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1年第4期｜陈河：世上最长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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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末，当时还未成为著名作家的陈河，带着一个货物样品箱，一头扎入多伦多的央街，开始了在加拿大的经商生活。在这条街上，陈河从事了十余年进出口商品生意，完成了自我救赎，并在这期间对人生进行了重新定位，转向了文学创作。作为见证他重要岁月的央街，在他心目中，无疑是世上最长的大街。这篇作品含有深情和温度，读者在阅读中，可以感受到作者人生抉择的心路历程和文学之路的清晰转向。

世上最长的大街

□ 陈 河

1999年岁末，我开着一辆绿色的道奇旅行车，带着一个样品箱子，一头扎进了央街，开始了我在多伦多的经商岁月。

那年的2月份，我带着一家人移民到了多伦多。在这之前，我在阿尔巴尼亚待了五年，经历过战乱，四个月之前还被绑架过一次，死里逃生，现在总算到了一个和平发达的国家。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怎么在新的地方生存下来呢？我在阿尔巴尼亚做的是药品生意，到这边就不能做了，得重新寻找门路。三个月后，我根据当地中文报纸上登的招工广告找到一家公司打工。我去打工其实不在于挣薪水，主要想学点经验门路。半年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辞了工，回了趟国，去了广州，去了义乌，拼凑了一只二十英尺的小货柜发到多伦多，开始了自己的进口生意。

那时候我对多伦多这个城市知之甚少。有一个事情是知道的，说多伦多市南北中轴线那条Yonge Street（华人叫央街）是世界上最长的大街。它从安大略湖港湾开始向北，后以11号公路延续，一路上经过众多的安省城镇，并在考昆镇转头向西，一路蜿蜒，最终到达安省的雨河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美加边境处的国际瀑布，全长1896公里。其实说央街是世上最长的街有点勉强，因为央街真正繁华的地段没有几公里。它连接了多伦多以北几个小城市，之后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只是沿用了央街的编号路名11号路。现在写起来央街很是诗情画意，但是当我第一次带着样品箱子冲进央街时，却是一脸苦相逼迫自己鼓起勇气，因为我是要到央街去推销自己进口来的产品。

央街的主要商业地段在市中心KING到BLOOR，还有就是EGLINTON 到FINCH之间。我第一个目标总是看准最中心的地方。我开着车在央街巡回了一下，选中了一个铺面，门面招牌上写着SUPER SMOKE，看名字像是个卖烟的店，但是店外面挂着很多小百货、箱包，让我知道这是个什么都卖的杂货店。当时我的心情好像是个新手要去打劫银行，锁定了目标，准备下手，心跳非常快。我把车停在边上的小路上，投了一加元到咪表，只能停半个钟头时间。我赶紧推着小推车，车上装着样品箱子，跨进了店里面。这个店门面不宽，进深却非常长，货架上东西很多，玻璃柜里还有索尼电器、ZIPPO打火机、胶卷之类值钱的东西。女店主正在忙着应付客人，她剪着短发，个子高，脸很宽皮肤很白，只能韩国人才有这样的宽银幕脸，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韩国人的店。她忙好了客人，转身接待我，那宽脸上带着笑意，让我的紧张消除了许多。我说自己是进口的，想给她看看样品。她就说快点给她看看，因为很快就有客人过来。我样品箱里东西不少，一下子看不完，店里客人不断进入，她得给顾客收钱。她很好心，没让我干等，在收款的空隙看我的样品。所以我在一边伺候着，她空了一下赶紧看一看。她说我的东西不大对她商店的路，最后只选了四把自行车U型锁。在不久之前，我在阿尔巴尼亚做的生意有时一个订单就二十多万美元，这回才几个美金的生意，居然也让我非常惊喜，毕竟是生意开了头。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Sue（苏），老公叫彼得，这个店其实不是他们的，是老公的弟弟杰姆斯的。虽然都是英文名字，其实这两兄弟都是韩国人。杰姆斯的公司叫“蝴蝶贸易公司”，我之前听说过的。后来客人少了，她和我聊了几句天，听我讲了在阿尔巴尼亚的简史之后说我一定会成功的。在后来的日子里，苏和彼得买了我不少的货物，一直到我最后关门结业。她这天的善意我一直没有忘记。

