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2021年第7期｜刘国君：一路向南

一

小时候，我问父亲：“我们老家是哪的？”父亲操着一口外地口音说：“南路的。”南路在哪？父亲没说，我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青年，父亲一见，眼泪唰唰唰地就往下掉，过了一会，从院墙外面传来了父亲号啕的哭声，那哭声一长一短，中间还夹杂着父亲擤鼻涕的声音。哭声持续了十几分钟后，父亲抹着眼泪回来了。这一年，我五岁。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青年就是从南路来的，他是父亲的侄儿——甲灵。

父亲嘴里的南路就是甘肃省的西峰，算起路程来也不远，用现在的交通工具，一天可以打上一个来回，可是父亲从十八岁离开家，到他去世，从没有回过家。究其原因一来太远，二来贫穷。

1935年，父亲因和奶奶吵了几句，只带出了一双鞋走了西安，他决心要混出一个模样才回去。

西安太大，却没有父亲容身的地方，好在父亲有一身子力气，他摸到一家杂货店，成了一个受苦打杂的小工。杂货店不大，接触的人却是杂七杂八的，在送货的劳作中，他认识了一个后来改变他一生的人。

这人自称姓刘，长得文文静静，是个读书人。

父亲见到读书人，从骨子里就有一种亲近感。小时候，由于家穷，看到本村和他年龄相仿的人进了学堂，父亲摸着学堂的院门，带着渴望的眼神往里看了看，又无奈地把头缩了回来。

董志塬的人有一句顺口溜：八百里秦川，抵不上董志塬的边边。广袤的董志塬平整肥沃，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偶有灾年，丰年里储存在地窖里的粮食也能抵挡三五年。民国十八年，整个西北发生了灾害，很多地方已经饿殍遍地的时候，董志塬人还在品味着余粮，直到兵匪拥到了原上，才打乱了董志塬人的生活。但平坦的董志塬，却缺少柴火。父亲每天的活计就是打柴，拿着砍刀到沟里寻找柴火，每天他早早地出去，打上柴就背到学堂门口，一边休息，一边听学堂里的读书声。

常年累月的聆听，父亲能顺口背出《百家姓》《三字经》和《神童诗》，可怎么写，依然是两眼一抹黑。

文文静静的读书人，又是一家子，父亲见了自然亲近了许多。送货之余，他会在一家子的租住房里多待一会的，渐渐地两人熟识了，父亲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学会了一百多字，也知道他是一个教书先生。但让父亲觉得奇怪的是，一个教书先生怎么能用那么多纸墨，每次送纸都是几刀，送墨都是几大瓶。

疑惑归疑惑，卖家却不怕买家，有人买东西，店老板就有利，送货的伙计，也能多挣几个磨鞋底的银洋，况且他是父亲感到亲近的读书人呢。

1936年的初春，还没有脱下棉袄的父亲，就被他亲近的读书人拉进了屋里，神秘兮兮地让他去一趟三边，帮他送一封非常紧要的信，并告诉他，如果收信人不在，谁都不能给。看到他急切的样子，父亲明白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什么话都没说，买了一双备用鞋就出发了。

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一身汗还没有干透，又一身热汗浸湿了衣衫。

父亲为了一句承诺从西安挑着一副货郎担来到了三边。他的信没有送出去，收信人因工作需要回了瓦窑堡，始终没有露面。从此，父亲却把根扎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打虎店子，只是在冥冥中，一直有一群人对他安排，给他任务。

在打虎店，他负责过粮草站，传递过信件、情报。

每一次来人给他的报号都是“西安老刘”。

而“西安老刘”只是父亲的记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看电影的加演片时，看到电影里的“西安老刘”被批斗的场景，才知道“西安老刘”不姓刘，才知道“西安老刘”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

