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一直在中亚大地漂泊
1975年冬天是多雪的冬天,一位老兵乘着吉普车,来中苏、中蒙边界视察。他来到白房子,本来准备只住一夜,第二天离开。谁知夜里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浅的地方有二尺厚,深的地方多达两米。大雪封路,这样,这位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了十五天。
一天夜里,我是第一班哨,从晚上11点到12点半。下哨回到营房后,我先在火炉前,把自己冻得失去知觉的两条腿烤了烤,用手把膝盖摩娑了半天,然后趴在桌子上,先在瞭望登记本上我写完我上哨时的边界情况,写完后便在一个巴掌大的小本上写诗。我背的半自动步枪,现在在火墙上放着,暖,等枪管枪栓上的冰消了,水从铁中渗完以后,再用干布子擦一遍,再用擦枪油上一遍。
这时营房的门被推开了,老兵带着他的干事走了进来。这是一项传统,叫查铺、查哨。老兵问我在写什么,我很害羞,用手掌捂住小本儿。我说我写得很潦草,等明天誊清了给他看。老兵执意要看,他推开了我的手,拿起小本,他说他是政工干部出身,老延安,什么潦草的字都能认得。老兵拿起小本,翻了翻,轻声地念起我正在写的那首诗——
“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
晚霞给他们披上一身桔黄。
远方的妈妈,如果你想念儿子,
请踮起脚尖向这里眺望——
那一朵最美最亮的云霞,
是巡逻兵刚刚燃起的火光!
巡逻队行进在黎明的草原,
草原像一个偌大的花篮……”
老兵在念的途中,面色越来越严峻,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眶似乎也有一些湿润。他说,他想不到这么遥远的地方,险峻的要塞,这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在搞创作,还有这样的文学冲动。
老兵叫随行的干事,将我的这个小本拿走,明天用方格纸誊好寄给《解放军文艺》社。他说,《解放军文艺》社诗歌散文组组长叫李瑛,《红花满山》的作者,编辑还有韩瑞亭、纪鹏、雷抒雁等。他和他们都熟,他们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
老兵叫那狄,满族,曾经担任过总政治部电影局局长,后来到新疆任职。他见我时,是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主任。据说,他之后还担任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将。干事叫候堪虎。他后来转业了,现在就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这样,由老兵推荐给《解放军文艺》的那些不成诗的诗,编辑选了三首,标题叫《边防线上》,署名“战士高建群”,发表在第二年的《解放军文艺》八月号上。边疆的邮件来得慢,等厚厚的一沓杂志寄到我的手中时,已经是十月份了,恰好是举行毛主席追悼会的那一天。
我领着我们班正在菜地里收葵花籽。马倌骑着马,飞也似的跑来,站在地头喊我的名字。他叫道:“三班长,赶快回站,出大事了!”我问什么事。马倌说:“天塌下来了,毛主席老了!一级战备!”我记得,所有人那一刻都有一种自己成了孤儿的感觉。就像林肯去世后,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船长死了”,列宁去世后,俄国小说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父亲死了”的感觉一样。
我们所有人钻进了地道里。头剃成了光头,这样一旦受伤便于包扎。几件换洗衣服,加上一些零碎用品,打成个小包袱,缝好,写上家里地址和你的名字。这样一旦你战死了,如果有可能,这包袱会作为遗物寄往你那遥远的村庄。
所谓地道,这其实是我们前两年修下的工事。地道绕整个边防站一圈。戈壁滩上,先挖个坑道,坑道上再用水泥像箍窑洞一样箍起。最后再用推土机推上沙土覆盖。这地道一头通向我们的营地,一头通向那些碉堡(包括最近边界的我扛着火箭筒趴过的碉堡)。
正是在这地道里举行追悼会,哀乐声中,两个人一排,站了有半里长。连队的小发电机在发着电。炊事员来送饭,穿着雨衣,对我说,有你的信,兵团的那个邮差,正站在沙包外面喊你的名字。
我出了地道,翻过沙包里,绿衣邮差骑着马,在那喊:“挡狗!挡狗!我怕狗!”于是我踢了狗两脚,让它卧下,然后过去,接到那厚厚的包着“解放军文艺”的包裹。
从北京到阿勒泰,已经两个多月了,包裹才寄到,包裹在路途上,最少被重新包裹过两次。我打开包裹,是载着我的作品的杂志,还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采访本。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的经过。
我曾经许多次说过,自那开始,我就被文学绑架,一直到今天。
我是1972年12月14日,离开那渭河边上的小村子的。一辆铁闷子火车载着我们,一直向西,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尔后改乘大卡车,五天以后,抵达哈巴河。我曾经说过,这是生活在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塞给我的一本书。
如今,我已经有三十多部著作问世了。我为我长期生活和工作的陕北高原,写出了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我为我的家乡,写出了平原史诗《大平原》,我则为我从军年代的阿勒泰草原写出《大刈镰》,而今年(指2019年),我又完成了《我的黑走马-游牧者简史》。文学整个地将我的一生吞没,而它的起因,竟是因为有一场雪,一位老兵的缘故。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然少年。当我在二万两千公里“欧亚大穿越,丝路万里行”行程中,路经额尔齐斯河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在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法。我其实已经死亡于当年,死亡于那座碉堡里,后来回来的只是躯体,而灵魂,它这么些年来一直在中亚大地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