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1年第8期｜朝颜：匾事（节选）

朝颜：江西瑞金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第十六期全国中青年文艺人才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作品》《散文》《美文》《散文选刊》《新华文摘》等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入选《21世纪散文年选》等选本，有作品译介到国外。获得骏马奖、《民族文学》年度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

 

匾 事（节选）

朝 颜

一

“升，再升，好——”年届古稀的萧天长仰起脖子，目光定定地盘住那块正朝高处一寸寸抬升的匾额。

那是一块“博士”匾，厚重的原木，朱红的底漆，烫金的大字，肩头披挂一朵硕大的红花。吉日、良辰、美酒、欢聚一堂的宗亲，一切都是充盈着喜气的。他望着它，不知从何时起，眼睛里竟噙住了晶莹的泪花。他感到心中有什么东西也在缓缓地升起，究竟是什么，一时又说不清楚。

两个年轻人踩着人字梯徐徐拉动手中绳索，所有人都被高处的亮光牢牢吸引，他们停止喧哗和笑闹，神情肃穆，目光顺着匾额升起的方向缓缓攀爬，像看着一轮圆日渐渐跳出东方，四散它的光芒。钻进祠堂凑热闹的几只狗仿佛也被这庄严镇住，愣怔怔地站着，不再四下里闻闻嗅嗅争相觅食。

不多时，沉重的“博士”匾在萧天长的指挥下，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在了祠堂的椽子上。“博士”二字，是他亲手书写的，方正的楷书，透着他一贯的书风：端庄、温厚、雄浑。博士的身份，本就拥有站在塔顶，被常人仰视的光环，而好的书法，又加深了它的文化内涵和欣赏价值。

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萧天长差不多已经忘记自己主持过多少场挂匾仪式了。光是这偌大的萧氏宗祠，就悬挂有堂号匾、功名匾……林林总总几十块匾。他挂过“义勇参军”匾，也挂过“人才辈出”匾，还重题过族内遗失的清代“翰林”匾。光是“博士”匾，也已经是第三块了。

但是这一次，他总觉得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情绪环绕着他、推升着他。这是上午九时，一天中最光亮最美好的时刻，他看见祠堂的天井上，斜斜地漏下一方淡金的日色。文化馆和非遗办的人看着他，一台摄像机对着他，这是第一次有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体参加的挂匾仪式。他执拗追寻了三十多年的赣南客家匾额习俗，似乎已经不再是民间的事情，不再是他一个人孤独的守望了。

站在他面前的艺术学博士萧艳平胸前佩着大红花，从头到脚都裹着春风，那么意气风发，那么卓尔不群。有资格在祠堂悬挂匾额的人，不多，萧艳平无疑是宗族中的佼佼者。

按照辈分，萧艳平应该是他的侄子。恍惚中，他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自己，看到被梦想鼓胀过的短暂时光。那时候，整个会昌县仅有九十名高中生，他是其中之一，还担任着团总支书记。他的成绩像锥子一样冒着尖，好像随时都能把世界戳破。他带着天之骄子般的豪迈，正踌躇满志地期待高考的到来。然而命运之手并没有按套路出牌，他的大学梦被击得粉碎。他常常想，如果时间穿越几十年，允许他生长在这个时代，以他的聪颖、好学，那么今天祠堂里悬挂的“博士”匾里，是不是也应该有他的一块？

谁知道呢，但阴差阳错间，他竟和匾额结下了不解之缘。

掌声、欢呼声将他的思绪拉回到现实。萧艳平博士正手持话筒，立于祖宗的神龛前，追怀先祖，抒发志向。讲稿是萧天长事先就看过的，通篇文言，字字铿锵。他欣喜地看着萧氏的好儿郎，一个个将文化基因带进这座祠堂，又递交给那些前来观看仪式的少年、孩童，甚至襁褓中的婴孩。

他对家族里走出的大学生、硕士、博士几乎如数家珍。他是萧氏宗祠理事会的副会长，每年夏天，理事会都要为氏族里新晋的大学生们举行庆典，他总是那个最积极也最忙碌的人。安排仪式，张罗酒席，归整秩序，这是属于南方也是属于学子的收获季节，他听着鞭炮在祠堂门口噼里啪啦地炸响，就像听着年轻时的理想在一节节脆响。虔敬献花的孩子、被隆重请到台前的有成学子，以及他们那被骄傲涨红了脸颊的父母、祖父母，戴着大红花拍摄全家福，还有争相前来祝福的宗亲们，这充满仪式感的场景，总是像投进湖水的石子，激起他心中一阵阵晃荡的涟漪。