从此他缄口无言。

二

父亲所在的打虎店子的斜对面有一个古城，这便是明朝的饶阳水城。因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城筑好了就叫做水城。临水的沟边有一条路，这是一条从花马池向陇东贩私盐时必走的道路。从西夏开始，通往大宋的官道被西夏兵把守，世代食用盐州乌池、白池食盐的大宋子民，想要再食盐州盐，只能做贼一般，昼伏夜行，从山间的小路里贩运。到了明朝，位于官道上的萌城设置了盐业稽查，贩私盐的商客吼着“见不着个面面就招一招手”，穿山越沟也是走着这条山道。到了1936年之后，官道被马鸿逵、马鸿宾重兵据守，虽如此，通往陇东解放区的道路，运盐的驼队依然叮叮当当走过这里。

父亲的油坊在沟的西岸，旁边和对岸各有一家客栈，客栈不大，只有几孔窑洞，每孔窑里都有一盘一年四季都热热乎乎的大炕。驮盐赶脚的，进来不用招呼，往炕上一趄，掏出旱烟袋吧嗒吧嗒就吸将起来。父亲很少去客栈，驮盐赶脚的也不去油坊。只有几个送信的邮差，趁人不注意溜进父亲住的窑里，在拐窑的地窖里扔下几张报纸、信件后，从父亲的手中拿上几十元钱或带走一些烟土。那时，父亲只知道自己是个油坊的大师傅，有人告诉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别的一概不问。不过，问了也没人给他说。父亲开油坊的本金绝大部分不是他的，买油籽、卖油的账目，他让一个伙计一笔一笔地记清楚，每年掌柜的都要打发人到油坊里算账。还告诉他要把报纸经管好，不能让外人看见。父亲没念过书，是个文盲，可他一个字都不会写，但能认识字。有一天，他下到拐窑里取东西，才知道报纸的名字是《红色中华报》。这种报纸父亲很熟悉，对面的脚夫有时候就把报纸带到客栈里，油坊的账房常常到对面的窑里拿几张过来看。那报纸账房看完之后，随手就扔了，并没有什么宝贝，可放在父亲拐窑里的报纸就成了宝贝。过几天，又有人来了，吃过父亲端上来的油泼面，跳进地窑把报纸和信件揣进怀里就走了，仿佛这一切都与父亲无关。

饶阳水城是方圆最热闹的地方，每年都有庙会，都有唱戏的，每次立会唱戏，住在三五十里路的庄户人都会拉上一只羊、抓上一只鸡，或捏上二三十个鸡蛋来赶会。晚上，家近的看罢戏翻几架沟回去了，家远的就住进了打虎店的那几家店里。这时候，店家也最慷慨，一盘通铺男男女女住上十几个人，有钱的给上几个，没钱的也就算了，赶会听戏，一年能有几次？

父亲的油坊这几天也是最热闹的，来看戏的，大多数人都稍带着拉来了自家种的胡麻，到油坊里换回自己一年所需的清油。有些熟悉的，晚上干脆挤在父亲的油毡炕上唠一宵。

每到这个日子父亲便特别小心，那些随手扔的报纸被他藏得严严实实，就连脚户们随手扔的带字的纸片都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

1939年，随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不断掀起，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1939年2月，整个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风潮，勤劳的父亲，日子并没有改变多少，但他已经觉得，从这时起，通过打虎店的运盐队伍越来越多。尤其是1939年5月，在国民党165师与地方保安队向陇东的镇原、宁县进攻双方擦枪走火的时候，这条小路更是熙熙攘攘，过往的骡马多了，店家的接待能力明显不足，以前能够供应给商客的物资常常短缺。这时候，有人拉来了草料堆在父亲的油坊旁，派来的伙计挤在了父亲的炕上，父亲从此又监管起那一垛草料的发放，可对外，他还是开油坊的刘掌柜。

从1939年至1943年间，父亲的榨油产业渐渐退居到次要位置，更多的是协调运盐马队的南下。每天从花马池盐湖经三山儿到石子河，过打虎店，走西华池或入洪德的骡马络绎不绝。他们每次过来只须写下一张二寸宽的纸条扔给父亲，就能背走一背篼草料。

