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1年第7期｜傅菲：似斯兰馨

不是因为陪家父去看望病重的故人，我不会去五马山。故人叫马英明，是家父多年至交。临近年关，冬雨绵绵。父亲穿着厚厚的雨衣，沿着峡谷往山里走。我母亲夹着一把雨伞，站在门口，望着一晃一晃的背影，对我说：七十六岁的人了还那么固执，非要去一趟五马山，山路太滑，你陪爸一起去。雨越下越大，如沙子抛落。雨粒打在雨伞上，嘭嘭嘭。山路是黄泥路，流淌着泥浆。我走在父亲身后，陪他说话。一路上，父亲重复着说：最后一程，最难走。父亲脚上的大头黄牛皮鞋湿湿的，裤脚也湿湿的。在有泥浆的地方，我提醒父亲：小心脚下，走稳了。父亲也不应我，低着头，丝毫没有减缓脚步，哗啦哗啦地踩着泥浆水。

怀玉山山脉自婺江而起，如一头野牦牛，向西而奔，耸起的肩胛骨是大茅山支脉。支脉苍山莽莽，如壮硕的肩胛横突肌，五条回旋的山梁向东逶迤，渐渐低缓，在一个木槽形的大山坳聚拢，如同五马共槽。山坳由此得名五马山，居住着十余户山民。25年前，这里是个小林场。枫林去五马山，得走二十多里山路，路沿着一个个矮山梁，缓缓而上，深入峡谷的最深处。山坡披着黄松、水杉，乌青青。雨线白亮亮，一道道斜弧形。这条山路，父亲是常走的。假如雨水不洗刷脚印，那么父亲的脚印，会叠得厚厚的，如飘落的枫树叶。这条山路，父亲走的次数，屈指可数了。他较着劲走路，每踏下一步，溅起雨水。

“哥郎，哥郎，还好吧。”父亲拉着马英明伯伯的手，关切地问。老人想支起身子，抬起半个头，又瘫倒下去。父亲给他垫艾叶枕头，说，卧着暖和，卧着暖和。父亲又脱下腕上的老手表，戴在故人手上，说，我戴了大半辈子，给你留个念想。老人睁着眼睛看着头发稀稀的客人，灰灰的眉毛动了动，嘴角抽了抽，舌头上的话始终吐不出来。老人的面容多皱，白润，眼皮耷拉。

挨着父亲，我坐在火盆边，给父亲烘皮鞋。入夜了，父亲坐在火盆边，往火盆添木炭。父亲倾着身子，靠在火盆旁，直到天亮。天亮了，屋外一片白。雪飘了半夜，雪伴着呼呼的北风。北风吹遍每一个山冈。风赶着风，雪催着雪。炭火旺着。

庚戌年（1970年）丙戌月（10月）丁丑日（24日），节气霜降，宜婚嫁宜冠笄。油山茶开白了山丘，早霜蒙白了瓦垄、田野和溪滩。一个在枫林梅家做油漆的人，来我家借两块石灰，见我家一件老木衣柜，光溜溜的，桐油也没打，木质都灰暗了，随口问我母亲：这个衣柜有些年头了，等我忙完了梅家的事，也给你家忙活几天，添添彩。油漆师傅长得魁梧，脸宇宽阔明亮，声若洪钟。我母亲拍了拍木柜，说，哪有那个钱呢？用了几十年的木柜，还和人一样硬朗。我父亲说，师傅，如果工钱可以欠上一年，就给我忙几天，漆上了，漆又不会还原回去，你铜咯子又不会少半个。

就这样，油漆师傅在我家住了5天，给木柜打石灰粉、刷桐子油、画漆花、上漆。家中唯有床、木箱、八仙桌、木衣柜、桶、饭甑是木器。吃晚饭的时候，油漆师傅问我父亲，床是柚木做的，木箱是樟木做的，八仙桌是黄檀做的，衣柜是杉木做的，年代也不一样，怎么不配套呢？“哪有那个能力添整套的木器，衣柜还是我爸手上，花了3个大洋买来的。”我爸抖着杯里的番薯酒，说：“说起这个衣柜，真是一言难尽。”

墙壁上的油灯，轻轻摇曳着淡光。两个三十多岁男人，喝着略带苦味的番薯酒，很是尽兴。油漆师傅说，老家具都藏着温暖、隐秘的家事，与人偕老。我父亲竖起右手两个指头，摇了摇，说，这个衣柜是一座纪念碑。我父亲低着额，问油漆师傅：壬申年，你知道是哪一年吗？油漆师傅掐掐指头，说，1932年。

“嗯，是1932年。我说的，就是壬申年。那一年的春荒特别长，像个噩梦。一个可怕的噩梦。”我父亲端起一杯满酒，吞了下去。他说起了那个笼罩着郑坊盆地每一个人的噩梦。

壬申年，过了上元节，春荒来了。春荒长达三个月，待收了麦子和早稻，才算度了粮荒。春荒，也叫熬粮荒。有粮食的人家，是少数。没了麦子稻谷吃芋头红薯，吃野菜。不少人家，连芋头红薯也没得吃。田野里有人提着大扁篮，裹着破棉袄，扒开雪，掏野菜。用镰刀扒，把马兰头、野荠菜、灰灰菜、芦蒿、蒲公英，割一截芽叶，根留着发新芽。人蹲在雪地里，像一只只冻僵的乌鸫。

