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1年第7期｜赵瑜：人间要好诗

赵瑜，当代作家。出版《中国的要害》《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 《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等作品30余部。获得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多部作品译至国外。曾拍摄纪录片并获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贬途苦诗多

江州史上也称浔阳，唐中期升为上州。从长安到那里去，先要向南翻越秦岭到商州，再到襄阳，改行汉江水路，转换郢州、荆州、鄂州（今武昌），再沿长江往东行船，才能到达浔阳城。如果走今日高速公路，从西安到九江也要上千公里，跨越三省多个地市。古代舟车简陋，山重水复，其艰辛可想而知。

一位帝都当朝近臣，忽然远放荒州贬作地方小官，一步步行走几千里地赴任，这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磨砺。

第一天，白居易独骑进入蓝田县境，在秦岭北麓篮桥驿馆歇脚，仅七八十里路已是人困马乏，还没有出了京兆府。从这里向南到武关，秦时开辟古官道，数百里尽在万山之中，乃京师通向南方最重要出入口。自此经商州、南阳、邓州而襄阳，史载驿站233处，处处都有文化名人的印记与诗篇，壁上录诗最多者，恰是白居易之作。前路商州，也叫鹤城，距长安300里，尤为著名。而今一条东西绿荫大街，先后竖起了八尊人物雕塑，或坐卧或站立，或凝思或长啸，叫做“名人街”。他们是：李白、韩愈、元稹、杜牧、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温庭筠，个个千古流芳，名人街当之无愧。即使再塑一批历史文化名人群像，此地也不乏其人，只因千百官员贬谪或者升迁，此乃必经之路。南方学子赴京赶考，更是必驻之城。我在这里记住两句旅游推介词，说“见识过王公权贵的雍容，也包容过布衣书生的落魄”，有点意思。

白居易此番踏入鹤城，在此等候家眷会合同行。白诗 《发商州》 曰：“商州馆内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想必杨氏怀抱刚刚出生的二女儿阿罗，又携引着幼侄龟儿，一路南来，身心俱疲，无论如何也走不快呢。

不久前，元稹自通州给白居易来信诉苦，乐天复信，感慨同情了一番，他形容通州荒蛮“虫蛇白昼拦官道，蚊蚋黄昏扑郡楼”，“人稀地僻医巫少，夏旱秋霖瘴疟多”，“何罪谴君居此地，天高无处问来由”。还急忙给元稹寄上清爽衣裤，诗云，“莫嫌轻薄但知著，犹恐通州热煞君”，这是夏初的事。哪知尚未入秋，居易一家竟也行走在这条贬谪道路上，悲苦又向谁人说？泣血颠沛，老少悲啼。柳宗元，曾在这条路上搀扶着七旬老母翻山越岭，一家人再也没有返回长安；韩愈携全家，忍饥渴过险关，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12岁的爱女病累惨死在这条路上。而今，白居易踏上这条贬谪之道，留下了真实感受：“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化结为精灵！”（《和〈 思归乐〉》）学者尚永亮先生分析唐朝官员贬谪生涯，所言尤为深切：

贬谪，实实在在是一种饱含逐臣血泪的苦难。就好比一道界碑，一座分水岭，贬谪以它所内含的专制的无比严酷和生命史上的全部痛苦，把从政文人的人生历程截然划分成为两段，贬谪之前，这些文人们优游宫廷，作诗唱和，或者直言强谏，大呼猛进，他们的生命内蕴得到了充分展现。但是接踵而来的贬谪，又把他们抛上了万死投荒的路途，使他们的生命形态顷刻间发生了巨大逆转，生命的价值也由发展高峰跌落到了无底深谷。这种情况，我们把它称作生命的沉沦。

苦难成诗多内涵。白居易打开行囊，一遍遍吟诵友朋贬后诗作，体味其中的命运交响。此刻，读柳宗元《江雪》，才能真正体会到贬谪荒谷的冷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初看绝美风景，细品彻骨萧寒。不惟奇景罕有，尤在精神悲切。