待在山沟里的父亲干的是自认为应该干的活计，至于为什么，他不想知道。即使他想知道也没人告诉他，甚至和他联系的上级领导，也不知道，不了解详情。

掌灯时分，父亲坐在油坊里，听到一队队赶脚的扯着嗓子唱着曲儿：“赶罢了那个骡马会，人山人海好红火，噢啾，咧咧咧咧，好红火那个好红火，捎带上一把南路货，去那三边把盐驮，哎咳哟。把盐驮，哎哟，去那三边把盐驮，哎咳哟，把盐驮。”这歌父亲听了很多遍，每一次听到“南路货”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想到，从打虎店走到陇东的盐，并不是给他的父老乡亲吃，而是卖给了国统区，换回了大量的布匹、纸张。父亲的一生有时候活得并不明白，他至死都不知道，那时候民国政府派出要员到陕北的定边、盐池、花马池盐湖，专门做盐的生意。他还不知道，1941年日本人占领了两淮地区，淮盐吃不上了，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山西运城，解盐也吃不上。可盐是重要的生活物资，不吃盐，人就无法生存，不吃盐老百姓就要造反。于是，国共两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后，再次合作，把花马池的食盐通过父亲油坊前的这条山路一路向南运进国统区，父亲油坊前的这条山路竟成了国共合作的希望大道。

许多年之后，我得到一份资料，上面写道：1940年抗战相持中，百姓生活日显艰苦。由于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芦（长芦）盐、淮（两淮）盐运道断绝，特别是晋南解池盐场被日军攻占后，陕中、豫西、川北的食盐供应大为紧张。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的缪秋杰深知一旦闹起盐荒对军事和民情将产生严重后果。经过通盘考虑，他认为除奖励陕豫土盐增产外，调运花马池盐（俗称“浪盐”）以救燃眉是最佳方案。缪秋杰经何遂和何世庸协调在重庆海关总署宴请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同志，在定边设立西北盐务运输处收运站，派人住在花马池盐湖负责盐运。

从此，一条国共两党秘而不宣的合作之路，从打虎店的沟下（为防备国民党检查站的搜查），经洪德、庆阳、驿马关，转至平凉。

望着一支支南下的驼队，走到离家乡不足百里的小镇，我想这定会勾起父亲思念家乡的心。父亲在这大山深处，通过一支支驼队向家乡的亲人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问候，终于在1948年前后，迎来了自己的亲人——三泉哥。三泉叔比父亲大五岁，他俩是一个爷的后人，两家住在门前门后，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三泉叔从走肖金的脚夫那里得到父亲的消息后，他给任何家人都没说，跟着脚夫来到宁夏，那时候，父亲正在打虎店开油坊。那天清晨，在油坊前沟边的那棵老榆树上，一只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父亲猜到会有喜事临门，但没想到来的是他朝思暮想的家乡人。这一夜，父亲彻夜没睡，毕竟家乡让他牵挂的人太多，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他离家第二年就已经去世，不由号啕大哭。又得知自己的哥哥已经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时，又欣慰地笑了。父亲在癫与痴、悲与喜中度过了一夜。十几年来，他把思念都压在心底，强忍着、憋着，不让它爆发。这一夜，当着自己堂兄的面，彻底迸发了，迸发得痛快淋漓，迸发得悲怆凄凉。