央街上我找到的真买得多的是印度人马克的店。这个店在圣·克莱尔地铁站附近，门面也不宽，但里面很大，生意流动也很大，店里有很多印度小伙子雇员。我第一次见老板马克时，看他个子矮矮的，雇员对他像是对待国王一样。这家伙口气很大，说他可以让我发财。他不满意我英语说得不好。我的英语是在阿尔巴尼亚自学的，的确不怎么好，再说我觉得印度英语也很搞笑。不过后来十多年我一直和印度人来往，觉得他们的英语比白人的还顺耳。马克的订单的确很不错，有时会有万把块加元，但是总会把价格压很低，付钱会拖好几个月，最后还要扣掉一部分零头。虽然这样，我还是很愿意和他做生意，因为他有两个店，另外他有一个妹妹叫卢比那，还有个弟弟叫尼克，都有很大的商店，三个人合起来订单量还是蛮可观的。后来有一回我在多伦多进口商展览会上看见马克三兄妹到我的展位上参观，我竟肉麻地对着他们说：我为你们的家族觉得骄傲。

跑央街大概半年后，我把仓库搬到了靠近多伦多有名的印度人阿明的批发公司旁边，生意开始好了起来。我在打工学经验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身材小小的印度人，他眼睛亮亮的，秃头。我的老板刘先生告诉我这人生意做得很大，多伦多的杂货店主都知道他。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在开始生意不久，我需要换个大一点的仓库。仓库的地点非常重要，最好找一个批发公司聚集的地方，客人顺便会上门来。我找了很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有一天经过印度人阿明的公司门口时，突然发现隔壁有一个带办公室的货仓挂着出租的牌子。我喜出望外，找到了这个物业的主人，是个办印刷厂的香港老先生，顺利租下了这个仓库。我把之前放在与人合用的货仓里的东西全搬了过来，在办公室还布置了样品展示区，开始有了做批发生意的门面。第一个上门来的客人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傍晚下班的时间，多伦多冬天黑得早，六点多钟就像晚上了。我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一看窗外是一个印度女人。她是到阿明那里进货，看到边上有个新的批发公司，就进来看看。她看了一圈，订了几样东西。她的店在一个大商场（Mall）里面，很大。她老公的店在央街上。多伦多做生意的印度人都是有点沾亲带故的。几天后，又来了个印度人。他是个大个子，年纪五十来岁，皮肤松弛头发稀疏，嘴里嚼着一种气味浓重的草果，大概是一种和中国槟榔类似的东西。他一说话就显示出是个有经验的生意人。他报了自己名字叫纳里沙，还报了自己公司的名字。他的公司还挺有名的。我在路上跑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印度小伙子，名字叫卡摩尔，他告诉过我他在纳里沙的公司当过推销员。纳里沙看了我墙上的样品，眼里发出亮光，指着好几样东西说是好的货物，而一些我之前以为是好的东西他说是Garbage（垃圾）。他一下子要了一大批货，算下来有几千美金，说明天就可以给我货款。虽然是第一次跟他做生意，但我凭直觉相信了他，让他把货拿走，果然几天后他就把一大把现金给了我。又几天后，有个晚上，我已经下班回到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也是个印度人。他说自己叫拉米，正在我的公司外面，想要看看我的货。我一听电话有点害怕，因为在阿尔巴尼亚被人绑架的阴影还在。那次绑匪就是谎称星期天来进货，我上了当被绑架走了。我回答拉米现在晚上了，我不想过去。拉米说在多伦多做小生意哪有分白天晚上，有生意就要做，结果还真把我说动了。我开车回到公司，和他说了怕被绑架的事。他说这边安全，不会有绑架的事。拉米是个锡克人，头上包着阿里巴巴一样的头巾，长着大胡子。他很喜欢说话，说自己来加拿大之前是旁遮普大学的教授。当时他开的一辆车破得不能再破，看起来随时会散架。但如果我知道不久之前他还是扛着背包坐地铁到零售店送货的话，就知道有了这台破车对他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了。