正月没过完，村里死了两个老人。老人不愿再活了，省下一口粮食给小孩吃。一个是上吊，一个是绝食饿死。

二月初六，惊蛰。下了最后一场春雪。大雪如盘。大雪下了两天，时断时续。田野盖了厚雪。野狼在村后山梁上，嗷——嗷——嗷——嗷——让人毛骨悚然。渡口已无人迹。樟树下的木船，堆满了积雪。收皮货的民安，在渡口卸皮货。民安方块脸，戴长耳棉帽，穿黑色棉袄，厚厚的棉鞋帮上，裹着雪。开酒茶铺的正恩见了他，喜出望外，说：民安呵，你收货，你爹放心呢。正恩端出一碗热水酒，说：喝了酒过河，暖和一下身子。

大雪天，喝起酒，停不下来。风呜呜呜，在河面上刮。

渡口相当于河的马庄。路上驮货的马，哪离得开马庄呢。各路往来的人，看风水的，行脚的，忙命的，正恩也都相熟。“你是见了世面的人，民安呵，人怎么会穷到这个地步呢？天天耕牛一样累死累活，到头来，填不了自己的嘴巴。这是什么天理呵。镇里有五户人，卖女儿了。一个囡妮，才卖一担谷。”正恩说。

“世道不公。人分了三六九等，有权贪腐，有钱欺诈，老实人被人踏在地上，个个踩。”民安说。

“有一首民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正恩说。

“你唱两句吧，兴许听过呢。”

“上有朱毛好主张，下有方邵打豺狼。第一英雄方志敏，第二将军邵式平。两条半枪闹革命，打倒土豪为人民。”正恩吞下一碗酒，哼唱了起来。

“听过呢。这是葛源（注：葛源是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驻扎地，由方志敏领导）唱出来的，叫《打倒土豪为人民》。我收货，走了好几个地方，都听了这首民谣。正恩叔，你是哪里听来的呢？”

“年前一个下信州的人，临走时，在渡口上唱的。那个唱歌的人大方脸，是个黑髯公，长得像戏里的鲁智深，一看就知道是个好身手。”

“我也唱一首歌给你听吧，更好听呢。”民安清了清嗓子，拍拍身上的棉袍，说：“我站在渡口上唱，更有气势呢。”他面朝滔滔河水，高声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唱了两句，民安的手开始挥舞起来。他眼前似乎有着千军马万在奔腾，踏着水浪，哗哗哗。马在嘶鸣，扬起了鬃毛披散。黑色的大地上，似乎有一群赤足的人，在奔跑，在狂啸。

“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呢？教我唱。我要教给村里的人唱，教给我一样没米下锅的人唱。”正恩说。

“这是我在南昌陆军学堂暗地里学唱的，好多人都会唱。现在还不能大声唱，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唱。有一天，我们会在任何地方大声唱出来。”民安说。

民安是饭铺的常客。他的包袱卷成筒状，背在身上。他去河边各个村子走。他不是白天走，是晚上走，摸黑去村里坐，坐到夜深了回周家。河水不深，正好没膝。水温时，他蹚水；水寒时，正恩撑竹筏送他。竹筏在渡口的香樟地下，系在石柱上。他从对岸周家过来，一般是正恩收饭铺的时间。民安在饭铺里坐。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春荒还仅仅是开始。民安对他父亲周寿南说：饿绿了眼睛的老百姓，会抢粮，村子会鸡犬不宁，谁也不得安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村民饿死，我们带头借米吧。周家四代收皮货，是方圆十里的富足之家。周寿南把家里的银元，用笸箩装出来，去信州籴米，拉了两船来，放开借米度粮荒。村里几个富足之家，也开仓借米。

暂时的粮荒，这样过了。

在村里闲了半个多月，民安又去了山里收皮货。毛驴脖子的摇铃一路当啷当啷响。大地复苏，麦子蔼黄。枫槐抽出幼芽，油青青地缀满树梢。河岸的芦苇弯曲地往上卷，卷出一支锯齿叶。睡莲在水塘里，张开了圆匾叶。

泛青泛绿的田畴，更加空旷。麦子金黄。斑头鸭嘎嘎嘎，带着小鸭，在山塘愉快地叫。太阳被燕鸥驮在背上，从古城山升起。田埂上荒坡上，淡紫淡白的田旋花，一片连着一片。雕鸮一直在田畴上空盘旋，呜哇哇呜哇哇叫着。渡口又繁忙了起来。

