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学》2021年第4期|罗南:启芳(节选)
我们又一次往木瓦房去,这座陇法屯唯一的笆折房,传统干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住牛。笆折房这个词是村主任石顺良说的,这种从时光深处生长出来的字眼,只有后龙村的人才会说……
一
我们又一次往木瓦房去,这座陇法屯唯一的笆折房,传统干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住牛。笆折房这个词是村主任石顺良说的,这种从时光深处生长出来的字眼,只有后龙村的人才会说。我和于洋看到的是竹篾编成的墙,细密的,精巧的。正着编的篾条,反着编的篾条,构成图案,蔓延成整壁墙,每一面都是艺术品,可它真的太老了,说不准哪一天就会坍塌下来。
启芳在喂牛,他从墙角里抱起一捆饭豆藤扔进牛圈里,牛啃扯藤叶的声音便清晰传上来。启芳扔下三捆饭豆藤,才拍掉身上的尘灰,转过头来跟我们说话,他养有四头牛,每天要吃很多草料。
阳光从木栏杆外照进来,落到启芳脸上,他的头发眉毛便是金色的, 闪着光。黄牛在木楼下咀嚼饭豆藤,每嚼几口,就停下来,抬头看远方, 几只母鸡带着一群鸡仔跟在后面,啄食腐草里的虫儿。鲜草的味儿,腐草的味儿,牛粪猪粪的味儿混在一起,弥漫上来,淡淡的,竟也有些好闻。
和我们说话间隙,启芳已喝下两碗酒了,他从角落里拎起塑料壶,自己给自己倒酒——那只二十斤装的大塑料壶,似乎永远装满酒。启芳说,我们背陇瑶人拿酒当茶喝呢,上山干活累了喝一碗,在家闷了也喝一碗。他倒给我们的酒还搁在凳子上,清亮亮的,我和于洋只是看着,不敢喝。启芳倒也不勉强,他知道我们喝不了酒。
启芳又提到那天了,每当于洋苦着一张脸,千方百计躲酒时,启芳总会提到那天。于洋第一次到陇法屯走访,那时候他的脸还是白的,身形修长,像一个文弱书生。启芳腰后插着镰刀,肩上挂着绳子,走出家门,准备上山割牛草。村主任石顺良说,这是区财政厅新派到我们村的第一书记,于洋书记。他便多看了那学生几眼。于洋朝他微笑,两个深酒窝,白皙的脸似乎红了一下,仔细看时,又不见了,启芳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那天阳光很盛,初春的阳光很少有那么盛的,因此启芳记得特别清楚。
三人站在路上聊了几句,启芳邀他们到屋里坐,他家的木瓦房就在身后几步远。于洋说,那不耽搁您做事吧?于洋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听起来有些遥远。
启芳说,哎呀,不过是割牛草而已,早点晚点没关系的。三人便往木瓦房去。后龙村人说话没有翘舌音和鼻音,因此两人说话时,于洋一口一个您,启芳一口一个你。
于洋坐在凳子上,低头翻看帮扶手册,启芳倒了一大碗的酒,递过去说,于书记,先喝碗茶解解渴吧。于洋喝了一口,疑惑地问,这不是开水吧?启芳和石顺良都笑起来。启芳说,这是玉米酒,度数不高的,你喝点尝尝。于洋一听,连忙说,我不会喝酒呢,今天还要走访很多户,喝了酒就走不动了。启芳说,书记,你就喝点吧,这是我酿的酒,你今天来了一定要尝尝。于洋转脸看石顺良,石顺良远远站着,微笑不语。这样的场景他见得太多,知道于洋不把那碗酒喝下去,是不好走出这个门的。于洋也知道瑶寨酒风浓,一碗酒更多时候并不是酒,是试探,是尊重,是交情。启芳期待的眼神让他找不到推辞的理由,只好端起碗,硬着头皮喝下去。那是他第一次喝玉米酒。酒在他体内燃烧,很快燃到脸上,燃进眼睛里,启芳一看,就知道这年轻人是真的不会喝酒了,便开心起来,觉得这个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是个实在人。他喜欢实在人。
于洋咧开嘴笑,脸颊上的深酒窝,让他看起来总像带有几分羞涩。几个月的走村串户,于洋的脸晒得和石顺良一样黑了,仔细想来,竟已忆不起他曾经白皙的模样。我们也忆不起他喝酒的模样,村里的事太多,一件事去了一件事又来,那么多事垒在一起,一些记忆总会被另一些记忆覆盖掉。
小黑小黄在我们脚边嗅来嗅去,启芳说,狗在认你们呢,多嗅几次,以后你们来家它就不叫了。于洋伸出手,摸它们的身,摸它们的头,狗索性站立不动,摇起尾巴,由着他摸。小黑小黄是于洋给取的名字,黑狗叫小黑,黄狗叫小黄。启芳家的狗并不算凶,我们头几次来,刚走到篱笆墙边,它们就从屋里奔出来,冲我们吠,启芳呵斥几句,它们便也不叫了,掉头走开,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似乎很生启芳的气。
