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街

十岁前，正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世界只有村庄，所有故事只与不足百亩的村庄有关。

从清晨婆娑树枝上弥漫的雾霭到傍晚的低矮厨房屋顶上冒出炊烟，还有一张张年轻丶熟识的面庞在我脑海里不断浮出丶翻滚，有时还来回走动，他们可亲的脸庞时常泛出友善的笑容，有高大魁梧的村小组长“成楼”，有嘻嘻哈哈的邻家大姑娘“村儿”，有整天玩在一起的发小：机灵的黄毛子丶“迂腐”的鼻涕虎。还有村外的一方方田地丶一道道沟河丶一片片云天。还有晃眼的油菜花丶绿沉沉的秧田丶敞亮的大牛路丶闹哄哄的打谷场和忙碌的水码头等等组成了我的世界。

离开村庄到城镇只有一两次，我们说成“上街”，街没有别的地方，就是离我们十来里的千年古镇“戴窑”，戴窑方圆三十里的妇孺无人不晓。早在元末盐贩子张士诚称王之前，他就领有“十八条扁担齐上戴家窑”。这里应是他起兵造反的战略要地，早富盛名。后来这里又有七十二座砖瓦窑为朱元璋供砖砌造南京明城墙。明朝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东海贤人”韩贞就出生在这里。

上街往往选在阳历年这天（农村把“元旦”这天称阳历年）。农家卖大猪、买小猪、榨油丶买年货、买新衣裳、取存钱……大凡都要赶在这天里。这天好比山里人的赶集，市面上什么犄角旮旯的货品，都能买上。人们上街要么几家合乘一条船，要么步行。那时自行车还是新宠，也只是年轻人的新时尚。还有就是走一段路，再在停靠点“老坝头”，坐帮船（帮船是水乡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上街。

要去“街上”的人，一大早恨不得把全村的人都通知个便。可不是，不大会儿，全村人全知道了：有人要“上街”了！听到的人往往羡慕还有点妒忌恨，连我这么小的孩子隔着院墙听到了，心里也烧着火似的着急，直嘀咕道“我什么时候能‘上街’去看看外面的西洋景”。

终于有一天，等来了机会，我不知道怎么搭上了从安丰去“窑上”（戴窑街上的另一种称呼）的帮船。那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初夏，帮船上挤满了红红绿绿衣裳的中老人妇女和小孩，妇女顶着一方时髦的化纤方巾。女孩子穿上花布衣裳，编好俊俏的辫子，再扎上各种颜色的线头绳；男孩被大人收起了平时候在家穿的开裆裤，穿起了过年才拿出来的平裆裤。为了遮上头顶留有辫子似的一小撮长毛，男孩子也会戴上“卡叽色”帽子。上街的成人往往也要把整洁得体的衣服穿上，就怕街上人笑自己太土。

船开动时，舱里已经挤满大大小小的男女老少，乱哄哄，嘈杂一片。舱里的地面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瓜子壳和彩色糖纸。船后头的挂桨声震耳欲聋，“嘟嘟嘟”地破开一片片宁静的水面，溅出白灿烂的水花与浪头，浮萍与水花生一荡一漾地让到船的两边。我迎着窗沿向外看，阵阵凉风伴着点点浪花扑面而来。远处帆船幽幽驶过，岸上偶尔还有一两个纤夫猫着腰拉着船，蜗牛爬行般地往向前缓缓行进。河里成群的鸭子一趟趟又一趟，在船浪打来时，急匆匆地在岸边芦苇荡里躲闪。

一个时辰后，大“戴窑”轮廓浮现在眼前，高耸的烟囱上刷有“戴窑棉加厂”大字、齐刷刷的厂房丶粮库整齐地躺在河边，沿岸的码头边成百上千的船只挤挤挨挨在一起，有卖木料丶大缸的，有卖猪饲料丶渔具的……

