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红房子

那时候，兵团组建之后，将北大荒的农场改编为部队编制。我所在的大兴农场变为57团，在团下面新设立一个独立营，叫作武装营。

1972年初春，在二连猪号喂猪的我奉命到武装营报到。武装营组建文艺宣传队，新到任的营教导员邓灿点名将我调去。我和他并不熟悉，知道他是第一批进北大荒开荒的老人，1958年复员转业官兵。1968年，他负责到北京招收知青，我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报名未被学校批准，曾经找过他，他破例将我招收去了北大荒。

营部设在三连对面的路口旁，那是一个丁字路口，是进出大兴岛的唯一通道。营部背后是一片荒原，在一望无际的萋萋荒草衬托下，营部显得孤零零的。那是新盖起来的一座红砖房，西边最小的一间是电话交换台，里面住着北京知青小王和哈尔滨知青小刘。东边一间稍大些，住着三连小学的女教师，三位北京知青，两位天津知青。中间最大的房子便是营部，办公室兼宿舍，住着教导员邓灿、副教导员和副营长，还有通讯员和我。一铺火炕上，晚上睡着我们五个人。

我很快就和大家熟络了起来。通讯员喜子是我们二连农业技术员的儿子，我刚到二连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跟屁虫一样成天跟在我们知青的后面一起玩，自然一见如故。他有辆自行车，为了到各连队通知各种事情。没事的时候，他常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处疯跑。团部放露天电影，他更是驮上我，骑上八里地去看电影。

开头那些天，宣传队其他从各连队调来的人还没来报到，白天，几位领导下地忙去的时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一整台的节目。写累了，我便去交换台和小王、小刘聊天。小王爱说，小刘爱笑，交换台房间不大，她们两个整天憋在那里，也闷得慌。我一去，都很高兴，窄小的交换台里便热闹得像喜鹊闹枝。那时候，小王有个对象，也是北京知青。小刘没有对象，我问她：人家小王都有对象了，你怎么没有？眼珠子比眉毛高？她冲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找！我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我想回哈尔滨。

隔壁的老师们见我实在无聊，建议我去学校讲课，作为调节。我去了，上了一节数学课，教室的窗后四面洞开，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荒原上草木清新的气息。学生们明亮又好奇的眼睛，让我感觉良好。

休息天，副教导员和副营长都回家了，只有邓灿留下来，他不仅没结婚，甚至连对象都没有。想想那时候，他三十出头了吧。有时，他对我和喜子说：走，打猎去！便拿起他的双筒猎枪，带着我们两人去了荒原。春天打野兔子，冬天打狍子。打狍子最有意思，狍子见人追上来，会站在那里不动，撅着屁股朝向你，等着挨打，你一打一个准儿，因为狍子的屁股是白色的，一圈圆圆的，像靶子一样，非常醒目。北大荒有两个俗语，一个是“狍子的屁股——白腚”，一般说制订的规矩或条例一点用没有，便会说这句。一个是“傻狍子”，用来说人傻，含蓄又形象。我第一次吃狍子肉，便是邓灿打到的一只狍子。不过，狍子肉不好吃，很瘦，一点儿不香。邓灿对我说：飞龙和野鸡好吃，什么时候，咱们打一只飞龙或者野鸡吃！可是，他从来没有打到过一只飞龙或野鸡。

宣传队的人到齐后，每天从早到晚排练，空闲的日子没有了。只有到了晚上回来睡觉，这座红砖房才又出现在我面前，才会让我又想起那些个闲在的日子。荒原之夜，星星和月亮都特别明亮，真正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营部的这座红砖房，像是童话中的小屋，即便离开了北大荒那么多年，也常会浮现在我梦中，有时会觉得不那么真实，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青春时的痛苦也是美好的，回忆中的青春常会被我们自己诗化而变形。

武装营的历史很短，一年多之后解散。宣传队便也随之结束，所有人都风流云散。没过多久，我便离开北大荒，调回北京当中学老师。

回北京三年后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上班路过珠市口，在一家早点铺吃早点，和交换台的小王巧遇。我们一眼认出彼此，她端着豆浆、油条跑到我的桌前，兴奋地说起过往，说起营部的那座红房子。说起彼此的现状，才知道她和那个北京知青早就吹了，原因是她查出来一个卵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做手术摘除。不过，她调回北京之后找了个对象结婚，有了一个孩子，日子过得不错。

交换台的小刘，我再也没有见过。2015年冬天，传来她病逝的消息，很让我惊讶。她爱笑、爱唱、爱跳。她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哈尔滨，却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1987年，我到佳木斯，知道邓灿已经在农垦总局当副局长，家就在佳木斯。我到他家拜访，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陈荫萍。陈原来和我同在二连，也是北京知青，先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后当会计。我和她熟悉得很，初到北大荒，她还为我缝过被子。只是不知道，其实早在当年邓灿到北京接收北京知青时，她对邓灿就有了好感，算是一见钟情吧。我在武装营时候，他们的信件往来已如长长的流水，合在一起够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了。那一晚，在他们家吃的晚饭，喝的北大荒酒，喝到夜深，月明星稀。

去年中秋节前，我微信邓灿问候，给我回信的是陈荫萍。没有想到她告诉我老邓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尽管是初期，不严重，却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身体大不如以前。想起以前他带我踏雪荒原打狍子时的情景，恍若隔世。

2004年，我重返北大荒。当年营部的通讯员喜子，已经是农场建三江管理局的副局长，他开着辆吉普车迎接的我。想起当年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看露天电影，我指着吉普对他说：真是鸟枪换炮了！要说，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昔日的友情，由于这么长时间的发酵而变得格外浓烈。我请他开车带我走访原来我们二连的铁匠老孙，才知道一年前老孙已经去世了，感时伤怀，我和老孙的爱人忍不住一起落泪。

谁想到，临别前的酒席上，喜子喝多了，醉意很浓地和我说起老孙的爱人：她什么都不是，你看看她家都弄成了什么样子，鸡屎都上了锅台……这话一下子把我激怒了，我指着他的鼻子说：她什么都不是，那你说说你自己是什么？你当个副局长就人五人六了……我们竟然反目相向，怒言以对。酒桌前的争吵，都是借着酒劲儿的发酵，现在想想有些后悔，毕竟在荒原那座红房子里同吃同住一年多。时间，可以酿造友情，也可以阻断友情吗？

一起回三队的时候，我曾经对他说去看看营部那座红房子。他对我说早拆掉了！我还是坚持要去看看，他把吉普车停在丁字路口等我，我一个人向原来营部的方向走去，那里是一片麦海，它前面的大道旁是一排参天的白杨。

夏日酷烈的阳光下，麦海金灿灿的，白杨树阔大的叶子被晒得发白，摇出海浪一样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