乡公所抽壮丁来了，三抽一，五抽二。三个男丁抽一个，五个男丁抽两个，抽了好几年了。抽壮丁由村保负责。村保把名单，列出来，报到乡公所。枫林的村保叫龙头兴，是个江湖人，爱武术爱结交朋友。报名单之前，他通知被抽丁的人：快逃吧，在毛楂坞躲半个月。毛楂坞是个深山，鲜有外人知道，翻山越岭。坞里有泥瓦房一栋，专供村人躲避官府。穷得没路走的人，不躲，领了银两画了押，去当了白军。有钱人不躲，买壮丁，由人顶替当兵。买壮丁的有钱人，找龙头兴，出十担谷子，由龙头兴物色男丁。龙头兴赚两担谷子。作恶的有钱人，得出五根金条，龙头兴才会物色男丁。

龙头兴成了有钱人，他把钱拿去籴米，借给村人度春荒。他借出10升米，不收米租，春借秋还。村里有了职业卖丁人，给卖丁人8担谷子，由卖丁人去充军，接兵船开到信江，卖丁人跳河逃走。

这一年，愿意被抽去当兵的人，比往年多。

“乱世当兵，是谋生路。”龙头兴说。

麦熟时，也是饶北河发大水时。这一年的雨季，虽不长，但雨急，急得像赶路投胎的人。山谷的涧水，成了洪流，黄黄的泥浆水浑浑浊浊，激荡咆哮。雨炮子一样，射下来，啪啪啪，泥地射出水洼眼。溺水的野猪山麂野狗，冲进了饶北河。野猪肥肥胀胀，在河浪里沉浮。河边有了捞吃食的人，捞野猪捞山麂捞野狗。河面有撑竹筏的人，等野猪冲水下来，用麻绳抛过去，束住猪头拉上来。或者用獠牙一样的两齿钳（两齿钳是挖地的农具），挖进猪身，拖上竹筏。大野猪有300多斤，拖不动，下沉，水流力大，把人拽入河里。河水浪急，浪头打过来，把人打昏，水呛入鼻腔，人溺水而亡。发大水，乌鸦和苍鹰特别多。乌鸦一群，十几只，在树梢上摇着身子，啊啊啊啊，叫得人心发慌。苍鹰盘旋，沿着河面低飞。动物尸体让它们兴奋。

溺水而死的动物，有毒，不能吃。村里人知道。饿得太长时间了，饿得舌头发直的人，顾不上这么多，捞上动物死尸，破膛，扔掉内脏，用箩筐挑回家，切巴掌大肉块，放在大铁锅里煮。

河吞泻而下，如雪崩。

有吃了溺死野猪的人，死在了厕所。开始是发烧，烧了半日便腹泻，一天上几十次厕所，泻得人脱相，颧骨一天高出来，眼塌进去，走路晃脚。吃扛板归，吃何首乌藤，吃艾叶，吃铜钱草，吃什么泻什么，泻出一滩黄水。泻到来不及扎裤子，一直蹲在茅厕。第二天还腹泻，泻到下午，瘫倒在茅厕，再也起不来。人像一把烂稻草。第一个死的人，叫山猫，多健壮的人，可没过五天便没了。山猫泻了三天，他老婆也腹泻，泻了一天一夜，泻死了。两个人合一副棺材，抬到篷坞葬了。葬了，村里又有了腹泻的人，村里人慌了——瘟疫（痢疾）在悄悄地蔓延——死神逼视着每一个人。

死的人，越来越多。买不起棺材的人，腹泻了，一个人去废弃的煤洞，再也不出来。有时，一天死三个人。有的人家，全家在短短几天内，灭了。好多人，挑着箩筐，躲到深山里，躲避瘟疫。

废弃的窑，死的人扔下去，扔一担劈柴下去，点火烧。又有人死了，又扔下去，点火烧。一个窑，烧了13个人。余家有一个长工叫天佑，腹泻了，自己抱着柴火，跳进废窑，自己点火烧。

民安知道这是痢疾，他去了葛源，请来医生，又去杭州买来药物，才灭了瘟疫。瘟疫开始的时候，哀声遍野。死的人多了，哭声也没了，用草席把死人卷起来，稻草包好，抬到山上埋了，鞭炮也不放一个。死亡，不再让人害怕。死亡，让人憎恨。

秋季粮食大丰收。白军（郑坊一带称国民党军为白军）派粮来了，由各村保长征收。一亩水田收200斤粮。收粮如收命。粮就是人的命。

“谁要我的粮，我要谁的命。”“拒征粮，斗腐败！”“抗租抗征，保卫粮食！”“腐败政府垮得越早越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征粮！”“谁征我们粮，谁就是我们敌人！我们坚决和敌人作生死斗争！”

征粮告示贴出，粮还没开始征收，各村一夜之间贴满了抗征粮的标语。祠堂、社庙和牌坊的墙上，标语是用红油漆刷的。在巷子入口处，还张贴了“告粮民书”。

白军在各村收“告粮民书”，计130张，笔迹出自不同人。但一夜之间把标语贴遍二十来个村子，非几个人可为，且早有组织谋划。白军开始搜捕刷标语的人。搜捕了半个月，也没结果。白军在各村张贴悬赏告示，提供检举线索，查获坐实，检举人可获奖赏银元20块。

