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1年第7期｜野莽：理发记（节选）

我大约在十岁的时候学会了理发，对象是我自己。那时不叫理发，叫剃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我的老家流传着一首歌谣，至今我还记得这么几句：“剃分头，不戴帽；镶金牙，一脸笑；穿皮鞋，嘎吱叫；戴手表，捋胳膊。”这个“膊”字，我的老家念“抱”，如果念“博”就不押韵了。歌谣的首句把剃分头看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不主张用帽子把它盖住。所谓分头，就是把头上的头发瓜分成两个部分，瓜分的原则不等，从正中间一分为二，像电影里的汉奸；从左侧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地方分成两份，就像干部了。我的父亲由干部变成农民以后，在头发上仍然保持着干部的待遇，从四分之一的地方进行瓜分，那个分水岭在左眉的上方。

一年后，我从我的母亲身边被分配到我的父亲身边，我也是剃分头的，而且也是从左侧四分之一的地方分的。其实既然是分头，就不应该叫剃，因为分头不用剃刀，而用推子、剪子和梳子，应该叫推分头、剪分头和梳分头，或者叫理分头、留分头和蓄分头，其中任何一个说法都比剃分头要合乎语法的逻辑。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老家除了妇女，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清一色全都是光头。劳动的时候站成一排，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我的大伯还曾经是我父亲的启蒙老师，还是书法家、数学家、教育家，家乡著名的知识分子呢，但他变成农民以后，就没有我父亲那么执着，连一根头发都不要了。

我记得那时候剃一个光头是一角钱，剃一个分头是两角钱，因为剃光头只要一把剃刀，先用肥皂水把发根焖软，雪亮的剃刀在乌黑的荡刀布上荡几荡，再来到头皮上，“哧”，“哧”，很快就结束了。以杀猪刨毛打比方有点不妥，那就打比方刮土豆皮吧，刮完一个往旁边一拨，换下一个。而剃分头，除了用剃刀刮头发的周边，刮脸上的汗毛，还要用推子、剪子、梳子、镜子——剃罢让你自己拿在手里，左右照了，又照前后，看有没有偏颇，是不是对称，成不成比例。人说是后脑勺的头发摸得到，看不到，可在剃头时就能看到！这样想来，剃一个分头价钱是剃一个光头的两倍，不多。

回想我们父子二人之所以如此顽固，宁可多花一角钱也不剃光头，潜意识里是否有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心理亦未可知。我们多半是每个月剃一次头，算起来每年花在剃头上的钱再加两角，五块钱就可以捉一只小猪喂着了。然而我们义无反顾，我们不计得失，我们不喂猪也要剃分头，其行为第一像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头无毛；第二像殉节朱明王朝的汉臣，宁留发，不留头。

话说在我将满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到离家五里一个名叫蒋家堰的小镇，去请一个名叫李德仁的剃头师傅给我剃一个分头，庆祝我诞生的十周年。我持钱而往，走到镇头，发现剃头铺的旁边还有一个书铺，书铺里有很多书，其中有一本的封面写着《海瑞》，我知道这是一个清官，一喜欢就把它给买了。那本书的定价是一角七分，买完才想起剃头的事，但剩下三分钱已经不够给李师傅的，就只好回家对着镜子自己剃了一个。说是剃，实际工具是一把剪子，我的父亲拿它剪过烟丝。

我的父亲黄昏收工回家，由于饥饿，先忙着做饭，并未发现我头上的破绽。倒是到了晚上，我的大妈到我家来看出蹊跷，但她对我绝不怀疑，却大骂无辜的剃头匠：“挨刀死的李德仁，把娃子的头剃得像狗啃的！”

李德仁是蒋家堰镇剃头界的名流，技艺精湛，威望甚高，如今无端挨骂，让我颇觉对他不起。再想他也的确有该骂的地方，比方说我上一次请他剃头，洗头时把他接热水的皮管子碰了，那时候剃头铺里的水管还没有金属的，他就当众污辱我道：“你把我的雀雀儿碰歪了，你得多给我一角钱！”众剃头者闻声大笑。“雀雀儿”一词出于我们老家的民间，是对少年男性生殖器的昵称，因它形似一只可爱的小鸟，而据我后来回忆，李德仁师傅当年都四十多了，他可不是“雀雀儿”，它可没有那么可爱。

从此我开始藏书——小学毕业前我已经有了令人望尘莫及的几百册图书，购买它们的财源，主要来自长辈过年发的压岁钱，看望保姆她给我买锅盔馍吃的钱，冬天上学从烘笼里省下木炭卖给同学的钱，等等。后来我的母亲知道我爱读书，就寄钱支持我了——而且，我还开始了自己“狗啃”式的理发，仅这一项就可以每月买书一本。

现在我正式改称剃头为理发。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抹永恒的阳光，是我给我的母亲理过发后浮现在她脸上的灿烂笑容，不光是眼尾，也不光是嘴角，而是脸上很大的一片面积，从天庭到下颚，从耳郭到另一个耳郭，全部脸颊的每个区域，甚至她整个身子都因为大规模的笑容而微微地振动了，连身子里面的五脏六腑也都在笑着。后来我一有空就想，当一个人全身心都这么笑着的时候她该是多么的幸福！而这个人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因为她的儿子给她理发而幸福成了这个样子！