因为有了纳里沙这样有销售能力的客户，我进货有了方向，东西进来不怕卖不掉了，就开始进四十英尺的大柜，然后又参加一些行业的展览会，客人慢慢多了起来。现在想起他们个个都很有意思。我特别忘不了一个叫奥马尔的家伙，是巴基斯坦人，销售能力特别强。我有段时间很想让他成为我的推销员，可他已经被另一个中国人的公司雇走了，让我痛心得顿足捶胸。不过他很快就自由了，说自己要回巴基斯坦一段时间。过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到我这里拿了一大车东西，到了下午回来车空了，把一堆现金付给我。过些时候他又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回巴基斯坦做什么，他说是在那边搞房地产，我总觉得他没说实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人是韩国人Jhon，他应该姓金，公司离我不远。他也从中国进口一些东西，但由于对中国不熟悉，加上资金不多，他自己进的东西有限，大部分要从其他进口商处拿货。他也给我推销了很多货。有一天他到了我的新货仓，货仓空间很大，有舞台感。他突然唱起了意大利歌剧，是非常纯正的古典男高音，声音在屋顶上缭绕，还从后面的出货门飘出来。隔壁有个白人妇女是个歌剧迷，闻声赶来说他唱得好极了。我当时也听傻了，没想到Jhon会唱得这么专业。他说自己当年在大学里是唱过歌剧的。

渐渐地我还有一些大的客户。意大利人开的STANDA公司是非常有名的，老板杰克对我很不错，有一回看中了我的一个产品，是带着宗教画像的时钟，开口就订了两个货柜。根据行业的规矩，他订了我这么多数量，这个产品我不应该再在本地销售。可是我不懂规矩，还向商店和批发店卖出一大批，结果意大利人杰克去推销时，看到到处都是这个产品。他打电话把我叫过去，大发脾气，要我get out（滚出去）。我当时还觉得委屈，现在想想也是活该。我还记得杰克的女婿叫迈克尔，是个黝黑的意大利帅哥，他是冰球队的选手，每个周末要去参加冰球比赛。这件事给我留下印象，一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还应该有自己的爱好，我很羡慕迈克尔能每周去打冰球比赛。

生意日益兴旺了起来，但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写作这个事情慢慢回到了我心里。自从1994年出国之后，我以为这下和写作可能是彻底告别了，到了外国哪有写作的机会呢？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读什么文学作品，只是从大使馆偶尔借点报刊过来看看。有一回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记者站的李季玉送来几本《新华文摘》，里面有一篇转载的小说《诗人匈牙利之死》。当时和我一起做生意的王先生是从匈牙利过来的，读了这篇小说后大为惊讶，说这个故事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看了作者的名字是钟求是。我当时还不知道钟求是是谁，因为我在温州时，他还在保密单位工作，因工作性质他都没和当地的作者来往。读了这个小说，我想起自己原来也是写过小说的。我到了加拿大之后，回国办事的时候会去报刊杂志亭买些《参考消息》《读者文摘》之类的消磨时光。有一回在上海火车站，我买了本《上海文学》，看到上面有篇小说《地瓜一样的大海》，作者是须一瓜。我读了一遍，觉得这小说写法和过去的小说很不一样，不大看得懂。我真成了山里的樵夫，世界已经发生了大变化。