各村都有被秘密检举的人，还出现了检举人被人检举之事。查了之后，均属诬告，哄骗奖赏，或出于邻里间隙（方言，间隙即矛盾）而打击报复。

霜降前三日。乡公所聚集了二百多人，要求严惩打死官田户徐忠良的前湖村保徐耀蔚。三天前，徐耀蔚纠集了六个打手，去徐忠良家征粮，徐忠良拒绝征缴，发生口角，被打手活活打死在自家门槛上。各村有人打锣：交了粮是饿死，不交粮是被打死，我们去乡公所讨一个活法。

乡公所门前聚了千余人，群情激奋，并烧毁乡公所。

晚上，徐耀蔚被人杀死在床上。

白军和警察抓捕了32个人，关押在信州黄沙塘监狱。抗粮的主谋，却一直查不出来。各村保长见徐耀蔚被杀死，心中畏惧，不敢积极征粮。

粮食征调不上来，白军开始抢粮，扛着枪，破门而入，打开仓廪，用麻袋装稻谷。汪家驼子为拒征粮，被白军枪杀。白军开他家仓，装谷子，驼子抱住了抢粮人的腿，哀求说：就三担谷子，征了粮，我们全家饿死。白军见粮抢粮，见猪杀猪。眼看着粮食被拖走了，驼子从灶台上摸出白菜刀，拼死抱着粮食。砰的一声枪响，驼子额门开了一个铜钱洞，一股血喷出他嘴巴。

白军告示：检举主谋人，悬赏黄金五条。

过了一个月，没了告示的消息了。抗粮的事，也就这样阴（方言，阴同淡）了下来。阴了，不是淡忘，不是沉寂，而是蕴藏着更惊惧的风暴。如黑夜厚厚积雨云。

民安也有一个月没来渡口了。秋分后，他去茅村收兽骨。茅村在大山区，离郑坊有三十多里地，要翻十几座山。他又从茅村辗转去乐平的南港、德兴的张村，翻过大茅山，去了坂大，沿怀玉山而下，走樟村，回到了枫林。民安出现在渡口，已是冬至了。

渡口客人稀稀。

一日，夜半三更，陈坑坞宗纬的屋子，被三个白军卒卒子（方言，卒卒子指无职小兵）破门而入。三个卒卒子举着火把，守在院子大门，六个卒卒子鱼贯而入，进屋搜查。宗纬从床上爬起来，吓得脸色刷白，腿抖得筛糠一样。其中一个卒卒子问道：家里有客人来过夜吗，不说实话，烧房子。宗纬哪见过这个架势，哆哆嗦嗦，说：房子不能烧，是祖宗积了三代的钱，才有了这栋瓦房，我们一家人睡觉，哪来的客人呢？

“抓到了，抓到了。绑起来。”院墙外，哄哄哄，亮起了松脂火把。火把围了屋子院子。火把向东边院墙汇拢。宗纬瘫倒在地。

巷子里的人，被火光和吵闹声惊醒，胆大的人裹着棉袄，围过来看——一个被反绑了双手的人，穿着便裆肥裤（便裆肥裤是民国时期老式裤子，可外穿，也可当睡裤），裤臀沾着泥浆，上身赤裸厚实如水泡过的松木，发短如松毛，瘸着右腿，被两个卒卒子架起身子，跳着脚走路。撬蓑衣的煤屎叔，摸黑，跑了五里山路，来到渡口，咚咚咚敲门：正恩，正恩，出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正恩披衣开门，举着烛火，拉煤屎叔进屋。

“民安被抓了，在陈坑坞宗纬家抓的。我亲眼见了。民安牛高马大，是个练家子，三五个人近不了身。若不是跳窗跌伤了脚，他跑走了。去了三十多个白军，这个事不简单。你快去通知周家，想法子救人。”煤屎叔一只手撑在门上，一只手叉腰，喘着气。

郑坊一带，还没这样兴师动众抓人。一般是三两个卒卒子或警察来抓，村保带路。民安被抓，案不是一般的大案——三十多个卒卒子个个扛枪，摸黑进村，围了屋子，这个阵势，前所未有。

正恩去了周家，把信息报给了周寿南。周寿南脸色刷白，说：带上金条，去乡公所，你和我一起去。

沿着饶北河而下，走了八里路，到了乡公所。乡公所临时征用了徐氏祠堂。街面黑咕隆咚，一个更夫提着灯笼，在打更：歇夜早起，小心火烛。打更声，当，当，当，街显得更冷寂。乡公所关了门，只有屋檐下两个灯笼在晃。天很快亮，街上有了稀稀的人，挑粪种地的，收网卖鱼的，拉板车的。正恩在街头，往路上望，除了一座高耸的山，和山下疏淡的人烟，一个人也没有。周寿南戴着棉帽，棉帽遮了额门，露出乌沉沉的双眼，搓着手说：他们可能不来乡公所，直接去了信州。

“去问问乡保，探探乡保口风。”正恩说。

乡保住在上街大枫树下。两人去了上街。乡保在厅堂喝茶。周寿南和他相熟，和他握手，随手塞了20块大洋，问：“我家民安到底犯了哪条王法，被抓了，现在人在哪儿，也没个准信。我们相熟几十年了，本乡本土的老乡亲，老兄有什么消息，留个实话。”