平生第一次“上街”，未免有些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在“街上”人面前出洋相、露马脚，这里可不能像平时在村中粗野奔跑、大叫大嚷，甚至乱甩鼻涕、瞎吐痰。我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知所措，既有来见世面的兴奋，又有针扎似的拘束，浑身不自在，总感觉这不是我呆的地方。宽敞的百货商店、拥挤的国营饭馆、嘈杂的茶楼面馆、花花绿绿的衣装、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旧式徽派建筑群、挑水人路过后被淋得湿漉漉的石板路，还有商家一双双陌生、锐利甚至有点挑剔的眼神，让我这个从土里长出来、水里泡大的孩子躲闪不及。

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新奇的杂货和南来北往的人。我腼腆地跟在小舅舅后面，沉闷不吱声。看着小舅舅的宽大英俊的身影，还尚有些安全和自在。小时候我与这个最小的舅舅亲，他最幸运也最不幸运。他因为兄弟多，生活紧巴，在他奶奶和妈妈的劝说下，九岁就替代死去的弟弟，过继给了他亲叔（膝下无子女）。在他原来的家里我妈妈是他唯一的老大姐姐，我妈成家后，就格外照顾他。他和我妈关系也好，十八九岁时，他已经在这个“街上”东头的农机厂工作。以前在新家常常受他新妈的挤兑，一受气就喜欢往我家跑，借酒消愁倾诉个中哀愁。后来工作了，他也常常周末骑自行车，带上他心爱的气枪到我家，带我去屋后“西山”打麻雀和野鸽，我跟在他后面屁颠屁颠地捡拾坠落的野鸟。舅舅把野味炸给我吃，鲜香无比。

小舅舅带我到理发店剃了头，逛了街，吃过喷香的包子和馄饨，感觉里面的肉馅和汤特别香。那时候在农村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尝到这等美味，不知道多开心了，一会儿狼吞虎咽下去了。饭饱后，舅舅带我到那个国营棉加厂的大澡堂洗澡。我哪见过这等大场面，高大的澡堂里雾气腾腾的，一个个魁梧健硕、赤身裸体地拖着木屐，在水泥地面踏出的霹雳吧啦声响。嗡嗡的说话声，放大了若干分贝，让人烦躁。蒸笼似的池子里漂浮着浅浅的肥皂油脂，伴有毛巾捂了好久才有的味道，闷沉沉的，脑袋缺氧。我极力想要出去透口气，可还是被小舅舅劝回了。可是一看到一个个成人一丝不挂的白皙肉身和下体黑沉沉的毛，马上就把我这个从来未见过世面的乡里孩子吓着了。

尴尬、不悦的感受从此而生，到现在也不喜欢直面公共澡堂。记忆还在，还那么深切。

小舅舅工作以后，在戴窑农机厂车间认了个干爹，干爹家有四个姑娘。那次舅舅把他干爹的老四介绍给我认识，可能因为她岁数和我相仿，为了让我在“窑上”那天能有个伴儿。那天我第一次见到街上的姑娘。她皮肤雪白粉嫩，举止文雅，也有点半遮半掩的感觉。日中正午我蹲在河边码头，她半依着树。一问一答聊开了，孩子间的默契是有天生的，孩子看到孩子会更放松、更亲近。

记得她的名字叫“小爱”，我和她似乎没聊什么，但举止动作又好像聊了些什么，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城里姑娘是那样文气和优雅。我更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一味地害羞紧张，还有些好奇和羡慕。对于八十年代的城乡之间，还有一道无形的门隔离着。户口本上和人们的心里还清晰地烙着“居民”和“农民”有别的烙印。

之后见过她一次，她已长成大姑娘，还是那个低调不张扬的文雅姑娘。再后来我考入了师范，从小舅舅嘴里知道，她后来跟随在文工团转业的二姐到连云港读大专，毕业以后嫁给了医药公司的经理，生活无忧且幸福。

“上街”是我向原始性的土地第一次背离，也是外界无限花花世界，向我召唤的第一声。那里有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文明的雏形。

也正是这样跳“农门”的“破窗”之旅，激发了我脱离土地的原始冲动。冲破“农民”与“居民”壁垒和数百年世代土地的束缚，去探索充满无限可能的大世界。

忆起《红与黑》里的台词“对于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对世界的憧憬，以及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是压倒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