回温州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友。在1994年之前，温州的作者能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发表作品已经是最高水平，但2000年之后我回温州时，钟求是、王手、吴玄、哲贵、东君、程绍国等人已经是《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大刊物上的常客了。温州的朋友经常会鼓励我再次拿起笔来写点什么，大的写不了写点短的也可以。所以那段时间，我还真的写了一些千把字的文章，程绍国都会给我发在《温州都市报》上。我给哲贵所在的《温州商报》也写了几篇豆腐干文章。哲贵还说舍不得一下子发掉，慢慢用。看来比起那些给报纸投稿的业余通讯员我还略胜一筹。

真正触动我回到写作的还是我的母亲。2004年初，我父母亲准备来加拿大旅游探亲，签证都已经办好，只等着订机票。我母亲说最近有点不舒服，等身体好一点再买机票。但到医院检查出来是胆管的癌症。我母亲一生都受胆囊毛病折磨，进入老年之后情况有很大好转，本以为她会安享晚年，没想到才六十九岁就到了尽头。我那年经常飞回国内，坐在病床前陪母亲。我想起了不久之前的一件事，有个在美国定居的人回到温州宣传自己写的一本书。这个人是我母亲一个熟人的儿子。我母亲说了一句话：我儿子要是写出书比他会强多了。她是不经意说的。我却记在了心里，当时我母亲可能也以为我不会再写作了，肯定有惋惜，才有这样的感叹。后来我母亲经常处于昏迷状态，我心里觉得难受，想起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做小生意下去吗？我觉得我母亲肯定是不这么想的，我得去做我最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写作，我得好好把这件事情想明白。所以说是在母亲弥留之际，写作开始回到了我的心中。多伦多有不错的中文环境，几十万华人生活在这里，有好多中文报纸，也有不少文学社团笔会。我起初想以后能写些小文章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发表也不错。当时多伦多这边有个笔会组织搞散文征文比赛，我很用心地写了一篇散文《为金先生洗碗》。说实话这一篇可能是我写得最好的散文，但笔会的组织者欺生或者是没眼光，完全忽视了它。但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开始写出了文章。程绍国后来看到这篇散文，把五千多字全文发在《温州都市报》的副刊上，版面挤得满满的，登广告的位置都给挤掉了。他还把稿子给了西安的《美文》杂志，也很快刊发了。

母亲去世后我回到了多伦多，心里空荡荡的。我决定开始写点文学作品而不只是小文章。我心里盘旋着一件事情。1998年10月份那一次我被绑架后关在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当时我的手脚都被捆绑着，眼睛上缠着强力胶带，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从因为鼻梁隆起而产生的胶带缝隙中感觉到一点光线，从而知道头顶上有一个光源，还感觉到有一丝丝清凉的空气从亮光处透进来，带着青草的气味，最后还听到了有小鸟的叫声。这让我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离开地面还不远。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能够活着出来，我要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作品投给《收获》。我过去多次给《收获》投过稿都没反应，我想这样一个用生命换来的故事大概《收获》会有兴趣发表吧？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也为自己死到临头居然还想到写作而惊讶，这说明写作应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决定重新写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想着上面那一个时刻。最初只想写被绑架的事，后来觉得应该把在阿尔巴尼亚的五年都写一下。十多年没正式写作，要启动时觉得写作的机能都生锈了，就像一台多年没开的老爷车，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但我在和自己作斗争，利用了一切空隙时间去写。记得有一回我去央街马克的商店拿上一批货的货款，同时他再给下一个订单。我在晚上七点约定的时间到了店里，但马克不在，说在外面有事，要到八点半才回店里。我虽然不快，但没办法，来一次不容易，要拿回几千美元，还有新的订单，做小生意就要耐心，就决定在店里等他。我和他店里的员工都熟了，他们让我到阁楼上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等着。那上面有张桌子，还有张破沙发。我在沙发上坐下，拿出了大练习本，琢磨阿尔巴尼亚那个作品。马克回来后看我在专心写着，问我在写什么，我还在读学位吗？我说没有没有，只是写着玩的。那段时间我把过多的心思放在写作上，却在生意上面铸成了一次大的错误，差点遭受灭顶之灾。