早晨起来，父亲请人蒸了一笼馒头，面南跪在河川道里，向他的父亲和列祖列宗，烧了几张纸，长长地磕下了一串响头。

三

历史常常就像天气一样，有阳光明媚，有乌云遮月，也有电闪雷鸣。1947年，正当三边儿女系着红绸子，跳着秧歌舞的时候，马鸿逵的暂九旅悄悄摸了进来。瞬间，盐池失守，定边沦陷。父亲油坊里那根长长的油梁静静地横在那里。父亲背着油篓子来到定边城里打探情况，他没想到，平日里熟悉的门庭换上了不熟悉的门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曾经站在他面前乖乖顺顺的无业游民张世科，当上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保长，张世科与父亲平时并没有什么过节，他的祖籍在麻黄山的唐平庄，出生在定边姬原的张团庄，无业时经常在唐平庄和张团庄两地跑，路过打虎店时，在父亲的窑里歇歇脚，混吃上几日，时间长了就对父亲的油坊有了更深的了解。当张世科背着匣子枪、骑着一头驴时就不认人了，他把父亲追了几道街，在杨三老婆的店里被抓。最后凭着张世科的一句话，父亲就成了共产党，连问都没问，就被送进了国民党定边县的大牢。

父亲是个江湖人，虽然他很少到定边去，可在定边城里有很多朋友。父亲被押后，第一个到大牢看他的是城南五里开车马店的夫妻俩，这是一对给父亲传递情报的信息员，他们给父亲带去的话只有一句：“他们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只要能出来就行。”果然，过了几天，国民党定边县长张维垣亲自提审那些只凭一句话抓进去的“共产党员”。在大堂上张维垣也只有一句话：“你要自首就签字，不自首就待着。”这一句话换来了几百人的自由，父亲也是因这句话签字后自由了。自由后的父亲，当晚就一路向南走了，南边有他的基业、他的朋友。这一次，父亲没有到打虎店，他来到了红柳沟，在一个小土坯房里，找到了曾和他单线联系的区委书记兼定边游击大队大队长白天章。

白天章给了他一头毛驴和几匹白皮，让他再回打虎店。打虎店是一座灵山，山里住的全都是淳朴的百姓。父亲在那多年，这一方百姓大都知道父亲的根底，但大家只是把他当作朋友，当作油坊的大师傅兼掌柜的。父亲以打虎店为基础，开始发展他的产业。自小扛着货郎担的父亲具有一定的经营能力，一年后，他的店铺就遍布陕甘宁三省，虽然每一家都规模不大，但种类各异，特色不同，有酒坊、油坊、豆腐坊，父亲也便在陕甘宁三省来回巡视经营。他的产品又成了定边县游击队的日用品，他居住的那几孔窑洞又成了定边县县委、政府和三边分区领导的临时栖息地。为了便于经营，他在红柳沟又盖了一间土坯房，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屋。

父亲的小作坊就像滚雪球一样一个劲增长，一共七个，遍布陕甘宁三省的两道沟叉，然而父亲知道，他的店不是他的。1954年，当共和国开展公私合营的时候，陕甘宁三省交界县的基层领导都找到了父亲：“你的那几个店入不入社？”“不入给人家说个啥，入呀。”父亲心里明白，自己经营的店坊，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可往哪入，父亲却犯了难，他的店遍布三省，入到哪里，他就要生活在那里。经过几天的思虑，他决定入到宁夏盐池的麻黄山供销合作社，从这一天起父亲便成了合作社的职工。

俗话说“艺多不养人”。父亲懂得酿酒、淋醋、磨豆腐、榨油、制糖，而且与这些技艺相关的锻磨、建油坊等他也是十分熟悉。我曾默默地想，父亲的这些技艺是从哪里学来的？尤其是制糖，陕甘宁三省地区无制糖原料，无人传授制糖技术。而在西安挑起货郎之时，也应无处学此技艺。1956年盐池成立糖酒粉厂时，父亲从山上调到山下，成了几十个青年、婆姨的师傅，挑起了糖酒粉厂的大梁，他领着大家不仅酿酒、淋醋、做豆腐，还熬出了水果糖。区党委、政府，县委、县政府先后给他颁发了印有三面红旗的“甲级先进生产者”奖状。没有上过学的父亲站在全区先代会上代表他的企业吼出了“向无粮酒厂迈进”的口号，父亲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了报纸，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照相。