对命运的击打有多么不甘，萧天长就有多么热衷于宗族里教化育人的事情。

崇文重教、敦宗睦族，正是客家文化最根基的部分，也是客家人千百年来骨子里最看重的东西。

自宋元以来，中原地区战争频仍，生灵涂炭。饱受乱世之苦的萧氏一脉，先后从山东兰陵县一路南迁，最终选择了地理位置深僻，自带天然屏障的赣南，就此落地生根，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之一部分。客家萧氏，尤以会昌县分布最为密集。在会昌县白鹅乡，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围屋，记录着远去的萧氏先民抵御外敌、步步为营的真实生存过往。南迁人群中，多有士族望族，他们似乎始终携带着祖宗的密码，所到之处，无不修筑宗祠、延续家谱、重温祖训。求学、功名、出仕，成为他们光宗耀祖和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选项。

环顾这宽敞而幽深的萧氏祠堂，三进三厅间，悬挂最多的正是功名匾。每一块匾，都由萧天长一笔一画、一刀一凿亲手制作。

庆功的酒宴开始了。十几张圆桌铺开在祠堂各处，人头攒动中，狗加快了在酒席间奔跑和争抢的速度。正午的阳光自天井和明瓦倾泻下来，热闹的人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萧天长红光满面，一次次举起了酒杯。

这一天，他醉了。

二

从会昌县城，穿过一条条被居民自建房挤得窄小密实的巷子，拐弯，再拐弯，便寻到了萧天长的那一幢楼。屋侧的空地上，有母鸡在啄食。上年纪的老人，带孩子的妇女，搬张矮凳，摇把棕扇坐在屋檐下闲话家常，其情状与乡村生活并无太大差别。

这世上，总有许多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脱不了生命原初打下的烙印。其顽强的属性，类似于基因的序列，如此严谨而微妙，没有人能够随意篡改或者剥夺。客家文化的生长、散播以及传承便是这样，任千里万里的地域距离，任千年百年的时光隔膜，终归没有什么可以令它消隐、毁灭。

迎头瞥见大门前一副手书大字对联，忽地让我心头一震，感到一种气势在空气中张扬、弥漫。联曰：“云喷笔艺腾虎豹；风翻墨浪走蛟龙。”好生大的口气。笔画的枝枝蔓蔓间是掩不住的洒脱狂放，让我不由想起武林高手放大招或孙悟空翻筋斗的样子。想来，这便是萧天长的自题了。

楼梯侧墙上，一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南客家匾额习俗传习所”的铜牌高挂，安静地俯瞰着人世。一九四九年出生的萧天长，是目前唯一登上名录的代表性传承人。

孤独吗？艰难吗？也许。

在这块牌子挂上萧天长住宅之前的几十年里，他只是一个人埋头题啊写啊画啊刻啊漆啊，他只是迎来送往，满足着民间所有找上门来的人们对匾额的需求。他与木头、刀具、笔墨、油漆、金粉和民间的各种规制打着交道。他帮助人们将喜事吉事办得隆重而体面，却从来没有将自己上升到非遗传承人的高度上看。他只是时常忧心忡忡地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一门古老的手艺，这来自祖宗的习俗，千万不要失传了。”

他一个人，掌握着匾额制作的全套手艺。也即意味着，民俗、古文、书法、绘画、纹饰、雕刻、泥金、堆灰、上色……所有和匾额相关的技艺，他须样样精通。我们说，一个人要能精通一门艺术，需要付出超乎常人多倍的努力。如果没有长久而深刻的热爱与执拗，如何能练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多面手？

萧天长的书房很大，二楼，一百多平方米的宽阔厅堂，全是他一个人舞文弄墨的世界。几张大书桌连在一起，差不多可以通过一辆大卡车。环顾左右，墙上、桌上、地上，尽是书、联、画、印和匾，还有堆成山的宣纸。他给自己的书房也挂了一块匾，上书“墨兰斋”。墨兰，是兰族的名贵品种，淡墨色的花，有淳厚的幽香。想必，他是时刻以一个笔墨君子的形象自持的。

萧天长的老妻端来热茶水和切好的瓜果，不多说一句话，轻手轻脚退出了书房。她好像在用身体语言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男人的世界，她不懂的，便不干涉。萧天长自足地笑：“真的，结发几十年了，不管我做什么，有时连外人都说我瞎折腾，她从来没反对过我。”纯朴、贤淑，是客家女人对待婚姻的本真态度。她们在席上敬酒，往往不会有太多套话，最喜欢说的祝福语是：“助夫，助子，助自家。”如此简单、直接而干脆，那是她们衡量女人是否宜室宜家的不二标准。