从尚永亮研究可知，唐朝对于贬官的人身自由，有着明确限定，他们不能擅离州县任所，出行外埠必须具名奏报，包括奔丧、宴会都被限令禁止。日常活动半径十分狭小，由此在精神上近乎软禁困苦。而这种磨难遥遥无期，流官迁客唯有苦苦坚守，“待之以时”。元稹把贬所视为畏途，说“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几近绝望；韩愈贬潮州仰天长叹：“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忧惶渐悸，死亡无日。”柳宗元贬永州居无定所，一度栖身残寺。几番遭逢火灾，书稿俱焚，母亡人病。他把贬所比作囚禁人身的“圜土”狱城，绝望中作《囚山赋》。又有诗曰：“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腰杆子实在直不起来。

虽有《永州八记》极尽精美，却是永贞党人生命余晖，“千山鸟飞绝”才是柳宗元心路历程。历尽肉体和精神双重磨难，一代俊杰柳宗元，死于柳州贬所，年仅47岁；至于那位永不服输的刘郎禹锡，先后被贬郎州、连州、夔州、和州，在这些不发达地区，耗废了人生最雄健的中年时光。他放声怨叹：“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凭借顽强坚韧，创造了唐朝官员长贬二十三年的最高纪录。

极权专制力量，对忠臣俊杰摧残蹂躏，黑暗传统，即使在盛世唐朝也不会例外。贬官悲剧数不胜数，精灵冤魂，千古弥漫。

白居易夜读元稹贬放江陵组诗《放言五首》，发觉这位老友在逆境中缺少豁达坚定，人生态势已见颓唐。“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五斗解醒犹恨少，十分飞盏未嫌多。眼前仇敌都休问，身外功名一任他。”“云到何方不是家”，“柳树迎风一向斜”，白居易则认为，是非曲直，终有公道评说。他劝元稹眼光放远一点，“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圆岂是珠？”“何须恋世常犹死，亦莫嫌身漫厌生”。

元稹精神上不够振作，白居易便在长江岸畔写了《舟行遇风寄李十一舍人》，以激励友人包括自身不可颓废：“虎蹋青泥稠似印，风吹白浪大如山。且愁江郡何时到，敢望京都几岁还。”

既要正视左贬江州已成现实，又要看到重返京阙大有希望。白居易不断调整自身心态，树立起“敢望京都几岁还”的良好信心，这很不简单。这个信心的树立，很可能与一路上凡遇驿馆亭台，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作品有关。天下竞相传播白诗，激励乐天重新鼓起了勇气，李白不是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吗？

江州路上，白居易且行且吟，又创作了一首力作。此诗本是对应元稹《放言五首》而写，“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其中第三首，享誉至今：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放言五首·其三》

诗中深意不仅在于劝寄元稹，也是白居易贬后自述的写照，他认为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而自甘暴弃万万不可取。

从江船上东望，到了江州浔阳。

“遥见朱轮未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初到江州》）只因白居易名满天下，江州刺史崔能，亲率本府大小官员，破格来到江岸码头迎接，对这位贬官给予特殊礼遇。这位崔能乃诗人崔融曾孙，特地带来官车，请居易一家乘坐，鼓乐齐鸣。

浔阳城依傍大江，向为水陆要枢，城乡人口可达两万，比起元稹所在通州好了许多，更强于荒野部落那些无文字族群，物产丰盛，山水非同凡俗。

地方郡守热情接待，贬官却不能忘乎所以。乐天感受着盛情暖意，心神依旧惶恐未安，“伤禽侧翅惊弓箭，老妇低颜事舅姑”。（《初到江州寄翰林张李杜三学士》），初抵任所，人地两生，身心实难自由奔放起来。

诗论瑰宝与分类集成

州府司马是个闲官，所谓协助刺史处置州务，实际无权无责。日子平庸而空闲，白居易迎来贬谪任上第一个冬天。

浔阳地处江南，本不寒冷，今冬却十分反常。风雪南侵，大地成冰，鸿雁声声迁移而来，哀鸣雪原寻觅吃食。猎手张网捕捉，缚雁于市，终成桌上佳肴。白居易见状心生恻隐，遂买雁放生。遥望孤雁飞入云端，诗人又担心它被乱兵射杀，即吟《放旅雁》一首。此诗在白氏集中并不显要，笔者还是愿意录在这里，体味诗人悲悯：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树枝折。