那是在2005年夏天，当时生意做得很顺，我去了一次义乌就订了五六个货柜的货，陆续发往多伦多。第一个货柜到达港口后，海关查到了里面的大部分商品都没有中国制造的标志，把货柜扣留了下来。我接到通知之后大惊失色，因为当时我除了这个到港的货柜，海上还有两个货柜在走，里面的东西都有同样的毛病，没有中国制造标志。如果都被海关扣下来，不仅是经济损失严重，而且那一个夏天就无货可卖，海关还可能把我加入黑名单，以后会严格稽查。那一时刻，我感觉自己就像《威尼斯商人》里那个传说沉了商船的安东尼奥，要等着犹太商人夏洛特用刀子割我的肉了。现在想起来，这事情完全是我粗心造成的。我知道加拿大的海关有规定严格要求标明商品制造地，在前面的几年我也是非常注意这个事情。但最近过来的货柜我没有对义乌的商家交代清楚要有中国制造的标签。我当时的雇员徐鹏安慰说这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但我心里明白自己最近的心思分散到了写作上，做事情马虎了。这就是写作的代价。

货柜被扣留几天之后，终于发落下来，没有退回中国，而是让我组织人力物力到海关的指定仓库去把货柜里的所有货物都贴上中国制造的商标。这样的处理还算比较人性化，给你一次改造的机会。但是，货柜内有几千个箱子，几十万件货物，每一件上都要贴上中国制造，工作量巨大。当时只好把所有的亲友发动起来，还登广告找了几个临时工，十几个人在海关仓库整整干了四天活，才把一大半的货物贴了从中国快递过来的“MADE IN CHINA”不干胶标签。最后海关人员看到我是在认真改正，只是东西实在太多贴不过来，就放了我一马，剩下的不用贴了，货柜第二天就放行了。后面的两个货柜也没有再检查，直接到了我的货仓。这一个好像是末日一样的难关终于过去，但是它还是给了我重重的一击，以致我刚刚恢复过来的写作欲望被完全摧毁了。

整整过了一年以后，我的写作心情才恢复过来，又把那个稿子拿出来写下去，最后终于写成了。稿子有五万多字，我给取了名字叫《走出阿尔巴尼亚》。稿子写好之后我想给温州的朋友先看看，就用电子邮件发给了程绍国。程绍国看了没吭声，把稿子打印了出来，厚厚一本。那几天他正和王手、吴树乔、哲贵等人前往北京给林斤澜先生祝寿，遇见了在《当代》杂志社当编辑的吴玄。他把我那厚厚的打印稿交给吴玄，让他看一看。吴玄看了后把题目改了改，变成《被绑架者说》，送到主编那里，马上就决定刊发在2006年的第二期。稿子发表后不久，我在邮箱里看到了一封来自麦家的邮件，他说我这个稿子写得很不错，国内很少看到有作者能写出这么真实而富有小说技巧的作品，鼓励我要坚持写下去。麦家当时已经很有名，我虽然在海外但也听过他的名字。他的邮件让我精神大振，我当时刚写好一个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想给《收获》却没有门路，便硬起头皮问麦家能否把我这个稿子转交给《收获》。麦家把我这个稿子交给了王彪，说有个新作者写得还不错。王彪之前在浙江的《东海》工作过，我八十年代在《东海》上面发过小说，他对我还有印象。他觉得我这稿子还不错，后来经过李小林多次的指导做了修改，在《收获》2006年第六期发表出来。我当初在地下防空洞里幻想把这个故事给《收获》，结果却发在了《当代》，但最终还是打开了《收获》的大门。麦家后来还把我的另一个中篇《西尼罗症》给了《人民文学》，还让我到北京见了李敬泽、吴义勤、谢有顺等人。这以后，我沉积了十几年的写作能力爆发了一下，名字经常出现在各种杂志和选刊、月报上面。