“屋里坐。”乡保闩了院门，说：“国军直接去抓的，我们也不知道。民安的事，可能与抗粮有关。上面一直查主谋人，歇了这么些时间，是得到了确切的举报，直到摸清民安动向，才下手。人直接去了信州，你们快去吧。”

“雷公落在头上，劈死人。民安一直在山里收皮货。他不可能干这样翻天的事。”周寿南作揖告辞，和正恩一起，坐船去信州。

在信州问了一天，也问不出民安关押在哪里。走了一天，两人很疲倦，夜深了，在仙乐斯一家客栈，暂时住了下来。周寿南坐在床上，思来想去，焦虑得睡不着，想着有哪些人，可以找。

“先探出民安关在哪里，和民安见一面，再想想找什么人，把民安放出来。”周寿南对正恩说：“你也想想有什么人可以找。”

“明早我们分头找人，中午在这里汇合。有什么事，我们一起合计。更累人的事，还在后面。”

又走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在仙乐斯面馆两人吃面。正恩夹起面，怔怔地看着屋外，面又滑入碗里，溅起汤，烫在脸上。正恩抹了一下脸，说：郑家坊有个年轻人，在《民锋报》报馆当记者，为人很正派，在我饭铺吃过几次饭，我认得，我们去找找。

“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名字叫不来。去了报馆问问，很容易找到。”正恩说。正恩扔下筷子，问面馆老板：“《民锋报》报馆怎么走？”

“出门，往东走，有一条十字弄，右拐便到了。”老板说。

报馆二楼，三个年轻人在挑灯写文章。正恩问：郑家坊有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工作的，我是他老乡，急着找他。其中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说：老乡，是郑亮堂，我带你去。

下了楼，往一条小巷走了几分钟，有一栋“公”字形瓦屋。年轻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亮堂，有老乡找你。

亮堂出来，戴着鸭舌帽。正恩说：老乡，火烧眉毛了，我们找一个地方说话。

三个人来到客栈，正恩把民安的事说了。“我认识周民安，我们在南昌认识。我在南昌二中读书，他在陆军学校。我昨天早上知道了周民安的事。我已经打听到了，他关押在永平，任何外人不能见。”亮堂说。亮堂点了一支烟，说：“这个事，非常麻烦。”

“怎么会关押在永平呢？”周寿南问。

“永平有一个军事监狱。”

“我散尽家财，也得救他出来。”周寿南瘫坐在椅子上，说：“儿子呵，干这样的事，也不给你老子露个口风。”

“明天，我们一起去永平。”亮堂说。

到了永平军事监狱，探听不出更多消息。狱卒说：这是重要案犯，已上报总统府了。周寿南去了一趟河口。河口隶属铅山，是个码头商贸镇，船客南来北往，十分兴盛。他有朋友在河口，收皮货的，叫丁达。丁达说，监狱长官有一个外室，叫梅娟，住在河口码头十三弄，可以去找找她，她常买皮货。梅娟以前是唱戏的，和监狱长官相熟了，成了外室。在十三弄，找到了梅娟，周寿南说：长官能够放民安出来，愿以百亩田产报恩。

“哪敢放人呢？我知道这个事，谁放了周民安，杀谁的头。周民安是杀头的罪。”梅娟说，“我不是见死不救，而救不了他，长官也救不了他。救他，也不是没法子。他得自救，写悔过书，登报声明。这是我家向生说的。”

“带我见见长官。”周寿南拿出两根金条，摆在她茶桌上。

“你明天直接去永平，找徐向生长官。他会见你。”梅娟说。

第二天上午，周寿南来到徐向生办公室。徐向生说：“周民安要出来，只有写悔过书。你不知道吧，他是个死硬分子，还是个共党要员。总统府有指示，不悔过，很快行刑，杀一儆百。他若是悔过，写了悔过书登报，可以来国军部队任高官，荣华富贵伸手可得。”

“让我见见他吧，劝解劝解。”周寿南递上三根金条，说：“他还不懂事。”

“不是劝解，你就不要见了，免得我为难。我脑袋好好地在肩上，别给人提在手上。”徐向生说。

民安的双脚锁着铁链，双手戴着镣铐，浑身鞭痕。民安关在单间牢房里。周寿南隔了牢房门，见了民安，泪水扑簌簌直流。民安说：爸，让你操碎心了。

“儿子，你怎么想呢。长官的意思，你明白了吗？”周寿南说。

“我从南昌回郑坊过上元节，我就想明白了。爸，你好好照顾妈。”

“儿子，你太狠心。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爸，我读了书，我明白，我们的民族积贫积弱，皆因政府腐败。民穷，不是民不勤俭；民弱，不是民不自强；民愚，不是民不爱知；民戾，不是民不自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不值得我们拥戴。我决心以血祭祀，唤醒更多的人。”民安对他父亲说。民安又侧过脸，又对正恩说：“正恩叔，我有一个圆筒包裹，藏在饭铺的顶梁上。你保管好，有机会去上海，送给《申报》王长安先生。他是我同学。”