百鸟无食东西飞，中有鸿雁声最饥。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腾空飞动迟。

江童持网捕将去，手携入市生卖之。

我本北人今遣谪，人鸟虽殊同是客。

见此客鸟伤害人，赎汝放汝飞入云。

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

淮西有贼讨未平，百万甲兵久屯聚。

官军贼军相守老，食尽兵穷将及汝。

健儿饥饿射汝吃，拔汝翅翎为箭羽。

怜悯生灵孤雁，赎而放生，恐被甲兵乱箭射杀，“官军贼军相守老”，战争对峙旷日持久，民不聊生。

雪后初霁，白居易收到一封重要书信，这便是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这位才子从各个侧面思考诗歌问题，先谈诗赋比兴，继谈新题乐府，又从情爱艳诗，谈及杜甫悲欢，乘兴提出诗歌可分十个类别。元稹论诗多以感性闪光，远未完善，但这封书信深深地触动了白居易。诗歌早已成为乐天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老友叙诗传书，意在切磋砥砺，居易当然要做回应。往昔长安峥嵘岁月，论诗谈艺难得从容，眼下江州闲职，何不将多年诗文见解，加以系统总结？

著名诗论《与元九书》，正是在诗友碰撞之下诞生的。白居易回溯自古以来诗歌发展轨迹，以丰厚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心存已久的诗文主张，全文近四千言，层层递进，论述全面，构成古代诗歌理论瑰宝，为历代研究者所珍视。

白居易自觉的理论意识，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与元九书》所阐述的文学理念，实为作者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的延伸：其中心思想“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是要改变以往“嘲风雪，弄花草”，一味“为文而作”之弊，使文学创作为社会进步发挥能动作用。谢思炜先生认为，“白居易对传统儒家诗教做出了实质性的巨大贡献，具体解决了如何通过主动性的诗歌创作，在实际政治运作层次上，为完善儒家伦理秩序服务的问题”，从而“使诗的有用性与本体意义在一个最高层次上获得统一。”谢思炜先生此论也是有依据的，《策林》第15篇《忠敬之文损益》，第68篇《议文章》，第69篇《论采诗》，第70篇《纳谏》，均对文章辞赋的经世作用给予了崭新评估，把文学创作引伸为当作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而《策林》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纲领设计文献，十多年过去，白居易一直在极力寻找着诗文新价值，以适合经邦治国、学以致用的需要。“采诗”补察时政，白居易观点鲜明，有提倡之功。而以诗歌“讽上”观念，“在中唐以前十分淡薄，持论激切如陈子昂，成就之高如杜甫，也未曾提出过明确的理论口号”。（谢思炜语）白居易《新乐府序》，坦言“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秦中吟》等一系列讽喻诗实践莫不如此。他将文章和诗歌崇为经天纬地、匡君理国之道，以平凡“中人”的自我思想情感为基准，力图与官员民众取得无障碍沟通，据此在文学手法和形式上，尽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期雅俗共赏，建构士人平民都可以接受的平易诗风，在当时和后世造成了巨大影响。

仆，传统中的自我谦称。《与元九书》多用“仆”字表明自身：“自登朝以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这一段，阐明自己著文歌诗，干预时政，批判现实，以至于既得利益者相目变色，咬牙切齿。

乐天作品直面人间疾苦，敢于针砭时弊，且合于乐律，非常明畅好读，每有新作，人们竞相传阅。“豪权近贵者”“执权柄者”“握军要者”越是不喜欢，广大读者越是爱不释手，屡有轰动效应：“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宗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侣、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用今天话说，一个诗人、作家，能拥有如此众多的拥趸粉丝，作品能够广植民间，深入人心，吟诵之声不绝于耳，足够幸福了。即使贬谪外放，内心深处也大可宽慰。正因为这样，白居易对于流离挫折，并没有凄凄惨惨，而是十分看得开，在《与元九书》中颇有些自豪：

“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又说，“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己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迍穷，理固然也。”又举前辈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诸多文豪诗杰为例，一生坎坷，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张籍五十岁，也未曾得到什么公平待遇，这批与荣华富贵无缘的才子，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啊，白居易连连发问，感叹不已：