当写作成了气候的时候，我的生意也在蒸蒸日上，有一回两个月我居然没有休息一天，都在忙着干活。这种情况下写作和生意肯定会发生冲突。我也想过自己应该摆脱出来，多招几个员工。但事实上如果多招员工，就要扩大生意规模才付得起工资。而扩大生意规模后则有更多的管理事务，要进更多货物，动更多脑筋，而且加拿大和中国时差十二三个小时，得夜里和中国方面沟通，所以最后我觉得还是维持自己干活的小规模比较好。有那么几年，我都是一边做生意一边写作，现在回头看，还是那几年写出来的作品最多。所以雷锋同志“时间是海绵”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2006年夏天，我突然想要写长篇《致命的远行》。之前坐飞机的时候我会头晕，都要让自己尽量睡着。可在构思《致命的远行》这个长篇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在飞机上不睡觉，用尽心力去设计小说的章节。在后来写作这个长篇的过程中，我的日程表几乎是计算到了每一分钟，用来写作的时间经常是几分钟的片段。在写《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送货，脑子里一直会想着这个小说里的场景，说起来也是很危险的。有一天在路上，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情节，就是主人公李松因为持有手枪被德国军队逮捕，被关在曾经囚禁过米拉的同一个古堡监狱里。这一个关键的情节打通了整个小说内的时间通道，最终让我写成了这一个作品。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中篇大奖，这是我一生的荣幸。现在想想，我能获得这个奖真有点不可思议。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影响很大，是当时奖金最高的文学奖，而大奖只颁给一个人。国内的名家除了当评委的之外都参加了竞争，而我当时才恢复写作三四年，百度上还搜不到我的名字，居然拿到了首奖。这除了说明我当年的运势好，还证明了郁达夫小说奖的公正性。我到加拿大之后都没有穿过西装，为了颁奖礼上的仪式感，我里里外外买了名牌西装，很光鲜地参加了颁奖典礼，拿回了奖座。但是几天后，我脱下了西装，又去了义乌市场进货，和那些小摊小贩讨价还价，因为那个时候生意还没有结束，我还得去进货。

在我的多伦多经商生活中，去义乌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最初我也跑过几次广交会，想建立自己的产品体系，但最后发现做小生意的最好道路是去义乌，义乌已经成了世界上小生意人的圣地。那次我参加郁达夫奖颁奖大会后到了义乌，觉得眼前的义乌和过去的不一样了。之前这里只是个做生意的地方，现在却开始充满了文学的意味。我在义乌熟人不少，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写作者。这一次，我去了那个卖竹子制品的张国珍的摊位，在她那里我多年来买过很多竹垫子竹篮子木拐杖后背抓痒的耙耙之类的东西。我和她说了自己是个会写作的人，刚刚从杭州获奖回来。我还用她的电脑找到了那天浙江电视台的现场新闻给她看。她很高兴，说从来没想到我是这么有本事的人。但是她后来又说不觉得很奇怪，因为她本来就觉得我不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就像哈姆莱特面临的问题一样：生还是死？我的生意也面临了一个问题：是继续做还是不做？这一个问题不是马上能决断的事情，一直延续了好多年，但是从2006年我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内心的激情慢慢从生意上转移到了写作上。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生意人，当初鼓起勇气走上央街推销货物时，不知内心有多痛苦。但是我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国外，总要让她们过上好的日子，所以在生意的最初阶段我实在是非常用心地投入。但到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对于生意的兴趣减退很快，简直是到了心不在焉的地步。那时我经常在上班时间躲在里面的办公室写作，客人来了就出来应付一下。过去是来了客人我会高兴，而现在来了客人我会心烦。有的客人比较啰嗦我就巴不得他快走。我也知道这样不对，但内心就这个样子。我还记得后来有一次去义乌，走在两个商城之间的一条很长的室内通道上。那天我走了一天的路，特别累，一边走一边想，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我的才华是在写作上面，为什么我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我不喜欢的事情上面？这时有一种非常痛苦的心情涌上了心头，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让我无法前行，蹲了下来喘不过气来。路边走过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

