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王彬：往南方的城市去

武汉与上海是两座大城市。

前者是九省通衢之地，后者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相对上海，武汉格外阔大。武汉本应是三座城市，因为长江与汉江而被扭结在一起，那样宽阔的河流不舍昼夜地向东流涌，即便是敷设了数量众多的桥梁、开挖了江底隧道，也依旧免不了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且有一种江山辽阔、壮丽入画的感觉。上海则精致、瑰丽。美国诗人桑德堡吟哦，落月的黑色金光砸向鸡尾酒的杯子，彩色旖旎，瞬间喷溅出来。在外滩眺望浦江对面，这样的诗情兴许会不由自主地翻涌而出。

这两个城市我都喜欢，曾经多次因公或者因私去过那里或周边地区,而产生了一些感想，写出了一些文字，今天聚拢于此，算是与往事干杯而碰撞出记忆的喧哗。其实，记忆也如同城市，夜色中，有些建筑消泯了而使人感到沉重，有些则亮起灯光，既温暖又深邃，令人难以忘怀。

一

钟子期墓在武汉的蔡甸区。

墓为圆丘形状，上面是土丘，下面是浅灰色的石帮。围绕墓，种植了九株塔状的松树。为什么是九株，好像是有说法，可惜被我忘记了。墓的前方有两条墓道。一条是旧墓道，一条是新墓道。前者的前方有一座方亭，里面立有一方石碑，阳面镌刻“钟子期墓”四字，阴面是张舜徽撰写的说明文字。后者宽阔明朗，道路有不同的颜色，好像是有一道黑色的断裂，预示伯牙摔琴以酬知音。相对旧墓道，新的宽敞堂皇，仿佛是可以让大妈跳集体舞的广场，没有了旧墓道的清幽与意蕴。

钟子期的故事与伯牙相连。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列子》中的《汤问》：“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钟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列子》是魏晋人伪托战国时期的著作，颇有学者对其辩诬，我倒是希望伯牙与钟子期是一个真实故事而不仅是传闻。有些事情永远是迷雾难辨，然而在难辨之中保持或者传达一种高古美德总是应该的吧！

“知音不易得，抚剑增感慨”，这当然是无奈之事。泰戈尔有诗：“神仙坐在船上，篮子里装满了梦。”去哪里可以找到那个篮子呢？法国诗人阿多尼斯在《你和我的眼睛之间》中写道：“当我的眼睛淹没于你的眼睛，∕我瞥见那最深处的黎明∕看见古老的世世代代；∕看见我无法领会的一切∕并感觉到宇宙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的之间。”如果遇不到这样传奇般的美丽眼睛，那就闭上眼睛想一想，让心底多年沉默的古井泛起一圈春色微波，呼唤一点真诚的回声总是应该的吧！而真诚的前提是说真话，如果不能说真话，只是以假话搪塞谄媚，甚至用谣言耸动天下，哪里还有什么知音可寻？

二

去黄鹤楼公园。

公园大门左侧是搁笔亭，对面是一座石壁，镌刻着崔颢的黄鹤楼诗。据说，李白原来也准备醉酒高吟，但是被崔颢折服了，搁笔亭便由此而来。搁笔亭的外侧是公园围墙，下面是一条公路，再外是居民小区的苍色屋瓦，林木丛薄，人家凌乱，衬托得搁笔亭也有些烟火之气了。