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左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处，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白居易真是一个通悟人生哲理的明白人。他继而谈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深切体会，“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与元九书》仿佛一把金钥匙，为后人打开了白居易心灵之锁：“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言也。”此一夕之话，立意何其高远，坦荡真诚一泻千里，振聋发聩，非大彻大悟之人，无论如何写不出来。

日本学者评价《与元九书》，比中国人还高。有下定雅弘在其论述中说：白居易将诗歌创作分为讽喻、闲适、伤感、杂律四类，“这种分类理论的提出，典型地体现了白居易对待精神生活的态度，即不用现成的陈旧理论规范自己的精神活动，而是从自身实际出发，建构反映自己所要求所期望的理论总结。它本质上是中唐新兴士大夫阶层充满活力的自我表现的反映。韩愈、柳宗元等同期人杰，也是这么做的。《与元九书》 提出自己的理论，表现自己的才能和自信，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反复揣读《与元九书》，深入了解乐天精神世界，诗词文化之精髓要义，尽在字里行间。

我们需要从中华古典文学宝库中重新认识前贤，参悟中国。钱穆先生有个论断，他说：“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白居易，就是推动这种进步的突出典型。

白司马在江州，自云:“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与元九书》)，“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在物质生活上，显然不致受穷。

白居易调节心态能力很强，同时，江州郡府人际温度也起了抚慰作用，他很快稳定情绪，抓住大块空闲时间，对以往诗作进行了一次系统整理。手边积累“自拾遗以来”十多年诗稿约800首，将其分作四个类别，《与元九书》均有简叙：

“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主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这是第一部分，关键词是“讽喻”。

“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关键词是“知足、保和、闲适”。

“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关键词是“感伤”。

“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关键词是“杂律”。

以上800余首诗稿，分作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大类，白居易将其编纂而成15卷。前两类，集中反映了白居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思想，“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特地说明，“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今日未能删去，姑息留下，声明“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至此，白居易做了一件大事，完成了生平第一部诗集。诗人情绪更加开朗，甚至有些悠然得意。由是轻松写下一首律诗，置于卷尾，又寄给元稹和李绅。标题点明事由，谓之“戏赠”。《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

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长恨风情，秦吟正声，足可流传，得不到高官富贵又有什么要紧？

翻检新诗集，逆境中自寻快乐，一高兴又要饮酒。新近结识一位友人，名叫刘十九，何不请他一起品尝新酿美酒，畅所欲言，共享诗集之乐呢：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问刘十九》

小诗二十字，历代诗评赞赏精彩。《唐诗三百首》誉之：“信手拈来，都成妙谛，诗家三昧，如是如是。”《唐诗评注读本》誉之：“用土语不见俗，乃是点铁成金手段。”《诗境浅说》誉之：“末句之无字，妙作问语，千载下如闻声口也。”绿蚁，酿酒的曲子。新酒成时，绿曲浮渣泡沫如蚁，最是馋人，室内温度上升，窗外飘起雪花，红陶器小火炉，你说该醉不该醉？偏巧，前辈杜甫一首《对雪》，竟也提到了新酒、寒雪和蚁沫：“北雪犯长沙，胡云冷万家……无人谒浮蚁，有待至昏鸦。”独斟寒酒，友朋何在？除了茫然愁苦，全无温情快乐。同为对酒吟诗，语境心境不同。

江州司马青衫湿

次岁春，白居易大哥白幼文，从符离来到江州。老兄只作过一任浮梁主簿，容颜衰老而恬淡豁达，同父异母兄弟分别竟已十三年。二人欢喜，国事家事尽在杯中。

浔阳城南数十里，便是壮美庐山，往西面行不远，又是陶渊明故乡栗里。乐天对两地向往已久，身处闲职正可以尽情访游。香炉峰下，爱不能舍，柴村研读，佛道兼修。数百年前陶渊明，更是居易心中烛光亮色。白诗《访陶公旧宅》，小序注满真挚感情：“予夙慕陶渊明为人，往岁渭上闲居，尝有效陶体诗十六首。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又题此诗云”：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

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尝咏遗风，著为十六篇。

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荣利，老死在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对陶潜高风亮节敬佩之至。也可以说，在诗人心中，杜甫是达兼天下，忧患家国的一座灯塔，陶潜是独善其身，知足度难的另一座灯塔，两座灯塔光芒闪烁，昭示着白居易顽强而又美善的人生。