攀谈丝毫没有我预想中的困难，萧天长虽年过七旬，仍有硬朗的身体、挺直的脊背、浓密的头发，思路清晰得像捋顺了长的禾苗。很多时候，不是我引着他讲，而是他拽着我走。真的，最近几年，他面对的媒体实在太多了。那些朝向光明的话语，随便一出溜，便可以是一长串。况且，七十年漫长的生活，他肚子里攒下了太多的过往，触到任意一丝火星，他都可以将其点亮，烧起一把火来。

我要把风筝的线收回来，扯着它，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回到命运最初的玄机里去。

公元九百八十二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会昌置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位于县境西北的白鹅乡，独得武夷山西麓的厚重，一条贡江水绕着山坡、田野和村庄慢悠悠地流啊流。转眼，萧姓人在白鹅乡就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会昌萧氏一脉秉承客家传统，读书之风甚厚。其间，代出士人举子。如清嘉庆年间，便有萧万昌高中进士，获授“翰林”匾。

萧天长是骄傲的，他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是真枪实弹战斗过的飞行员。一九五四年，父亲复员回乡，带回了全村人都没有见过的玩具、连环画，还有一大堆砖头般厚实的书。更重要的，他带回了与农村所有父亲不一样的育儿理念——多才多艺为上品。“在那个年代，父亲的礼物相当于原子弹，稀罕啊，小伙伴都围着我，以我为中心。”他从没忘记，当年一个农村孩子，曾拥有过多少超越同龄人的自豪。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便注定了萧天长一生都要朝着父亲援引的方向大步狂奔。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打打闹闹，而他，只喜欢清清静静地读书。大一些的时候，他去了县城，上跃进班，一次次地跳级。人心乱哄哄的，而他嗜书如命，点着煤油灯读，避开嘈杂处读，就是捡到一张有字的纸片也要读完才罢休。连学校食堂的师傅都啧啧称奇：“大家都在玩、在跳，就你一个人在读、在画、在写，怕是要读出一个大学生来哟。”

校长是将他当作全县的苗子来培养的：“我就是送，也要把你送到大学去。”梦想灌浆，未来可期。他又何尝不是遥望着浩瀚远方，暗暗在心中鼓足了风帆呢？

只是，时势却将他送回了白鹅乡，以一个知青的身份，重返命运的来处。

三

萧天长回归时，发现一种刺目的空荡和荒芜，像一只被戳破的气球，瘫软在天空下。俯仰间，原本无处不在的匾额已无迹可寻。

今天的会昌县，需要用一座百匾堂来修复那一场悲伤。那些明清时的匾额，那些伤痕累累、硕果仅存的匾额，终于回归了一块匾额应有的庄严，高高地悬挂在宽阔敞亮的厅堂里，被瞻仰、被怀念、被意义充满和环绕。它们立在这里，沉默不语，又似有千言万语。

我在一块“进士”匾的前方站定。准确地说，这是一方门板大小、色泽暗黄的木头。现在，时间终于赋予了一方木头安静的情状，它不用被抬去做猪栏门、牛栏门、厕所门，不会被随意地扔在沟壑间充当独木桥，被千万人肆意践踏，也不用横陈在肮脏的长凳上，供人们剁猪草、宰牛羊……只是，那些属于匾额的油漆已经剥蚀殆尽，甚至，阳刻过的“进士”二字，凸出部分也已磨平殆尽，只能用黑色的墨水在字的四周勾画出形状。只有那些刀斫的凹陷、钉锤的痕迹，还历历在目。

我伸手摸过去，又像触电一般弹回来。它的斑驳沧桑，它的永无平复可能的伤口，硌疼我了。然而它终究又是幸运的，至少，没有被锯掉，没有被焚毁，没有在时间的深渊中彻底沉没，浮到了今天的水面上。

我分明感受到了它的体温和气息，还有一个清代官员对晚辈学子真诚的溢美与鼓励：“钦命礼部左侍郎督学江西部院加二级记录二十八次王宗诚，为明经刘其凤立，道光元年辛巳岁冬月吉旦。”

它曾经是一块多么风光讲究的匾额。

木材，是上好的杉木。这种在赣南到处生长的树木，树形修长笔直，木质坚硬柔韧，不易缩水变形。精工细做的匾额，是要杜绝杂木的。匾额的四边，雕刻着精美的花草纹，画工线条流畅，弧度和伸展都那么自然贴切。尺寸的选择，是避祸择吉的。匾头的字数，按照过四字黄道“富贵贫贱”的讲究，末尾恰好落在“贵”字上。