腊月廿三，是郑坊一带小年。家家户户挂出了灯笼。早上，风开始从山梁往下刮，刨山皮一样，刮出天空麻白色。各村贴出了白军告示，申时在渡口河滩，周民安行刑。午饭后，天飘起雪花。零零散散的雪花，像一朵朵蒲公英。郑坊街上的更夫，来到枫林打铜锣：下午，渡口河滩，大家去看热闹呵，周民安挨枪子了。更夫打锣打到庙沿（庙沿为地名），遇上正恩去油榨（油榨为地名）买麦麸。正恩见四处无人，把麻袋套在更夫头上，一棍子打下去，落进了水渠里。

雪越下越大。雪软软地落在河边上，落在菜叶上，落在行人的头上。饶北河逆水慢慢撑上了三条木船。船身狭长。第一条船站着六个卒卒子，扛着枪，其中一个打着铜锣，哐——当，哐——当。第二条船站了六个人，一个白军军官，四个卒卒子，扛着枪，民安锁着手脚站在船中央。第三条船，站了四个卒卒子，扛着枪。船在渡口侧边的河滩边，停了下来。河滩上，已站了几百号人，穿着灰扑扑的棉袄，像一群灰卷尾鸟。

河面上，雪飞转地卷成鹅毛球。山一层一层白下来，白出刺眼的光。几个孩童在河滩滚雪球，穿着笨拙的棉袄，嘻嘻哈哈地笑。

三个卒卒子，在河滩打木桩，用斧头脑壅（方言，壅即锤，作动词）下去。壅一下，木桩震一下，嗡一声。木是碗粗的圆木，尖头扎进沙地，嚓嚓作响。木桩有两米多长，三个卒卒子轮流壅。两个卒卒子在木桩半高之上，人肩之高处，横着钉一根木条。木条手腕粗，是油茶木。油茶木是最硬的木，比铁硬，比命硬。

四个卒卒子把民安夹下船，夹到木桩下，解了手链脚链，用船绳绑。腰绑在木桩上；双手张开，绳子把手和木条一起绑，脚绑在木桩下。民安穿着灰色棉袄，脸面洗得干干净净。他像一匹马，鬃发被风吹得飞扬。

河滩上的人，越来越多。乌黑黑的头如冒出地面的番薯。狗陷在人堆里，汪汪汪叫。风呼呼有声。这是风摩擦雪地的声音。高高的灵山在闪耀，披着满身银鳞。雪从山巅一阵阵刮下来。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枪声响。枪子爆出一溜白烟。河滩静了下来，除了小孩在哭，除了狗汪汪叫。乌鸦四散而飞，没入模糊的白线。四野茫茫。白军军官站在木桩前的八仙桌上，说：我宣读军事法庭判决书：民国二十年，郑家坊人氏周民安带着重要秘密任务，于上元节潜回老家，在石人、郑家坊、姜村、望仙、绕二、樟村、临湖等地，以毛皮商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发展农会，秘密发展反政府人士，煽动民变，抗粮抗税，妄图颠覆地方政府，现予以行刑。军官扶了扶帽子，又宣读：赤匪周民安有两条路选择，一条路是行刑，三天内不准收尸，谁收尸枪毙谁；一条路是悔过，交代你的组织，既往不咎，还可以当国军高官，赏金条十根。

人群围成了一个扇形。

“赤匪周民安，你怎么选择。有什么话，你说吧。”军官说。

“一个把枪对准自己国民的政府，一个抽丁抢粮的政府，一个独裁、谎言和不义架构起来的政府，很快会灭亡的。我的信仰就是忠实于人民。将来，我们的子孙不会被奴役不会被禁锢，民主取代集权，歌声取代哭泣，富足取代赤贫。民众是这个国度的主人。人人有土地、有知识、有博爱，自由地生活，自由地信仰……”周民安慷慨陈词。

“扒开死硬分子的肩膀，看他怎么喊。”军官说。

一个卒卒子扒开右肩，一个卒卒子扒开左肩。肩膀露出来，厚实耸立，像两个山峰。“凿开他的肩胛骨。”军官命令。

卒卒子用铁凿子，凿民安肩胛骨。凿子指甲宽，有内凹槽。卒卒子用锤把凿子锤进骨头，锤出一个铜钱大的洞。两个卒卒子，一个锤左肩，一个锤右肩。血飚射出来。

“周民安，现在悔过还来得及，你要不要悔过。”军官说。

雪落在周民安身上，一眨眼染红了。全身的血，血顺着腿脚往下淌。周民安头抵住木桩，他张开大嘴，说：我唱一支歌吧，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面唱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

微弱的歌声，渐渐洪亮了起来，一声比一声洪亮。像暴雨后的洪水，摧枯拉朽，漫过郑坊盆地。

洪亮的歌声微弱下去，但人群中的歌声，接替了下去：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砰砰砰，朝天枪响了。但歌声并没有停歇，反而更洪亮。那么多人会唱这支歌，民安笑了，笑容凝固在脸上。如木纹凝固在木质里。如昆虫凝固在琥珀里。

