不要难过，同志们，难过没有用。太雷同志未竟的事业，有我们在，就一定要实现！”

广州起义失利后，起义部队按照总指挥部的指示撤往广州北部的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并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分别转移到东江海陆丰、北江韶关以及广西右江等地，保留着革命的火种，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使者。他多次来穗，频繁与国民党党政要员来往，同时又在当地积极组织青年运动和工人活动，可谓知己知彼。

他不是不知道敌我力量悬殊，但却宁可血沃红棉，也要用忠诚和信念去做最应该做的事。他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与参加起义的杨殷、恽代英、叶挺、周文雍、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陈郁等一起流芳史册。

张霖，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作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在《青年文学》《广州文艺》等杂志、报刊发表多篇文学作品，著有专著《寻找广州消失的庙宇》，曾获广东省有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