题匾人王宗诚，是清朝的大臣，乾隆四十七年钦点的探花。官场的跌宕沉浮，成就了这一次历史性的因缘际会：道光元年，王宗诚因受处分被降为提督江西学政，认识了会昌县的儒学恩贡生刘其凤。那时候，明经进士正是贡生之美称。王宗诚为刘其凤欣然命笔，留下了至今仍可窥笔势之浑厚的“进士”两个大字。

刘其凤家族曾经用多么虔诚的姿态接过并悬挂起这块匾额。

他们需要选择吉日良辰，筹备一个隆重的挂匾仪式；他们需要抬着这块匾，伴着齐鸣的鼓乐行走在清代的街巷中，进行热热闹闹的游匾；他们需要宰杀一头肥猪，将猪血抹在匾额上以示祭匾；他们还需要为匾额蒙上一块红布，请来德高望重的人揭匾……那时，一定有成百上千的乡民跟随在游匾的队伍中，祠堂外一定有鞭炮热烈地鸣响，一定有许多人拍手相庆、啧啧赞叹，一定有长辈谆谆地教诲着家中的晚辈发狠苦读、博取功名。直到一块“进士”匾不偏不倚地悬挂在祠堂的椽子上，长久地供世人仰视和膜拜。

不用问，在崇尚读书出仕的赣南客家，这样的一块匾额，曾经为一个家族赢得了多少荣耀，曾经激励过多少少年捧起四书五经，不分昼夜地吟诵书写。

百匾堂里，还有当年的乡绅周鸣鹤题写的“德溥乡邦”匾，有明世宗嘉靖八年殿试钦点状元罗洪先为会昌县著名士绅胡庄溪题写的“庄溪草堂”匾，还有清同治七年状元洪钧为会昌县儒学生萧兴扬的父母题写的“齐眉昌后”匾……千百年民俗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脉络，以匾额为载体，似潺潺流水，浸润着客家大地。无论是表彰善德名望，标榜科举功名，宣扬慈贤节孝，光大祠堂宅第，还是互致寿辰祝福，匾额都以庄重之姿、雍容之气，赋予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

由什么来说出它们背后的故事？那一笔一画刻下的名字，那名字背后泛着热气的人，他们是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他们是一品大员、七品知县、县学教谕、普通士子，他们还是生活在民间的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孙后代……他们用美好而简洁的文字说出毕生的追求和向往，说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憧憬，说出对世风德行的期冀与自律。

置身于匾额的丛林，我一一见识那些竹签、补丁、印鉴、纹路，琢磨每一块匾额雕刻的工艺、字数的讲究，思考诸如“青衿继美”“有敬姜风”等词语内里的要义，还有题匾人与受匾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我知道，如果要一一追寻每块匾额背后的文化与故事、历史的迁延，也许用上一生都未必能够完成。

这一百块匾额，仅仅是在历史星河中闪亮过的极其微小的部分。

四

执着如萧天长，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匾额的痴迷和打捞。

他的仓库里，恭恭敬敬地摆着几十块收集到的旧时匾额。那是时间遗留的宝物啊，他像寻找失散多年的孩子一样，将它们找到、清洗、还原、供着、奉着。有文物贩子找来，出高价收购，他不给。“已经无价了。”他说。

他清楚记得，老家进行村庄整治时，旧的房子被推倒，赫然露出了许多经年未见天日的匾额：“痛心啊，有的被虫蛀了，有的被腐蚀了，有的成了朽木，有的字迹全都模糊了。”

它们究竟是被随意丢弃，还是被有心人冒着危险藏在暗黑的空间里，耐心保存以期盼重见天日的一天？没有人说得清了。只是时势的动荡不安，命运的颠沛流离，在人世中翻滚的艰辛，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萧天长的能干有目共睹，一返乡，就成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然后又参加了县水电站万人大会战，因其能力突出被调到工程指挥部政工组，之后又到县委秘书处工作，直至升任县委办主任一职。萧天长的聪明也是少有人及的，他甚至一个人发明了土法的红黄蓝三色套印，用最简陋的油印机，办出了民间鲜有的彩色报纸。《工业学大庆》《工地战报》，他办得轰轰烈烈，自己撰稿，自己刻板，自己印刷。因为名声在外，《江西日报》的记者来采访他，为他发了一大版的通讯稿。

时间弥合了许多疮疤，包括父亲的英年早逝。命运是一片汪洋，他曾经身不由己地在深水中沉浮，也曾经用尽全力与风浪搏斗。多少年之后，他终于浮上岸来，看着那潭深水安静地向东流去。