“在死硬分子的肩胛骨上，点油灯。”军官命令。

碟状的油灯，插在肩胛骨上。油灯供佛，又称佛灯。荧荧的油灯，慢慢亮了起来。

“凿开死硬分子的头盖骨，点上油灯。”军官命令。

满头鲜血，热热的血。血散发出蒸汽。头上亮起了油灯。

“挖出死硬分子的心，插一把香。”军官命令。

砰砰砰，三声枪响。军官话音刚落，倒在雪地里。开枪的卒卒子，嚎啕大哭：“人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作恶。你不配为人。你是个恶魔。”

枫槐光秃秃，片叶不留，被风卷走。光秃秃的树，裹着雪，像裹着白尸布。三盏油灯照见了每一张模糊的脸。油灯所照之处，全是雪，红红的。

说到卒卒子枪杀军官时，我父亲勾起右手指关节，啪啪啪，狠狠地敲着八仙桌，说，这个恶魔杀得好。父亲又说，谁会想到卒卒子这么有血性呢？真是苍天有眼。油漆师傅在听到周民安将行刑时，也抱着自己的脸痛哭。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呀呀。我母亲给他毛巾擦脸，他也不接。他抽动着斜歪的嘴角，哽咽地问我父亲：你知道那个卒卒子是谁吗？后来怎么样了吗？

“那个卒卒子姓马，是马家坞人。哪有什么后来呢？卒卒子当场被抓了，半个月后，在乡公所后面的矮山上，被枪毙了。”我父亲说，“他家中财物被白军没收。他老婆抱着刚过周岁的孩子，连夜被正恩伯转移了，免得被白军迫害。我爸和正恩伯可是过命的交情。正恩伯再三交代我爸，去乡公所选一件器物，买回来，作个纪念。我爸花了两个大洋托乡保出面，选了一个木衣柜，花了一个大洋买回来。”

“你知道那个马家后人，在哪里吗？”油漆师傅问。

“人都是有现世报的。3个月后，陈坑坞的宗纬被人杀了。是他暗中检举了民安。有人说是正恩伯杀的，也有人说是白军派人来灭口。宗纬被杀后，正恩再也没在郑坊出现过。有人说正恩伯去了葛源。正恩伯就这样断了音讯。正恩伯没了音讯，也无从知道马家后人去了哪里。”

当年给我家做油漆的师傅，就是马英明。他做了7天的事，哭了7天。他默默地哭，不作声，是无声哽咽的那种哭。他给木面磨砂皮，他哭。他打石灰粉底，他哭。他刷桐子油，他哭。我母亲几次问他：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哭得这样伤心呢？怎么像哭丧呢？马英明说，看到这个木柜，我忍不住，只有哭了才痛快。

漆这个木柜，马英明格外用心。调漆，着色，试了又试。木柜高1.8米、宽1.2米、深0.6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有4扇带拉环的小门、4个大拇指粗门轴，两个门轴共一个雕花轴庄，柜内中间设横板，隔出两个存物空间。下层是4个抽屉，和一个0.6米高的长方形空档，空档可放置钵头、酱缸等器物。马英明画了8幅草图，和我父亲商量小门漆画图案。小门是一块整木板，以4:6比例凿出上下两个门格。“下门格画漆画，上门格题字，正好4格，可以题4个字的吉祥语。”我父亲说。

“画什么，题什么？东家拿主意。”马英明说。

“先刷油漆，柜子门空着。我多想几天。”我父亲说。

我才半岁。我母亲每天背着我去地里劳作。因营养不良，我母亲瘦得脱相。我母亲说，木柜刷漆刷得厚一些，可以多用几年。马英明窝在厢房，刷了三天，木柜刷好了。漆是紫黑色，呈现出杉木细腻柔软的原始纹理，漆色如月光照在杉木林，光泽明亮又略带幽蓝的暗。看起来，漆柜给人巨大的安静、古朴、醇厚。我母亲很是喜欢，说，这是家里第一件上了漆的东西，可以传给子孙藏着。小门已打好了生漆底案：上格以黄底褐斑勾红边为案，留了碗口状圆形，用以题字；下格以黄底褐斑勾青蓝饰白纹边为案，留下鹅蛋状椭圆形，用以画漆画。我父亲找出《红楼梦》，来来回回翻，也没获得“灵感”，便对马英明说：题“风调雨顺”，画好看的画就可以了。

“风调雨顺”题在风车、水车上，还可以，题在木柜上不是很适合。马英明说。

两个人喝了半夜的番薯酒，也没商量出题写什么字。第二天早上，我父亲下田去了，我母亲背着我去河边开荒。醉了一宿的马英明看见我母亲扛着锄头出门的瘦弱背影，调着红油漆，趁着酒意的余韵，在4扇上门格的圆形浅蓝底色上，写下“似斯兰馨”。字体是行书，红汁饱满，笔意酣畅，笔画如细雨中的树叶。我母亲回家烧饭，见马英明坐在木柜前矮凳上，泪雨婆娑，哭得身子颤抖。我母亲一字不识，看着门格上的字，像四只火鸟冲天飞去。