既来之，则安之。白居易经过踩选，决计在香炉峰之北、遗爱寺之南，建造一座草堂，藉以寄情山水，安家归隐。他看透了名利荣辱，宁愿终老山林。因作《端居咏怀》云：“贾生俟罪心相似，张翰思归事不如。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列书。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又在《寄李相公催侍郎钱舍人》诗中说：“官满更归何处去，香炉峰在宅门前。”看来，只要放平心怀，居庐山而终老，足可安然。曾闻长安“居大不易”，为官险恶居亦难，难道居江州也不行吗？

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

清瘦诗成癖，粗豪酒放狂。

老来犹委命，安处即为乡。

或拟庐山下，来春结草堂。

——《四十五》

白居易认为自己已经老了，“老来犹委命”“老度江南岁”“老死比丘国”“邻老罕复遗”之类句子，稍不留神便生乎笔端。谁曾想到，在他人生低落之际，又一次惊世骇俗的艺术高峰凸现在浔阳江畔。

乐天贬居江州第二年（816），到了萧瑟秋天。湓浦江口晚风清冷，诗人送友来到客船，且在舱间小饮。水面上渔火点点，波光灯影，码头岸畔入静于夜阑之中。皓月当空，离愁别绪，不觉酒至半酣。忽然，江风拂动，隐隐约约，飘来一阵琵琶乐曲，时而悠扬婉转，时而咽呜凝重，弹奏名曲，声声动情。

诗人屏息静听，心生惊异，若非精工妙手，不能得此绝技便让船家轻摇橹桨，寻声而动，慢慢向那弹奏船只靠近。舟灯之中，果有风韵女子怀抱琵琶，半遮颜面，弹拨如诉。长安《霓裳羽衣曲》惊现此间，诗人闻声激动不已。当即礼邀相见，移船添酒，细节不尽。《琵琶行》序言云：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宫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行，行歌也。长诗始名 《琵琶引》，又名 《琵琶行》，是共通的。贬官与歌妓，一位曾经红极乐坊的京城名妓，一位誉满天下的皇室近臣，同样来自遥远长安，同样被命运无情遗弃，一朝相遇在同一条江舟之中，共享昔日帝京名曲。灵魂震荡而不能平复。诗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据寅恪先生考证，饶州浮梁县向为茶行集散地，唐中期，“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而寡情商贾，视此女可有可无，哪里还将这条孤舟放在心上？琵琶女“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白司马“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京味丝弦促相逢，此情此景，令诗人内心产生强烈共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撼动心魄。

如果说，此前《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种种重磅诗文，多是为君为臣为民而作，那么，这一回《琵琶行》，却是为自我不幸而作，为女性哀怨而作。有学者把这首长诗，看作白居易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分水岭。事到如今，白居易对兼济天下正在丧失信心，曾经铿锵有力的脚步在浔阳江头停滞不前……

笔者思量，这是白居易完整性格两个不同侧面，随着严酷现实而自然转换，并非前后自相矛盾。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制约着千百个志士仁人，臣子命运尽在极权掌控中，无法真正独步天下。帝王主宰着历史走向，才人学子是多么软弱渺小。

琵琶曲再次响起来，丝乐凄凄，满座掩泪，“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青衫，六品以下阶官的制服颜色，包括绿色，统称为青衫。依唐律，官阶服色一目了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九品服青。六品以下合称为青袍、青衫，在自我谦称时，更是如此。