萧天长觉得，命运无情地嘲弄过他，但对他的馈赠其实并不少。比如回乡之后，老木匠萧先阳给予了他对木工之美的最初启蒙，比如长期书写大字标语为他的书法榜书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办油印简报对他的雕刻绘画产生了长远影响。这些，都是制作匾额缺一不可的技艺，并直接促成了他对匾额习俗一生的钟情与热爱、传承和流布。

将时光回溯到一九六八年的白鹅乡，十九岁的萧天长站在堂大伯萧先阳面前，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闻名于四邻八乡的老木匠做木工活，看着刨子将坚硬的木头变成柔软的木花，看着洁白的木花卷成团，在地面上堆叠、弹跳。木屑纷纷扬扬飘起，又簌簌跌落，铺出厚厚一层软地毯。他嗅到了温暖的气息，那是木头的清香、木头的丰厚，将老木匠缠绕，将他缠绕，将村庄缠绕。

其时，萧先阳正在打造一架水车。萧天长发现每一件愣头愣脑的木工工具到了老木匠手中，都像孙悟空舞动金箍棒那样灵活，那样充满生气。眼见他不紧不慢地砍着、削着、锯着、刨着，一根粗笨的木头，就成了一块块光滑而细腻的构件。他造出的水车，不仅仅是具有使用功能的引水工具，更像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在白日下闪耀着光辉。他还改造打谷机、耕田机等各种农具，每一次改造都充满了独特的创意，不仅改进了内部功能，又无限讲究外在的美观。

在萧天长眼中，老木匠已不仅是一个匠人，还是一位艺术家。他被这艺术迷住了。

幸运的是，萧天长的父亲，恰好为他留下了一套木工工具。不够的，自己再动手制。后来他想，热爱一切创造性的折腾，也许正来自骨血里的继承。没有行拜师仪式，在他心里，萧先阳俨然已是他的师傅。他喜欢暗暗地观察、琢磨，暗暗地跟自己较着劲。不懂，就问，再不懂，就买书来学。一边上着班，一边利用工余时间敲敲打打，从最简单的钉板凳开始，逐渐过渡到制作复杂的手工艺品，没想到，居然学成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当萧天长重新走在白鹅乡的村道上，湿冷的季风送进鼻腔，他感到空气中有一种清新的味道。有什么在悄悄地蛰伏，又有什么急切地要在这个春天苏醒。

五

赣南的春天，蒲公英和紫花地丁贴着地面轻柔摇曳，油菜花铺天盖地地炫耀着它们盛大的金黄。四季常绿的杉树，这时候也抽出了一串串新的嫩尖儿，天气暖和起来，它们又要往高处拔一节了。

萧天长打量着房前屋后临风玉立的杉树，他由衷地喜爱它们优美的树形，喜爱它们总是踮着脚尖，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拼命地往上长。这些都是木匠的好材料呀，做房梁、做椽子、打家具，哪一样少得了它。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自己一辈子用杉木做得最多的，是匾额。

世界的变化，恰似“忽如一夜春风来”。一些禁锢不知不觉地消失不见了，一些村民渐渐找上门来，要萧天长为他们做祖牌神位、宗祠匾额，重新供奉起来。那些跨越数个朝代，年长月久积淀下来的民俗文化从来没有死去。村庄里的祠堂祖庙渐渐被修复，他们需要像原来那样祭拜自己的祖先，需要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来临时，在祖宗的面前热闹操办，把头牲酒果摆在祖宗的画像前，把幸福的希望和悲伤的哭泣都说给祖先听。

为什么找萧天长，原因很简单，他们觉得萧天长有文化，又会做木工。除他以外，周围再难找出一个行家里手了。起初的匾额制作，并不是轻而易举、信手拈来的。除了木工活，还有题字、雕刻、绘画、上漆等各道工序，又有尺寸的讲究、挂匾的习俗，哪一样都不能出差池。这些，村里的老木匠不全懂，方圆几十里，更没有人懂。

一个人的才华，就像生来茁壮的种子，总要在某一个地方撑破土层，冒出芽尖，长出根茎和枝叶来。

来自民间的不竭需求，铸就了萧天长命运中最深刻的契机。没有师傅，他就找来旧时匾额，买来相关书籍，像挖掘宝藏一样，一寸一寸地深入进去。那分明是一座富矿啊，口子一旦掘开，他立即被匾额悠长的历史流脉，及其内里蕴藏的巨大乾坤勾住了魂魄。