家里读书的娃娃多,没钱起房子哟。启芳说,脸上笑眯眯的,似乎不是在说难处。他的妻坐在一旁脱玉米棒,她不爱说话,看向我们的一双眼睛里,只静静含着笑意。房子是1998年起的,那时候他们结婚好几年了,孩子正一个接一个出生。阿卜(父亲)说,树大分桠,人大分家。他们便从阿卜家搬出来,自己起房子。建房材料是一点点攒起来的,像燕子衔泥。每天忙完里里外外的活儿后,夫妻俩钻进山林,将大树伐倒,晒干,一根根扛回来,做成柱子,做成檩条,又将一根根竹子砍倒,破成篾条,编织成笆折。当那些材料堆得和阿卜家的木瓦房差不多一样高时,他们知道,他们已挣下了一个世界。那段时间,夫妻俩的心每天都是满的,就像春天里落了一院子的阳光,人走过时,总忍不住想要咧开嘴笑。房子起得精细,二十多年前,陇法屯那么多房子中,它也曾鲜亮耀眼,启芳从没想过,这房子有一天会变成陇法屯最暗淡的房子,他原本打算住几辈人的。
我们都不说话,屋子里变得空旷起来,阳光从笆折墙穿过,风从笆折墙穿过,启芳的声音像在荒野里游荡。我抬头看四周,笆折墙上挂有不少农具,很古老陈旧了,筛子、簸箕、撮瓢、猫公箩,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也不知道用途的篾具,有些还用着,有些已经多年没用了——主人家总想着有一天会用上,其实内心都知道,永远不会再用到它们了,可舍不得扔,依然一年年挂在墙上。
政府给危房改造补助也有限,我连房子主体的钱都不够。启芳说。他的眼睛看向墙壁,那儿是满墙的奖状,四个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奖状,按照年份整齐地贴在上面,旧的已经发黄,新的亮得晃眼——这是桂西北凌云县的民间习惯,将孩子的奖状贴到墙上,是一种荣耀和激励,也是一种吉利。这习俗原先只在壮族、汉族中流行,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传到瑶族那儿去了。只是,后龙村有这样一墙奖状的人家并不多,因此每次来启芳家,我们的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被牵引,然后听见心底有万物生长的声音。
于洋的目光也落到墙上,他知道这四个学生,除了在外读大学的宗文,其他三个孩子他都见过了。女孩子长着母亲明媚的眼,男孩子长着母亲圆润的脸,他们眼睛深处都有着和启芳一样的清澈,叫人看了不由得心生喜欢。
启芳说,这房子还能住人呢,我们就凑合住下去了,新房子等娃娃们长大了自己想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一辈人就只能建一个房子了。他的眼睛在屋子里巡了一圈,像一个大势已去的王,伤感地看着他日渐破败的江山。尽管全家人有低保补助,尽管读高中、读初中的孩子,都进了中广核集团开办的白鹭班和深圳盐田区开办的盐田班,读大学的孩子也有“雨露计划”等教育补助,可后龙村的土实在太薄了,启芳的肩也实在太薄了,日子仍然沉甸甸的。
二
启芳尝试外出打工,还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候,后龙村壮年的人,开始不断往外走,帮人砌墙,打山工,或是进厂做流水线工人,一年挣下的钱,总会比守着后龙村种土强。很长一段时间里,后龙村的人几乎都在谈论这些事,事实上,人们眼睛里看到的,确也如此。
有一天,启芳也背着行李走出家门了,几个后龙村人结伴,在荒坡里帮老板种八角树,种桉树,还几乎绕着山,砌了一条长长的水沟,不承想,老板一分工钱都没结。春节已经很近了,老板一天推一天,大家很着急也很气愤,却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实在耗不起,只好步行回家。上百公里的路呀,就算后龙村的人双脚爬过再多的山,走过再多的路,也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路的漫长。
启芳跟我们说起这些时,眼睛沉沉地盯着地面,似乎那里有一口深井,当他抬头,深井从他眼睛滑落下来,跌进我眼睛里,我连忙将目光避开,投到别处去。我不愿意看到深井。我知道一个内心简单的人,在面对这些事时的无力感。你明知道那个人满口谎言,你明知道那个人在算计,你仍会感觉到自己全身冰掉了,舌头冰掉了,四肢冰掉了,你不会语言,你变得笨拙,除了承认自己无能和懦弱,然后像刺猬一样蜷起身子,你什么办法都没有。没错,我说的是我自己。我知道那口深井里的东西。
那次以后,启芳再没外出打过工,他像往常一样,种玉米种红薯种黄豆,养鸡,养猪,养牛,还没禁牧的时候,还养过一群羊。春天播下多少种子,秋天有多少收成,不论歉收或是丰收,一年的光景总能握在手里,这样的日子让启芳感觉踏实。他的妻什么也没说,启芳外出打工,她跟着,启芳留在后龙村种地,她跟着。她的眼睛里,总是充满笑意。