问题来了。白居易从九品校书郎起步，此后县尉、拾遗、翰林、参军、赞善，一路升迁，到江州做上个州司马，常例应为从五品下，为何也讲青衫泪湿？

人们习惯认为，做什么官，就是什么级，而唐朝不是这样，唐代官场有“职、散、勋、爵”四大概念，必须把“职官”和“散位”两者分开。官是职，散是阶，有官职还要有阶衔。文官著袍，先看散阶标准，也叫“本阶”，百官均有“散阶”，到达“朝散大夫”一级，始可著绯，工资俸禄，也依据这一标准。“散”，就好比我国自1956年以后行政干部定24级。军队从准尉到元帅定14级。发工资都要依凭级衔，并不凭据职务。职务时有调整，而级别不常变动。到后来，官职与级别才变成了一回事。唐时，“职、散、勋、爵”，散是核心，是纲性阶品，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及，白居易一生把四种情况都涉及到了。江州司马著“青衫”，原因正在于彼时乐天尚未领授“朝散大夫”这个五品“本阶”，几年后才达此标准。此外，唐官独有一项特例，即州郡刺史，不论上、中、下州，不论散阶是五品或六品，凡刺史官员必须著绯，不达散阶标准时亦可“借”穿绯袍，佩银鱼袋。这项规定，是为了庄重朝廷权威，地方主管代表着国家形象，而州郡司马不是主官是副官，则不在此列。

这种特例故事，也即将发生在白居易身上，容当后叙。

笔者研读王拾遗先生《白居易生活纪年》，发现两则文本，而且是白居易本人在江州所写，证明白居易此时散阶不达“朝散大夫”而是其下之“将仕郎”。一份是白居易上庐山所写《祭匡山文》，文首云：“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谨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匡山神之灵”。祭山文告，用词规范，“将仕郎”身阶清楚；其二，距前文四天后，诗人又写一份《祭庐山文》，再次使用这一称谓，“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以香火酒脯告于庐山遗爱寺四旁上下大小诸神。”

两文本均为祭山拜神而作，两次注明“将仕郎”官阶，行文严肃，并与“守江州司马”连在一起，足见前述职官、散位与官服与待遇的关系。故陈寅恪先生分析 《琵琶行》 之青衫，断言“作此诗时，其散官之品必为将仕郎无疑”。这个散阶正排在五品“朝散大夫”之下。那么，又有人会提问：地位奇高的翰林学士是什么级别？回答是，翰林学士具有皇帝机要秘书职能，前程也十分显赫，但自身却不限官阶品秩，上至六部尚书，下至校书郎，都可能入选担任。其阶品工资待遇仍要看自身散位。所以江州司马白居易，有从五品官职，却身穿“将仕郎”青衫制服，并被凄泪所湿，也只能如此了。

《琵琶行》塑造了琵琶女这个形象，与《长恨歌》里杨玉环，双双活在了古今中国。当代评论针对《琵琶行》塑造典型人物这一点，说“白居易已经掌握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艺术手法”云云（王拾遗语），以今法析古诗，十分勉强，似不可取，但《琵琶行》写人写事写情，包括写音乐，确实大有创新并远超同时代诗作，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无价瑰宝，却没有争议。

《琵琶行》诞生绝非偶然，在白居易来说，创作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是充分的。他秉执儒家博爱精神，对女性命运深切同情一以贯之，关注已久。作品从杨玉环往下，后妃宫嫔，官府淑贤，农妇织娘，市井艺伎，厨丫婢女，无论显妃贵妇，还是弱势贫妪，均有倾心倾情的人性化描绘，常常不惜笔墨。白诗相关妇女问题，仅在讽喻作品中就有26篇，总计达到上百篇，远超同时代诗人。与历代诗家相比，难有第二人。在白居易笔下，名篇即有《长恨歌》《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陵园妾》《太行路》《后宫辞》《母别子》《观刈麦》《妇人苦》《红线毯》等等，形成一个主题文学现象。这就不难理解，《琵琶行》因何一挥而就。

还有一件事，长期未予重视。此事对于理解《琵琶行》应该有所帮助：此前不久，白居易贬迁途中，沿汉水行舟东下，进入长江又过武昌，泊船鄂州。秋夜江头，传来一阵悲凉歌声，有女子边哭边唱，“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依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头终不说。”

全诗戛然而止，诗人与少妇没有对话，却写下这首留白无尽的《夜闻歌者》。

此事距《琵琶行》写作整整一年。两件事，秋夜江畔，同样泊舟闻声，同样移船相近，同样遇见不幸女子。差异只在于一为歌泣一为弹奏，歌者无语，弹者倾诉。很显然，左贬诗人悲情延续，前一次未能说透，后一次复遇琵琶女，始有《琵琶行》。

真是耐人寻味。两首诗的基调和情绪前后相连。记得有人说过：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史，也是一部知识阶层心态史。具体到这两首诗，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只可惜，《琵琶行》流传极广，人们干脆把《夜闻歌者》忘了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