回到一条大河的源头处，我们看到最初的那一汪洪流豪迈奔涌，携着一股王家之气，从高处俯冲直下。

关于匾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萧天长发现，天下第一位题写匾额的人，竟是他们上祖的萧姓人氏——西汉开国功臣萧何。张怀瓘在《书断列传》中记叙了他题写匾额的故事：“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百年），萧何大笔一挥，写下了“苍龙”“白虎”两关之匾额。可以想见，这位善于篆籀的政治家必定多才多艺，书法功力深厚。一国宰相，力透纸背，如巨龙腾空，如猛虎下山，写出了江山之气势，写出了大丈夫之威武，以至于观者如流，赞声不绝。

最初的匾额，是高居于庙堂之上的。在宫殿、城楼、关隘、府衙等雄伟建筑悬挂匾额，既为美观装饰，又彰显气势威仪，极具指点江山之意。每一块匾额的出现，都有其事件根由，又都是当朝的大书法家所题，并且，文字皆为大字榜书，笔势雄浑，厚实稳重。故而匾额既是研究历史，又是承习书法的极佳文化载体，正所谓：“以匾研史，可以佐证；以匾学书，可得笔髓。”

此后的两千多年，匾额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进程。从形式到功用，从内涵到规制，都似河流的分岔，产生了大规模的扩展延伸。但匾额真正从官用转入商用和民用，由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则是在宋代完成并达到一个高峰的。摊开《清明上河图》，便是摊开一个商铺匾额的缤纷世界。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在林立的商铺正门，无不悬挂着方正的大字匾额，它们以醒目的姿态，招摇着商铺的特质。

至明清时期，匾额之兴盛已可用无处不在来形容。从楼、台、亭、阁到轩、榭、堂、馆，匾额与建筑进入了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之境。以至于今天我们走进几乎任意一座古建筑，都会发现高悬的匾额上，似乎有一双目光流盼的眼睛，告诉我们属于这座建筑的庞大秘密，比如主人的身份气质和处世态度，比如年代的远近、职务的高低、家族的兴衰。无论是一座高大的建筑、一幢威武的牌楼，还是一处宽阔的园林，如果没有了匾额的装饰和映衬，总让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空，没有血肉，没有温度，也没有灵魂。匾额，真正将中国古典建筑与文化珠联璧合了。

如果要为匾额的传播流布画出一条轨迹，它必定是自上而下、由北向南的。

与福建、广东、湖南三省交界的赣南，是客家先民驻足的第一站。随着北方士族的大量南迁，匾额习俗也从中原迁延到了赣南。地理交通的制约以及生存繁衍的需要，使得他们大多聚族而居，这便为匾额习俗在赣南的演化埋下了伏笔。

从留下的众多古代匾额可以窥知，明清时期，匾额在功用上除了建筑装饰，已大量演化为礼仪规范的载体。无论是皇帝对臣民的赏赐，还是民间的礼尚往来、文人雅士的自励警勉、官吏对下属的嘉奖或同僚间的酬赠，都离不开匾额这一表现形式。这个时期，正是赣南客家文化经交融渐至稳固的时期。

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祖业、祖地的赣南客家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文化火种和基因的追寻与复原。为着寻根问祖、凝聚宗族力量，赣南客家人以姓氏血缘为纽带，大量修建宗祠、族祠，枝蔓分明。他们在祠堂里悬挂的堂号匾，则清楚地道明了先祖的来处，如萧姓的“心传堂”、黄姓的“江夏堂”、周姓的“成德堂”……

走进赣南，你会发现，从斋堂雅号到官府门第，从修身立志到旌表贺颂，匾额文化已深刻渗透到客家人生活的每一处肌理和细胞。随着他们在南方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其形制又日臻充实完备、规范考究。再后来，逐渐衍生出教化乡邦和乡村管理的功能。

一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宛如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从萧何到萧天长，是天意吗？是宿命吗？萧天长不知道。

六

一九八三年，会昌县唯一一家制作匾额的门店开业了。店主正是萧天长。

在这之前，到处都有打听做匾额的人，可是找不到。“没有了，恐怕就要失传了。”一些老辈人摇头叹息道。萧天长下了决心，要把那些折断、丢失的东西，一点一点赎回来。

一个关于文化和未来的梦想重新升起，他知道，这一次要走的，是一条维艰之径。这时候的他，多么年轻，多么孤独，又多么固执，像一个手持利斧的人，在已经荆棘遍布、密密封锁的古道上，重新劈开一条路来。

与之相伴的，时常是艰苦、危险和懊恼。

写榜书，是萧天长的拿手好戏。从前的祠堂庙宇匾额，经常要请书家现场书写，腰上绑着绳索，登上长长的梯子，悬在高处，一气呵成，不容有半点差池。父亲从高处摔伤，四十七岁逝世，是萧天长内心挥之不去的隐疾。他一次次强硬地制止父亲面容的浮现，一次次克服身不由己的战栗和惊惧。