因为雨，洁白的石阶变得乌黑而濡湿，从石阶上升起一种清寒之感。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向黄鹤楼走去。在行走的过程中，黄鹤楼不断从各种角度闯入我们的眼帘，袭用《水浒传》的表述是“端的造得好”而使人产生仰止之感。来到这里，总免不了将黄鹤楼与岳阳楼相比较。岳阳楼宛如秋日黄昏而端庄深沉厚重，黄鹤楼虽然新建，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黄金的檐角从静穆的秋日中翚飞而去。范仲淹应滕子京之约写下《岳阳楼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滕王阁也有这样的美妙文字，可惜黄鹤楼没有这样的千古名篇，但有诗亦可，尽管翩翩黄鹤已然没入云端飞走了一千年，却至今令人感念不已。我记得《岳阳楼记》有这样的抒怀，大概是登斯楼也，把酒临风喜气洋洋，则有心旷神怡之感，登黄鹤楼当然也难免涌现这样的感受，只是更加真切入微而已。微雨飘零，云层辽阔，大江对岸新建了不少高层建筑，都是那种细高的塔楼，再远是龟山电视塔，塔体纤细，曾经有“亚洲桅杆”的美称。天空云层弥漫，舒朗而美丽，蟹灰中夹杂些许丝状的亮丽的白色。云层横跨天际，楼房细如微木，“天边树如荠”便是近似的描绘吧！而目下,江水作嫩灰色而微澜波动，武汉长江大桥宛似草茎横置江上，运客的江轮与载货的驳轮，如同塑料制品的彩色小鸭子在大江浮动。毛泽东有句“极目楚天舒”；黄鹤楼前有一座朱红色的牌楼，匾文曰“江山入画”，道尽了这里的恢宏与瑰丽。

以大江为背景，我给徐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我们下楼沿山脊前行——因为道路开辟于山脊之上，一侧是婉转多姿的山峦——近处是翠绿与杂色斑驳的小山，远处是纵横苍茫的山脉；另一侧构筑了雉堞一类的防守设施，说明这里曾经是以山为城。再向前是岳飞的雕像与“还我山河”石碑。绍兴四年（1134），岳飞驻节鄂州，即今之武昌，后来他再次返回鄂州驻扎。岳飞被封为鄂王便因此而起。岳飞的母亲也随军住在武昌，不幸于军中病故，岳飞送母亲安葬经过的地方，今天仍有地名流传下来，称为忠孝门。据说还有不少地方，诸如岳家嘴（岳飞在此训练水师）、岳飞街、报国巷，而司门口曾经是岳飞帅府——英雄之气已然融入武汉的寻常巷陌了。我有时愤懑，何以那样一个精忠报国的英雄，却横遭风波亭那样的惨祸？制造这样冤案的人真不知把心肝置于何处！同时又为岳母庆幸，幸亏她早逝而避免了看到儿子被冤死的锥心之痛。在一个难以说真话的制度下，什么匪夷所思的坏事不可以做出！武汉人说，岳飞的《满江红》是在黄鹤楼创作的，我认同这个说法，真的是这样的楼才配得上这样的词，难道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吗？在武汉，应该是在这里，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夜色凉如冰水，梧桐老矣而雾白横江，岳飞突然从梦中惊醒，听到阶下寒蛩的鸣声而心绪万端，提笔写下一首《小重山》词，末尾写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样的惆怅，在中国历史人物中似乎成为常态。“欲将心事付瑶琴”，在风波亭的刹那间，岳飞想到了什么？想一想都令人心痛。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何其不幸与无奈也！记得早年读黄裳先生的《一市秋茶说岳王》——我很喜欢他这篇谈岳飞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出自黄节（晦闻）先生的七律《岳坟》：

中原十载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苍。

大汉天声垂断绝，万方兵气此潜藏。

双坟晚蟀鸣乌石，一市秋茶说岳王。

独有匹夫凭吊去，从来忠愤使人伤。

诗中自注：“坟前茶肆数十家。”“一市秋茶说岳王”便源于此。黄裳先生的文章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游记，另一类是书话，他的游记并非如时下笨文只是记录风景，而是常将笔端置于历史的烟云之上，把山川、风物与文化糅杂一道，深情冷眼，文简质腴，从而别具沧桑，相比于风行坊间的所谓文化散文远矣，然而如今把玩这类文字的读者少之又少，因此只能沦为小众读物。

