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

前一阵子整理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复旦日记（1978-1982）”。这些日记本，一共四册，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生涯的“流水账”。

仔细翻阅，我被其中记述的中年教师片段又一次吸引。当年在历史系，中年教师是“顶梁柱”，我们曾亲承謦咳，甚至与之朝夕相处。那些年，他们大概四五十岁，因时代耽搁，职称仍为讲师或助教，但有的人早已名声在外，是没有“教授”头衔的著名学者；有的人在社会上没名气，却在学术圈享有盛誉；还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但同学们忆起他们，至今两眼放光……

一

邓廷爵老师曾担任过我们78级的班主任。邓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教我们先秦史。邓老师瘦弱、矮小，说一口四川普通话，性格沉稳，话不多。因已谢顶，看上去很苍老，在我们眼里，邓老师是一位“年迈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到校上课，一位同学还担心：老先生年纪大了，万一摔倒可怎么得了？其实，谁也没猜到，邓老师当年不过五十多岁。

邓老师虽然只是讲师，资格却很老。前几年我读《顾颉刚日记》，才知道他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46年10月30日，“复旦学生来上课，自一时半至四时，为讲地理沿革史大概及《山海经》”。11月18日，“为复旦学生十一人讲《禹贡》三小时”。顾颉刚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均有“邓廷爵”。不过，邓老师很谦虚，他从未对我们说过自己是“顾颉刚弟子”。

我们班级51个同学，绝大部分是历届生，应届中学毕业生只有10人，历届生与应届生最大的年龄差距达十三四岁。历届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阅历丰富、知识面广，班里的干部职位均由他们“承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应届生就显得既天真、愚钝，又势单力薄。但邓老师对应届生很呵护。1978年10月28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从长春开完古代史分期学术讨论会回来的邓廷爵老师召集我们应届生开会，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

1981年初，邓老师卸任班主任，由许道勋老师接替。许道勋（1939-2000），浙江平阳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主要从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许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那时眼镜质量差，镜片厚，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与邓老师不同，许老师个性开朗。 “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和气而健谈，而且总是笑呵呵的。” （1981-2-19）这里的“总是笑呵呵的”，其实还有下文：在后几届某班的课堂上，只要许老师一来，就会有一位调皮学生学着他那有个性的“咯咯咯”笑声，先笑起来……许老师不明所以，也被逗笑了，于是，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

许老师为人和善，学问也好。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做出指示，请一些专家注释部分古籍，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人阅读，许老师就是大字本的注释者之一。他与赵克尧老师合著的《唐太宗传》 《唐玄宗传》，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据说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在读了《唐玄宗传》后，对于书中的翔实考证尤为叹服。

许老师曾与彭神保老师一起，为我们开设过隋唐史课。他们一谐一庄，各有所长。记得在课堂上，有一位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曾来旁听，她叫颜海平。颜海平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主角，也算是“校园明星”。那时，她一头齐耳短发，听课非常认真。谁也没料到，隋唐史课程结束后不久，颜海平就发表了十幕话剧剧本《秦王李世民》，引起轰动。该剧后被拍成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后来，颜海平赴美留学，成为著名教授。不知她今天是否还会想起，她创作《秦王李世民》时，曾旁听过历史系的隋唐史课，而两位任课老师，当年还仅仅是讲师！

二

在我们寝室，常有任课老师前来，他们或辅导功课，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79年2月15日，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寝室的记录： “历代文选教师夏义民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内容广泛，仅就就学一例，言及学科、上课、借书、毕业分配、选修及教师等，几乎无所不包。”

夏义民（1937-2019），浙江镇海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夏老师教我们中国历代文选和古代汉语课，在课堂上，他喜欢讲北京那些著名语言大家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故事，有时还自嘲： “我嘛，至今仍然是个助教！”有一次，在讲到“文史不分家”时，他忽然话锋一转，说：“过去呢，文学家看不起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呢，也未必看得起文学家……有人说过， ‘文’者嘛， ‘文过饰非’也！”

那时，各类教科书都非常紧张，我们上课基本没有教材。夏老师的课程也如此，大概一直到学期结束时，我才陆陆续续凑齐过一套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但是，在日记里，我却意外发现一件小事：

夏义民老师很热心，今天请他代买《Kernal Lesson》，夏老师欣然答应且立刻为我们买来了。 （1979-6-5）

夏老师是古汉语老师，为什么会帮我们“代购”英语教科书呢？他又是从哪里买来的呢？我搜索记忆，怎么也记不清前因后果。不过，这倒令我想起另一则“代购”故事：在复旦校门东侧，原来有一家校内书店（今邯郸校区中国银行营业所原址），店堂虽小，但柜台后却有一个“密室”，专供内部图书或紧俏图书，不对学生开放，教师可凭工作证限量购买。那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之一）刚出版，属于紧俏商品，顾嘉福同学特别想买，却因为进不了“密室”，只能望洋兴叹。教我们世界史的张广智老师知道后，立刻答应代购。 “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在寝室里午休，忽听外面敲门，原来是张老师来了，他浑身被雨淋湿，从包里取出《西方哲学史》交给我，这真让我又惊又喜……”不久前，顾嘉福向我讲起这温馨一幕，依然有点激动。

上述回忆，与夏老师的“代购”两相对照，足证当年亲密的师生情谊，也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