他写过的最大的字，现在还嵌在会昌县珠兰乡雁湖村的山岭上。每个字，直径接近十五米，恢宏大气，一天只能写两个。有时候，他举着扫把，粗犷横扫；有时候，他拿起刷子，精细研磨。那饱蘸着油漆的“果丰民富”四个大字，鲜亮亮地敞着怀，仿佛是大地对天空发出的宣言。

“现在，写不动了，也没人敢站上去写了。”萧天长唏嘘感叹着，“很多程序都改成机器操作了，连雕刻也是。哪像从前，一毫一厘都纯粹靠手工。”这几十年，学着他的样开店的有十几家，但真正能掌握匾额深刻内涵和全套技艺的，还是稀有。

萧天长对于匾额的要求严谨到了极致，因一字而废全匾这种事，就他狠得下心。十几天的汗水浸泡，昂贵的工料成本，他可以做到说弃就弃。某年小密乡有人请他做一块匾，好不容易大功告成，送到人家里，他忽然发现匾头少了一个字，不细看是发现不了的。但是他没有将错就错，而是立即收回重做，声明损失全部由自己承担。

在骨子里，萧天长仍旧是一个读书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无疑是他为人处事的准则。

那一次，他几乎是耗尽全力，日夜赶制，终于在客户喜庆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悬挂。前后多次的远途往返、主家的怨言，加上费工费料，让他饱尝了尴尬的滋味。此后，废匾事件几乎再没出现过。事故于他，是教训，更是慢工出细活的一条标尺。

一个不停为他人刻下丰富内涵的匾额的人，又何尝不是在完成自体的修身养性。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先是会昌县周边的瑞金、于都、寻乌，再后来，广东、福建、河南，甚至香港、澳门、台湾也有人找过来了；有部队的司令员，有省政协副主席，有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有毕恭毕敬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要他亲手题的字，亲手做的匾。络绎不绝的求匾人，总是以客家人居多。用客家话讲，就是“很着兴”。祖宗堂号、乡规民约、家风家训、德行善举、功名福禄，都是他们挂匾的因由。

萧天长亲手制作的匾额，像天女散花，开遍了大江南北。他渐渐觉得，一度被拦腰斩断的客家匾额习俗又回来了。那是祖宗的乡愁，带着墨水和木头的香味，重新弥漫在赣南的大地上。

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还是那么鲜明；他们对老庙和祠堂，依旧充满了敬畏；他们尊长爱幼的民风，仍然没有改变；他们恪守的伦理纲常，照样不可撼动。每当隆重的时刻到来，他们还会像从前那样，扑通一声跪拜在祖宗的面前。在金钱至上、充斥着私欲私利的世风之下，赣南客家人凭借一种代代相传、历久弥香的文化传统，护住了那一股源自上古的清流。

萧天长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技艺日臻炉火纯青的老年岁月里，他还会遭遇木头的难题。几十年了，与杉木朝夕相处，早已如同身体发肤，他熟悉它的气味、纹路和脾性，也将生命的一部分揳进了杉木中。可是现在，压制的板材大量涌入市场，人们正竭力将居室装饰得越来越豪华、精美，而上好的杉木已经难觅了。人类砍伐的速度远远快于树木生长的速度，原本丛丛簇簇的杉木，在赣南锐减。十多年了，萧天长已经找不到成材的杉木，市面上所见的杉木板都是由嫩木拼接的，一刀刻下去就起了毛刺，雕刻出来的匾额，再也无法呈现厚实、光滑、美观的效果。

他是抗拒杂木的，他觉得，杂木配不上匾额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也配不上他的手艺。无奈之下，他试验过用红木代替，一块十平方米的巨型大匾制作出来，看着那样端庄、稳重、气派，却在挂上去一个多月便崩坏了。最后的折中方法是，红木只用于制作小规格、大厚度的匾，并采用通体做漆的办法，减少木头受潮受热的机会，这才解决了崩裂的难题。

乡间长寿的老人是一年比一年多了，前来求寿匾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旦匾额发生开裂崩坏的情形，总要被看作是不吉之兆。萧天长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在自己亲手做的匾额上。因为，每一位百岁老人，都是整个宗族的荣耀，老人的子孙后代是那样虔诚地敲锣打鼓，迎它、挂它、信奉它，并祈求它福佑家族里更多的人。