1988 年,启芳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眼睛里就是这种笑意。那时候,启芳二十岁,她二十一岁。在熙攘的圩场里,她和几个同村姑娘走在一起,天蓝色的斜襟上衣,头发全收进方格头帕里,颜色鲜亮的耳环长长地挂在脸侧。几个姑娘说说笑笑地走在前面,她偶尔回头,猛然撞上启芳的眼。本是陌生的姑娘小伙便也搭上了话。那天,几个小伙子一路跟着姑娘们,一直跟到她们的村子去。
还没遇上她之前,启芳已经走过很多个村子了——背陇瑶男孩子长大后,就会结伴翻山越岭去别的村“耍表妹”,这是千百年前就流传下来的习俗,用对唱山歌的方式,结识年轻女孩子。那是属于年轻人的时光,一群姑娘小伙围着柴火旺旺的火塘,把天唱黑了,又把天唱亮了。
阿卜阿迈(母亲)从来不担心启芳的婚事,他们说,背陇瑶人的姻缘在几千年前就定下来了的,可那么多个村子唱下来,启芳都没遇上让他心动的人,一直到那个姑娘突然回头。
启芳在亲戚家住下来——几乎每个背陇瑶聚居的村寨,启芳都能找到亲戚。先祖乘船从皇门驶过来的那天起,就注定背陇瑶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像长长的藤蔓攀缠到一起,因此小伙子外出“耍表妹”,从来不担心找不到投宿的地方。启芳白天帮亲戚干农活,吃过晚饭后,亲戚才慢悠悠地走出家门,邀请村里的姑娘来她家唱山歌。时间在她跨出门槛的那刻起凝固,一直到门外传来姑娘们的笑声,才又流动起来。她来了,坐在一群姑娘中,启芳也坐在一群小伙子中。两个人隔着火塘,跟着一群人唱着笑着,她的眼睛不看向他,他的眼睛也不看向她,可都知道对方的心思一直长在自己身上。
在那个村子整整待了六天,唱了六天,启芳和伙伴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后龙村。临行时,他和她约定,下个圩日一起去县城赶圩。到了圩日,又约下一个圩日,一个圩日接一个圩日约下去,终于有一天,她要跟启芳去后龙村了。她父母不同意,骂她,你嫁去后龙村,吃石头呀?她在的那个村,隔着县城,与后龙村遥遥相对,两个村子两座山,她在的是土山,长有满坡的茶油林和八角林,启芳在的是石山,除了满坡的石头和贫瘠的土地,什么也没有。她不听,捡了几件衣服,跟着启芳跑到后龙村,就这么几十年住了下来——都是命呢,命叫你往哪里走,你就得往哪里走,谁也恶不过命。那个眼睛含笑的姑娘,如今已面目沧桑,她坐在木瓦房里,低头脱玉米棒,微笑着跟我们摆年轻时候的事,神情恬淡得像是日子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又像是时光从来就是这个样子。一个青葱可爱的女孩子,曾有过怎样的艰难或委屈,于别人则已不详了。
时光似乎停滞下来,唯有木瓦房越来越老,唯有木瓦房里的人儿在不断老去,不断长大——当启芳背着棉被衣物,拎着提桶脸盆,从那座荒坡走出来的那刻就已决定,山之外的那个世界他不会再去了。他这辈子走不出后龙山,可他要让他的孩子走出去。他的孩子都送进学校里了,在这之前,他从没觉得上学读书有多重要。孩子从学校领回奖状,启芳一张一张往墙上贴,终于明白,为什么人家要将奖状贴到墙上,那是一个家的底气和希望呀,就像春天来临时,把一颗又一颗种子埋进泥土里,就为等着一个秋天的到来。
没文化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启芳说着,眼睛又落到墙上,他的语速一向很快,这时候却缓下来,像被什么东西绊住。我们的眼睛跟着他落到墙上,心里也像被什么东西绊住,话全被堵在嗓子里。
所以,再怎么苦怎么累,就算全寨人剩我一家建不了房子,我也要先送娃娃读书。启芳的话终于全都落下来,像一个走了远路的人。
石顺良看向于洋,我也看向于洋,我们都想从他脸上看到难题破解的痕迹,这些城里来的第一书记时常能带来奇迹,他们总有办法,让一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就像陇兰屯、陇喊屯、陇署屯进屯路的安全防护栏,这些都不在项目建设范围内,并没有相关经费,可于洋仍能筹措到资金,把几个屯的安全防护栏全给安装起来。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于洋似乎长得有触角,他将浑身的触角无限伸长,伸长,向同学、朋友、企业、爱心人士伸去,相比村两委或其他驻村工作队员,他有着更为宽广的人脉,能为后龙村争取到更多的机会。
于洋没有看我们,他只是长久地看着墙面,沉默着不说一句话。可房子终究还是要建的,这座笆折房让我们不安。
……
(详见《南方文学》2021年第4期)
罗南,广西凌云人。有散文、小说散发在《花城》《作家》《广西文学》《美文》等刊物,散文集《穿过圩场》获第八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