那是1989年，我已到了很好的城市，有了很好的工作，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其中最好的成绩是我也有儿子了！她就是冲着这个才来和我们一起住的，那些日子她每天每夜、每时每刻都幸福着，而她这时的这种幸福，一定不是觉得她的儿子学会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一定是这名弯曲着身子站在她面前的理发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只为她一个人理发！

我的母亲想错了，我的母亲低看了自己的儿子，也高看了自己的儿媳。我的妻子小气着呢，她固然爱美如天下每一个女人，却绝不认为被我理发就把她理丑了。在自始至终看过我为我的母亲理发之后，她到底忍不住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她其实已经对我的水平佩服得五体都快要投地了，却偏要用北京女人善于伪装的没心没肺、大大咧咧，虚称她定点的美发店最近搬迁，改去远处的新店路上又堵车，她也只想把翘起来的头发梢稍剪短一点，拿这些原因作幌子，轻描淡写地让我给她随便弄一下就行。我知道她的鬼心眼子，明明是想省钱，但我必须装不知道，万般小心给她“随便弄一下”。我听她嘴上说着这儿也没弄好，那儿也没弄好，再看镜子里的人，双唇张开已笑得合不上了。

如同我的母亲未曾想到，我会有实力为我的妻子剪短长发。我的妻子也不敢相信，我还有胆量为我的儿子剃去胎毛。三十年后，这件事回忆起来惊心动魄。那时候我们举家三代，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我向我的姐姐借来的老家的小保姆，连我一起共计六人，住在北京丰台区郑王坟小区的一套小房子里，方圆数站很难找到一家理发店。那段日子，一些区段道路毁坏，交通中断，上班族多以自行车为往返的轻骑，外地旅客锐减，偶有一些也是辗转乘车，曲线抵达要去的地方。新生的儿子被我从北京第四医院接回家后，余下的护理工作全在家里进行，包括按照老家或全国的民间规定，满了月要剃去红色小脑袋上的黄色胎毛。

……

（全文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7期）

创作谈

《理发记》背后的故事

野 莽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教都教不会的笨人，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为一个亲人和爱人做一件一分钱都不花的小事而感到无限幸福的秘密，因此这样的好处一生也不得享有一次。我说的无限幸福是一种没有夸张和变形的现实主义描绘，没有时间之限，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温馨如昨，没有疆域之界，走到哪里就能把快乐带到哪里。

这件小事包括理发，给亲爱的人理发。

疫情前的那个冬天，我的虚岁92岁的父亲被我的姐姐接到她家过年，我也从北京赶去团聚。她家的新居设立在一个半山坡上，方圆数百米见不到那两根蓝色彩带螺旋形转动的光柱，这为他年前理一个发的理想濒于破灭。当然，下定决心实现也行，开车把他运到理发店去便是。然而，没有必要。

此时我想起我的这篇散文的开头，一个10岁的少年省下理发的钱买书回家不好交代自己给自己理发的故事，于是我重操旧业，从厨房找到一把王麻子剪刀，大概是剖鱼用的，我用它剪短了我的父亲稀薄的白发，继而鼻毛、胡子、指甲……后面的项目我不敢了，比方说老剃头匠的一系列属于非物质文化的绝活儿。但我看见他急着去照镜子的面部由紧张到松弛再到菊花一般绽开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幸福已来临了。

正月十五过罢我返回北京，在站满了人的列车上闲得无聊，就用手机在我的朋友圈里发表理发的图片并配以文字，顺便把我小时自剪头发的隐私也爆料出去。朋友们看了都要我接着写，其中一个网名“钢琴恋人”的叫声最切：野莽老师，我特别想看到完整的故事！我也想让她看到，可是我的手机不让，它没电了，微文也就到此结束。

翌年秋天我再次还乡，一场疫情把我困在父亲的旧居，我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了半年时光，这使我有充分的时间操练更多的技艺，再次为父亲理发的水平有所提高，那天恰好被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见到，颇觉新奇，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北方的一家刊物上。由此我想起自己写在手机里的半篇，不妨把她没见到的也补写进去，于是在又一次回京的列车上，我索性写了曾经还给我的母亲剪短发，给我的妻子剪长发，甚至胆大包天地给我刚降生的儿子剃去蒲公英一样的胎毛的壮举都写了出来，取名就叫《理发记》。

但我还是不想把文章写完，我在暗暗等待一个最好的结尾，这件事藏在我的心里对谁也没有说。2019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美国，我计划在我曾剃过胎毛的儿子最重要的日子里，给他再理一次发，我让他备好理发的刀剪，这些东西不能带上出国的飞机。见面以后，我们一家从马里兰州驾车开往美国西部，不料在拉斯维加斯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逼得我们改变行程，取道从费城返回，儿子的头发没有理成。我仍贼心不死地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但这场迟迟不去的疫情却坚决要与我作对，让我留下遗憾，看来在短的时间内我已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文章的最好结尾没了。

人们都读过贾岛的创作谈，“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却不知继他之后还有一篇短文写了三年零三个月。有道是十年磨一剑，三年磨一把剃头刀的事居然也有。不过鲁迅也有一个创作谈，极其不主张弯道超车。他说：写好了，放一放。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对的，不就是写文章么，急什么呢？

野莽，自由作家，武汉大学毕业。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纸厦》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公元1985年的逃跑事件》等二十四部，散文随笔集《记得》等七部，系列方志小说《庸国》五卷，长篇传记《刘道玉传》两卷，学术著作《诗说新语》等五部，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三部，以及电影电视《祝你好运》等，共计七十余部，一千多万字。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