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侧面，管窥的侧面——刘醒龙先生印象记

试图为我所尊敬的刘醒龙先生写一篇印象记——这颇让我踟蹰。已有过几次的开始，然后又重新开始：写作这样一篇文字的难度在于，我和刘醒龙先生一起喝酒聊天开会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印象中似乎“只有一次”，当然，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匆匆一面的时候也有，但那不能作数。我无法像那些真正熟悉他的朋友那样如数家珍地枚举他生活里的细节，也无法知道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刘醒龙……而印象记，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录那些鲜为人知、却又生动广阔的生活细节，这，恰恰是我所做不到的。

不过我还是想写，借这样的机会说出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印象”，一种心理上的独特亲近，一种对于他和他的文字的理解……这也是我不愿意“放弃机会”非要谈一谈的主要原因。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刘醒龙小说时的情景，那时我还在写诗，读小说很少，所以读到《凤凰琴》完全是种偶然——我甚至忘了我是在哪本刊物上读到它的，甚至忘了自己是在上午读到的还是下午读到的……我只记得我读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快黑了，可那种让我沉浸其中的情绪还在纠缠缠绕，让我真的是难以自拔。我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已是黄昏，家里竟然还是空无一人——我怀着激动从院子里走出去，走在街上。我急于寻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要和他说我今天读到了一篇小说《凤凰琴》，里面的故事是这样这样，我怎么会有这样强烈的感觉……河北沧州，海兴县，一个巴掌大的县城当然能遇到的熟人很多，但他们不是我“可以说话”的那个，于是我一路走着直到县文化馆……后面的情况我已记不清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高向东还是杨双发，是不是敲开了路如恒老师的门他在不在，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的天色和我内心里涌动而起的激动。那时我还在写诗，脑子里全是埃利蒂斯、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一大堆洋名字，阅读也主要集中在现代诗上，可刘醒龙的《凤凰琴》竟然在那个时间、那个阶段中“闯入”，现在想想也颇有些意外。我甚至猜测，在最初阅读时我应是带有某种轻微的也是先期的“敌意”进入的，那个年月我年少轻狂，这种轻狂甚至完全不需要理由和支撑，就是一味地不屑、鄙视，对小说这种俗文体尤其中国小说抱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精神傲慢，可我，竟然“挫败”地被《凤凰琴》所征服。

当然，有一段时间，我还会固执坚持自己的傲慢，坚决不提小说这种俗文体，更不会提刘醒龙和他的《凤凰琴》，可我开始悄悄地阅读，有意识地找刘醒龙的小说看。我读到了《分享艰难》，读到了《大树还小》——这本书，我应当是跟解放军文艺的某位编辑“抢”的，是不是李亚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抢来的确定无疑。2004年，我去《北京文学》，然后参与了北京大学邵燕君主持的“北大评刊”。感谢那段生活。在评刊期间，刘醒龙先生的《圣天门口》发表——当时，这部长篇应没分到我需要阅读的篇目中，因为时间关系也没准备细读，可是在讨论时的热烈、争论时的激烈极大的感染了我，我从赵晖手上要来了书，然后连夜阅读。我承认自己对刘醒龙先生的小说有期待，但这部《圣天门口》意外地超过了我的期待，我没想过它会有这么丰富、厚重，没想过有如此茂密的“神经末梢感”，没想过它是这样的生动紧张，又充满着悠长回味。和注重幽微情感的《凤凰琴》不同，《圣天门口》是浑厚阔大，是波澜的大褶皱，它提供给我的是另一个刘醒龙，一个出我意料之外的刘醒龙。邵燕君谈到，“《圣天门口》堪称近几年来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力作，在一系列历史‘重述’作品中成就最为突出。这部作者耗时六年创作的长达100万字的鸿篇巨制，以武汉附近的天门口小镇为切入点，对中国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述’。如果《秦腔》的特点在于其‘反史诗化’的写法，《圣天门口》特点恰在于其对‘史诗化’写法的全面继承和发扬。刘醒龙是一个来自民间也扎根民间的作家，他坚信依据‘朴素的真理’可以‘还原历史的真实’……”引用邵燕君老师的评价并非讨巧，一是她所说的这些我极为认同，二是在我们的讨论中，她所说的这些是经过我们的反复争辩之后的呈现结果，是我们的一种“共同感受”。我记得参与北大评刊的同学们个个傲慢而苛刻，但对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好评却是一致的，大家可商榷的似乎只有语言感觉的问题，故事讲述上的问题……不只是我，是邵燕君和我们大家，都能感觉到刘醒龙在写作中的可贵坚持，一种扎实的、不讨巧也不有意讨好的韧劲儿，一种向着不可能再推进一步、向着小说的理想状态再推进一步的韧劲儿。在这个浮躁的闹哄哄的表象时代，他显得有些笨，有些不同。在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一书中，我也读到了他对于精神向度的不竭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