漆画因有了“似斯兰馨”题意，很快有了构图：美丽的兰花出自深谷幽涧。

“我没想到，你一个油漆师傅，能写出这么优雅的毛笔字，你的画也画出了人的胜境。”我父亲由衷地佩服马英明，他说，“我也是读书写字的人，见了你的字，我自愧不如。”

漆好了木柜，马英明还在我家里住了一天。他站在木柜前垂着泪。我父亲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在想什么。

第二年，我父亲送工钱去五马山，马英明怎么也不收。我父亲说，那怎么行呢？你花了油漆，花了工夫，不收钱就是怠慢了你这双手。马英明说，这是缘分，给你家木柜上漆，是我马英明一辈子的福分，我是在积福积德。我父亲也不好再说什么。

隔了一个月，我父亲酿了一缸番薯酒，挑了半缸去五马山，以表谢意。马英明送我走路漂浮着脚的父亲回家，又继续喝。我父亲又送走路漂浮着脚的马英明回家。一来二回，他们互相抱着肩膀说话，“哥郎”“弟郎”一路叫着。

每年，马英明来我家走亲，我父亲也去五马山访友。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似乎有些话，只适合他们两个人说。有一次，我刚刚考上外地学校，马英明来我家吃饭，我父亲双手抱着酒瓶，站起来给他斟酒，说：我想了好几年，我也没想出比“似斯兰馨”更适合的词语，题写在我家，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查了好几本典籍，也查不出出处。马英明听了击掌哈哈大笑，说，弟郎呵，哪有什么出处呢？出处在我们每个人的过往里。

“我叫土生，我老婆叫兰花。土生兰花，四室馨香。这个寓意太深情，是对生活最好的祝福。”我父亲说。

“不单单是这层意思。你这件木柜有血性。血性弥久，如深谷幽兰，长盛不衰。你看看，我们两家的孩子多有出息。”马英明说。

来我家，马英明必恭恭敬敬地站在木柜前，仔细地端详，默默垂泪，如同在纪念碑前拜祭。他摇摇衣柜，摸摸柜面，打开柜门。“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长情呢？”我母亲劝他。

有时，他也带他老婆来走走。他老婆中等个子，中短头发往两边梳，腿粗且结实，皮带外露在腰上。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有着好气力的人。他每次来，带一些香菇、木耳、笋干、核桃等干货。我家出了新糯米，我父亲也挑半担去，给马英明酿酒。我家柚子采摘了，也挑一担去。红瓤柚，很甜，马英明很喜欢吃。

男人结婚了，才理解父母，懂得父母艰辛。我成家后，我给父母买过冬衣服。我父亲不忘问一句：你有没有给马伯伯买一件？我给我母亲买人参，我父亲又补一句：你有没有给马伯伯买一份？

马英明比我父亲年长五岁。他于2011年冬病故。他病故之后的第三年，他在南京从事量子研究的儿子，来看望我父亲，提着两大袋礼物。他儿子叫马天亮。马天亮是第一次来我家，也是唯一一次。马天亮说起了一件让我父亲很惊讶的事。他说，壬申年，因枪杀军官而被枪毙的那个人，正是他祖父。我八十岁的父亲抱着马英明的儿子，摸着他的头，叫着：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木衣柜还摆在我父母卧房里。父母换过好几次卧房了，每换一次，扔掉一些器物、家具。木衣柜、床、一担木箱，是怎么也舍不得换的。木箱搁在木柜顶上，线对线、角对角。木柜的门轴、4个顶角、抽屉面、底下摆器物的3根横档，已经脱漆了，露出了浅棕黄的木质。木格上的四朵花和“似斯兰馨”没有脱漆，漆色依然鲜丽盎然。谁也不知道马英明在调漆时，加了什么漆剂。木柜里放着我父母最重要的东西：钥匙、眼镜、线盒、蜂蜜、止咳药，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去年冬，有一次，我找父亲身份证，拉开木柜门，看见这些东西，我怔怔地站了半个多小时。我抑制不住自己，泪水扑簌簌地流下来。人到了老得不能再老了，需要的就是这么多。父母结婚六十余年，彼此从没分开过，一起度过贫困艰难的岁月，携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安安静静地相守一生。这时，我父亲走了进来，我大声读：似斯兰馨。我父亲有些耳背。他嘿嘿地看着我发笑，说：哥郎当时写字的时候，酒还没完全醒，右边两面门格写错了顺序，不是“似斯兰馨”，应该是“斯似兰馨”，写了又没法涂改重写。父亲和我并肩站在一起，看着漆字，父亲又说：其实，这4个字，无论怎么排列，都读得通，都是好词，这个哥郎确实厉害。

“似斯兰馨”是朴素美好的愿望。我们几代人为此奔赴，甚至有人为此舍弃生命，有人为此隐姓埋名。

傅菲，江西广信人。南方乡村研究者，自然伦理探究者。散文作品获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百花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方志敏文学奖，获多家刊物年度奖。著有《深山已晚》《我们忧伤的身体》《河边生起炊烟》等10余部。作品常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花城》《天涯》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