三

在我的印象中，豫园的南翔小笼包颇有味道。

那是一个不大的小店，位于道路拐角而位置极佳，有大玻璃窗，可以眺望九曲栏杆在浅灰色的池塘里迂折，但餐桌不过寥寥数张，是那种普通的木方桌，不是椅子而是凳子，涂饰淡淡的黄漆，颜色有些发旧了。厨房与餐厅相通，可以瞥见白衣的师傅们热气腾腾地忙碌，蒸汽洁白、朦胧而厚重，弥散着蒸熟后包子的诱人香气。

我们因为来得早，食客不多，故而可以从容就餐说些闲话。记得不知是什么原因，说到李白对影成三人的诗句。在皎洁的月色里，怎么会出现三个身影呢？我说，第一是李白本人，第二是李白的身影，而第三个是，在酒杯微澜中李白的倒影。人只有端详酒杯时才会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凝视酒杯中自己的身影，应该是孤独寂寥的，在欢乐的酒宴上，有谁会在酒杯里揣摩自己的影子呢？这当然是闲话。又说到《水浒传》中，黄巡检率领士兵去石碣村捉拿晁盖，阮小二提着锄头在湖岸上走来走去，将落水爬上岸的士兵，一锄头一个，血馒头似的又统统打落在湖泊里。一个老虎似的雄赳赳的汉子，挥动锄头击打士兵的头颅，锄头本是掘土的和平的劳动工具，在这里却变成杀人利器，怎样想都使人恐惧！

豫园吸引人的当然不只南翔小笼包，那不过是豫园中一枚小小的诱惑而已。来到这里，总的感觉是这里的小店多，但是近年的“绿波廊”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两层大店了。据说，每年除夕，“绿波廊”都是上海人吃团圆饭的好地方，高潮的时候，师傅们从厨房走出来给食客拜年，食客高兴地还以感谢的掌声。想一想这样的情景，都不禁产生一种热闹、兴奋而温馨的感觉。因为小店多、道路狭窄而人流拥堵，豫园的商业气氛也就格外浓郁，散发一种醇厚的老酒似的上海味道，当然这样的味道离不开这里的城隍庙。北京也曾经有城隍庙，有一处叫“都城隍庙”，因为是全国性质的，故而称“都”。北京历史上有三座城隍庙。都城隍庙是一座，还有一座在西城，另一座在东城的大兴胡同里。那座城隍庙，对面的东城区公安局曾经是旧时代的大兴县衙，山门两侧有一副石制楹联，可惜我只记住半副，大概是“阳世奸雄古往今来放过谁”？

每一座城隍庙都供奉当地的保护神，豫园的是东汉时期的霍光，据说起源于东吴孙皓的指派。孙是一位昏君，指派霍的原因自有他的道理，而关于霍在史官的笔底也有贬义，当然时代不同，评价人物也随时代而变，没有什么更多话好讲。豫园城隍庙山门的楹联是：“做个好人，心正神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知。”大殿里也有两副，一副是赞颂城隍的功德，另一副是：“刻薄成家，难免子孙浪费；奸淫造孽，焉能妻女清贞？”批判的指向是清晰的，虽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然而，总是一种警戒，至少对良心未泯的人是一种向上的鞭策与指示吧！匾额则是这样四个字：“牧化黎民。”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是古希腊文明，一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自比牧羊人，信徒则被喻为羊。上帝说我是好牧羊人，你们只要追随我就可以进入天堂，对羊而言，羊圈的门就是开启天堂的大门，所谓羊的门便是这个意思。中国的长官也往往自喻为放牧之人，而且不仅要放牧给羊吃草，还要对被放牧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也就是教化，豫园城隍庙的“牧化黎民”匾额便由此而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潮流虽然不同，但在根本的源头上还是可以追溯的。