然而，技术全面的父亲却有两个无法弥补的硬伤，他没有上过学，虽能认识数百个字，却双手划不了个“八”字。他虽没有给国民党县政府交代泄密组织上的任何机密，但他曾在自首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在1962年，父亲因为他的这两点硬伤，尤其属于政治不坚定分子，被精简了。这一年，父亲已经不再是光棍，他把家安在了盐池。精简后他不能像其他千万人口迁徙回原籍，只能留在当地。但是，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更多的生活压力和责任，在家里添了更多嘴巴的父亲，在断了生活之路后，只能重操就业，又挑起了货郎担，再次向南。

从宁夏到西安要翻越无数座大山，但每一座大山都被弯弯的山路串了起来，从宁夏到西安被山路串起来的不仅是大山，还有三块闻名的平原。一块是父亲现在生活的宁夏平原，这里有父亲的希望和未来；一块是父亲的出身地董志塬，这里有父亲的根；还有一块是承载西安文化的八百里秦川，这里是父亲为了延续根的传承，走向未来的希望之地。一次次往返于西安和宁夏之间都要经过西峰，都要经过董志塬上的上刘村（后改名为东坳村），但父亲从没有下过车，他知道如今的他一事无成，他无法面对家乡的父老。

父亲从西安往宁夏倒贩香烟、旱烟等物，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但是随着政策变化，父亲不能再走西安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赶着毛驴车，拿起锻磨的家具再闯南山。父亲的南山就是他曾坚守多年的陕西定边红柳沟、姬塬、宁夏盐池麻黄山和甘肃环县的秦团庄等地，就是那个他把青春年华抛洒的地方。他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了一样，乡里乡亲地格外亲切。几十年后，当我来到这里，这里的老人们都能说出父亲的名字，能找到几个和父亲拜把子的哥们弟兄，还有曾在他店坊里干活的伙计。他们对父亲的根基清清楚楚，知道他十几年住在打虎店的窑洞里为了啥，也知道父亲在1959年当过劳模，被记者写了文章、照了照片登在报纸上的事情，可他们从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露过口风，他们已经把父亲当成了自己的家人，把他默默地藏在心里。

从60年代到70年代，父亲就在这含有浓郁亲情的乡亲们庇护下，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山里人就像山里人唱的山歌一样，通俗、明快、爽直。父亲在城里的抑郁，只有到了山脚下，才能甩得一干二净。但是，生活的重担又将父亲压得喘不过气来。每年秋收季节，父亲便赶着毛驴车到山里去锻磨、榨油，到了春节前夕，他才拉着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转回家来。而仲夏之时，在烈日下，他在城墙脚下把城砖一块一块拉到各个工地上，只能赚取几分钱。

重压、操劳、辛苦，渐渐压弯了父亲的脊梁。1978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平反甄别，有知情人士告诉父亲，说是“西安老刘”已经恢复了工作，让他去找“西安老刘”为自己证明，父亲轻轻地摇摇头，他觉得送信是他自己愿意的，丢失工作是因自己的信念不坚定，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几十年过去了，他不想给任何人带去麻烦。1979年初春，刚强了一辈子的父亲终于睡倒了。连日的咳血、泻肚折磨得他精神萎靡，强烈的思乡之情又使他梦魇不断。1980年之后，和父亲一起签过字的那批人全部恢复了工作，父亲却长眠地下。父亲十八岁出门到六十一岁去世，在外漂泊了四十三年。在这四十三年里，他一心向南，可再也没有回到南路的家。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墓穴凿在城北的大墩梁上，面向南路。

南路有他的根，有他的家，有他的祖先和亲人。

他躺在高高的大墩梁上，永远面南。

 刘国君，60后，宁夏盐池人。出版散文集《一路走过》《民国宁夏县长录》、长篇小说《五座塬》。曾获全国第十八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宁夏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果奖、宁夏第九届文学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