三

在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不少中年教师的上课风采。如，朱维铮老师教我们中国史学史， “讲课时抑扬顿挫”（1981-2-25）；姜义华老师上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是我这学期以来所上的课中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 （1981-6-19）；张广智老师在上外国史学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道出一些警句和格言，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 （1982-3-5）；回母校兼课、开设辛亥革命史的金冲及老师“几乎不用讲稿，讲得很流畅。他对史料的熟悉是令人佩服的” （1981-4-21）……

另外，我还记下过一位政治经济学老师与我们的班长曹景行同学的对话：

政治经济学老师在课上问： “哪位同学能否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何？”老曹回答说： “它们的关系就像我们学校的夏征农和苏步青一样！”一阵哄笑……（1979-10-26）

还有一位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先生，以致听他的演讲，时常忘掉记笔记，甚至忘掉了时间的流逝。” （1980-9-8）——他就是金重远老师。

金重远（1934-2012），江苏江阴人。1952年考入复旦外文系，后赴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他是世界史研究专家，曾获普京总统授予的“圣彼得堡300周年荣誉勋章”和法国政府授予的“棕榈教育骑士勋章”。不过，他直到1978年才晋升为讲师。1980年9月，金老师为我们开设了法国近现代史选修课。

我记得很清楚，每次上课铃响，金老师就会掐准时间走进教室。他个子不高， “咚”的一声跨上讲台前的木制台阶，身手敏捷。别的老师上课，总是带着讲义和书，他却两手空空。但一旦开讲，恰似行云流水、滔滔不绝，讲到关键处，他会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几张卡片，念几段史料，显得潇洒自如。有一次，金老师突然说了一个英语单词“audacity”，说这个词既是“大胆无畏”，也是“鲁莽无礼”，我已忘了这是用来评价罗伯斯庇尔还是在说拿破仑，但“audacity”这个词，却让我铭记至今。

非常巧的是，法国近现代史开课不久（10月21日），复旦就迎来了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来访。这是外国元首第一次到访复旦，我曾写过《亲历德斯坦总统复旦演讲》 （刊于《档案春秋》2018年第3期）一文，详述过大礼堂（今相辉堂）里的热烈和无序：总统演讲时，后几排学生都站在了座位上；演讲结束后，大家又拼命往前挤……一位校友读了以后补充说，他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看见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被挤掉了皮鞋。不过，后来金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责怪学生：

金重远老师上法国史课时说，法国总统来校演讲时，我们一反拘谨的态度，代之以法国式的热烈欢迎。礼宾司的人一再打招呼说，今天的秩序不太好。法总统说，没关系。（1980-10-27）

四

我的日记还写过两位老师对我作业的评价。

一位是沈渭滨老师。沈渭滨（1937-2015），上海七宝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1975年调任复旦历史系。沈老师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的任课老师，他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速写沈渭滨》 （刊于2015年5月2日《解放日报》），其中有一段写到了他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没想到，这次翻阅日记，竟找到了那段批语的原文：

从文章中看出，你对洋务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其作用，消极面多于积极面。这当然并无不可。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行。但在表述中，我个人看来似有前后矛盾之处。若是，今后写作时务必注意。一篇文章，论点必须前后一致，切不可自相违背。不知你以为如何？ （1980-6-17）

沈老师批语的核心，是批评我引用史料的“前后矛盾”，对我似击一猛掌，让我有“顿悟”之感。批语中，“我个人看来” “不知你以为如何”是沈老师一贯的谦词，他从不强加于人，这让我更羞愧难当。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沈老师萌生了敬意和好感。毕业以后，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交往。每年大年初五，沈老师府上常常高朋满座，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混迹其间，感到特别轻松、惬意。

另一位是李华兴老师。李华兴（1933-2011），湖北武汉人，1956年入读复旦历史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李老师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任课老师，也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当年，他和朱维铮、姜义华老师被我们同学并称为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的“三剑客”。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用词华丽，记得他形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用了“雷奔电驰”一词，同学间有过热烈议论。除了激情，李老师也特别较真。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与同桌窃窃私语，声音大了点，他立刻终止讲课： “哎哎，这位同学……”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学期结束时，有同学对我说，我的考查文章《〈大同书〉浅析》得到了李老师的好评，并说我们班得到他表扬的只有两位同学（另一位是历届生），“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课代表老顾也转达了李老师的意思，我才相信了”。 （1981-1-22）不久，我选择李老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家住广灵四路建机新村，我写论文期间曾多次上门请教。因为接触多了，我日记里对他的描述也比较详细：

我一面与他交谈，一面细细地端详着他。他很魁梧，要不是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人们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锻工。他说话时很富于感情色彩，并审慎地注意着遣词造句的功用，说到激动处，他会忽然站起来，在小小的屋子里踱几步，然后机械地用手理一下桌椅上的书籍。（1981-12-27）

在李老师悉心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得了“优”。由此，李老师提升了对我的期望值，希望我将来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的研究者。他曾多次提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我那时急于闯荡社会（摆脱“应届生”的尴尬），并未应考。我想，李老师对我一定很失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复旦。从此，我就像一片脱离大树的叶子，漫无目标、随风飘荡，翠绿渐成枯黄。多少次，梦见我的老师们，感觉自己又坐在第一教学楼的课桌旁……

蓦然回首，一个时代远去了。

2021年5月25日，修改于复旦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