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曾经来过豫园，当时城隍庙已经封闭了，豫园的内园却是开放的，里面有说明牌子，介绍这里的“点春堂”是小刀会的一处议事地点。小刀会是太平天国时期发生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民变，首领是刘丽春，“文革”前上映过一部演绎小刀会的彩色影片，我至今还记得大体情节。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上海的外滩处于动乱状态而夜光萧瑟，建筑物憧憧地挟着凉薄的寒气。半蹲在冥暗的紫雾里，对面的浦东更加郁暗，铁青色的云朵海浪一般在苍穹里翻卷，黄浦江浑浊而奋急地向东方奔涌。我们又去外白渡桥，寻找茅盾在《子夜》开篇中关于那一带的描述。外百度桥高耸的钢架虽然还在，但怪兽似的霓虹灯广告，“放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自然是了无痕迹了。作为现实主义作家，我始终推许茅盾，至少他的笔锋敢于触及社会，不像今之有些“精致”的写手勇于回避而不吝赞歌高颂。

四

梳理上海历史，有一位人物是回避不了的。

战国时期，楚国一位叫黄歇的人，被封为春申君，封地就在今天上海的华亭一带，曾经率领百姓疏浚黄浦江，上海简称申，便是这个原因。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黄歇这个人，“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黄歇口才好，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攻打楚国的打算，又说服昭王将作为人质的楚国的太子放归而继承王位，即楚考烈王，于是“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

春申君做楚国宰相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魏国有信陵君，号称四君子。这四位君子竞相礼贤下士，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在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四年，秦国在长平击败赵国的军队，而坑杀赵军四十万余。第二年，又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求援，考烈王派春申君带兵驰援而迫使秦军解围。

春申君这个人讲究排场，他居住的地方，据司马迁说——他到过那里，“宫室盛矣哉”！一次,赵国的平原君派门客到春申君那儿访问，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客馆居住。赵国的门客欲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庶，特意将玳瑁做的簪子绾住冠髻，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宝剑，请求与春申君的门客会面。春申君有门客三千余人，上等门客穿着宝珠做的鞋子，“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而“赵使大惭”。

考烈王没有子嗣，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把自己的妹妹献给春申君，不久他的妹妹怀孕了，李园让妹妹对春申君说：“考烈王没有儿子，百年之后，肯定是他的兄弟继承王位，先王已故，后王未必会对你好。我现在有身孕，众人不知道，此时不如把我献给考烈王。”如果生了男孩子，“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认为有道理，便将李园有了身孕的妹妹献给考烈王。考烈王召入幸之，生了一个男孩，立为太子，于是以李园妹妹为王后，又重用李园，而“园用事”。李园“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春申君却浑然不知。

不久，考烈王病笃，有一个叫朱英的门客对春申君说：“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现在事情即将发生变化，难道您不想有无毋望之人的帮助吗？那么，“何谓毋望之福”呢？春申君问。朱英答说：“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那么，什么是“毋望之祸”？朱英说：李园“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又问：“何谓毋望之人？”朱英说：“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朱英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毋望之人”。然而，春申君认为李园是个“弱人”，没有能力，做不了大事，不足为虑，“足下置之”。朱英见这个情形，便惧祸而远遁。十七天后，“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随后李园又派遣武士杀掉春申君的家人。

对春申君这个人物，司马迁的结论是，早期的春申君“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旄”，通俗地说就是老糊涂。“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总之是既精明又糊涂。外地人评价上海人精明，或许是继承了黄歇早期的基因。这当然只是我的随想、猜测而不足为凭。然而再想，如果起春申君于今世，这个叫黄歇的人说不定会做出惊天动地之事，当然或许也会随同芸芸众生。

在外滩眺望浦江对岸，惊叹那里的楼宇盛宴，如花如云，那真是天上人间气凝万千而光影含吐，这是东方的神话，沧海中的璀璨星辰——“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那么，仙人呢？真的是“霓为衣兮风为马”，“群仙出没空明中”？

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执行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学术著作《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中国文学观念研究》，散文集《沉船集》《旧时明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