那年我五十岁了，人生已经过了一大半。我虽然二十出头就开始写作，但之前都是业余涂涂写写，没有条件把写作当成最重要的事。而自从出国之后，有十多年完全终止了写作。现在我终于有条件把写作当成职业，必须抓住机会，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走的路子是对的，先做生意把财务状况搞定，再考虑让自己成为一个职业的作家。我后来看到了《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里面说的如何运用财富让自己过上财务自由的生活给我指明了方向。后来我作了一系列的安排，终于到了可以结束做了十一年的进口生意的时候了。

在结束生意的前夕，我还特别自己开车去央街送了几次货。韩国人苏的SUPER SMOKE多年来一直买我的货，从最初的几把锁到后来的一整车一整车买，所以我一直有感激之情。央街马克三兄妹的店多年来买了我很多东西，我也很记情，虽然马克的妹妹卢比那赖过一次账。说起赖账的事我经历过很多次，上面说到我的第一个大客户印度人纳里沙有一年突然加倍拿起我的货，好久没还货款。最后说自己公司破产了，欠了我四万多加币（合二十多万人民币）都不还了。我看他公司的确是关闭了，看他的状态也不大好，只好把账目一笔勾销了。后来他又开始做点小生意，自己开车买点货送到店里，也经常到我这边拿点货，都用了现金。他虽然赖了我一大笔账，但比起最初是他给了我信心，多年来买了我那么多的货，对我的帮助还是大的。还有上面说到的那个会唱歌剧男高音的韩国人Jhon，一直从我这里拿货，后来还不出钱来，说要把大部分的货退还给我。奇怪的是他退还给我的货是在我给他的价格上加上了利润，一块钱拿去的东西要一块五毛钱还给我，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他得了一场病，做了直肠的手术，半年之内大便只能从腰间一个临时的管道里排出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弓着腰自己开车把货送回到我的仓库。所以我就完全按他的清单照单全收了。在多伦多做生意真的不容易，我能够把生意做起来还能把生意顺利结束，真的要感恩所有的客户。我特别要说的是这几年给我一些思想火花的人。比如我最初在那里打工学经验的刘先生，他是上海人，之前从香港到加拿大读大学，学的是图书馆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大学教过书。但他后来觉得做生意更自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才开始去做批发生意。还有那天在我的货仓里韩国人Jhon突然发出的天籁般的歌声，让我明白在一堆货物中依然可以存在艺术的梦想。写这文章的时候，我还在网上查了意大利人老杰克的STANDA公司，看到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掌门人是杰克的女儿简妮，老杰克当年就七十多了，十几年过去不知是否还安好?他的女婿帅哥迈克尔是否还每周都去打冰球比赛?

我现在还能想起最后一次去央街送货的一幕。我把车停在苏的SUPER SMOKE商店门口，打开闪灯，在下午两点到四点这一个时段是可以停车送货的。我用小推车把车上的货送到了店铺里面，堆放好。有几件东西车子不好推，就用肩膀扛进来。这一回，我的心情和刚开始跑央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走进一家商店时内心有一种痛苦和煎熬，而现在，我已经有了自信，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是一个写作的人。我用送货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救赎。

现在我相信央街的确是世上最长的大街，我从这里开始重新走向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陈河，原名陈小卫，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四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夜巡》《西尼罗症》《我是一只小小鸟》《南方兵营》等，长篇小说《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曾获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郁达夫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文学奖、第二届和第四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大奖、《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