他的手工，他的缓慢，他的考究，赢得了多少民间的信赖和长久的需要。

然而时间终究不饶人，萧天长感到他老了，渐渐力不从心了。匾额制作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他再也不能彻日彻夜地劳心劳力、赶工赶时了。二〇一四年的一个春日，他戴着老花镜躬下身，一双骨节粗大的手在木头上灵活游走，一笔一画，一刀一凿，一研一磨，完成了最后一件手工雕刻作品。然后，起身离开操持了三十多年的“美境工艺室”。

他背着一个随身多年的旧工具包，从那条大街的门脸前抽身，身后响起隆隆的机器声，木屑纷纷扬扬。他知道，现在的匾额制作，早已从纯手工过渡到以机器操作为主，书法、雕刻、装饰无所不能，即便是充满文化意味的题词，也可以在网络中随意搜索到。

“很多人做匾都不讲究的。”萧天长说到这，是叹气，是惋惜。英雄迟暮，那种悲壮，也许无人能懂。在经济大潮无孔不入的冲刷下，从前慢的匾额时代结束了。

七

沉甸甸的接力棒，交到了萧伟明手中。

当全中国众多非遗面临传承乏力、出路艰难的困局，纯粹依赖财政支撑为继时，我们发现，萧天长从一开始就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以师承的方式，织就了一条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纽带。

在将断层的客家匾额文化接驳回历史的长河后，萧天长不能不考虑传承这一无法回避的命题。他想着，一把种子撒下去，总有一株，根子会格外正，枝干会格外粗壮。历史的偶合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这一次，仍是萧姓子弟。萧伟明，是他最看好的一个徒弟。

萧伟明几乎走着一条和萧天长同样的人生之路。二〇〇二年高中毕业，大学之梦折戟，贫寒的家境等着他去撑起。彼时，年轻人纷纷朝沿海城市拥去。打工、挣钱、回家盖房，几乎成为小地方的人固有的生存模式。

而他却下意识地挪动了步子，朝萧天长的匾额店走去。他的心里揣着一只不安的兔子，忐忑地跳：“萧天长是有大名望的匾额专家，他会收下素不相识、身无长技的我吗？”当萧天长问他为什么想来学徒时，他的脸泛着羞怯的红：“因为喜欢。”单是这一句，对萧天长来说，便足够了。

从事匾额行业多年，萧天长收过的徒弟以几十计，多数人是抱着谋求生计的目的来的。萧天长不想勉强年轻人，总是让他们先跟着适应一段时间，然后，来去自由。匾额制作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有的年轻人吃不得苦，学着学着就离开了。

哪里有祠堂，哪里就有匾额。萧伟明第一次跟着师傅下乡，就是为一座祠堂现场题写匾额。榜书，讲究的是古朴雍容、端庄稳重。他看着师傅运笔从容，一气呵成，将汉字之美之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仅这一次，师傅精湛的书艺和受人尊重的威信带给他的震撼，就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原本，他也想着先试试看的，但是那一天，在匾额高悬、庄严肃穆的情境之中，他忽然觉得，客家人骨子里的血液和基因在翻腾、在飞升。他想起小时候曾以仰视的目光看见过萧天长。他穿街走巷跟在大人们身后，看着他们敲锣打鼓去送匾，而大踏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萧天长。那热闹，那排场，那气氛，至今让他心里感到热热的。他还发现，一块匾挂上一户人家，那家人的腰杆便挺得更直了，似乎为人处世也更讲究德善修为了。

师傅学识的丰富和人格的魅力深深吸引着萧伟明，他在心中暗自打定了主意：不需要再考虑了，就追随师傅，一辈子从事并热爱匾额事业，做一个师傅那样的人。

萧天长喜欢这个徒弟，他有文化功底，悟性好，又肯吃苦，踏踏实实地跟着打下手，从无怨言。他还像古时的学徒那样讲究礼数，逢年过节，总不忘登门谢师。二人虽为师徒，其实情同父子。带徒弟，萧天长从来都是没有保留的，诗联、书法、礼俗、雕工……主动教，手把手教。榜书，就数萧伟明学得最好。没过多久，便可放手让他操作了。

当我找到萧伟明，他的言语中却没有得意门生常含的自足：“匾额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广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我不能说我全部都学会了，只能说，还在摸索中前进。”如今，“美境工艺室”扩大到六个门面，萧伟明的家庭经济状况早已今非昔比。时间飞速前行，尽管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取代了太多旧时的繁文缛节，但客家人对匾额的崇信和需求并没有改变。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电脑和机器的加入提高了效率，也满足了不同人对价格和审美的不同取向。与老辈人相比，萧伟明的眼光和对新生事物的接纳程度，正悄然发生着改变。

由萧伟明来继承衣钵，是萧天长思虑良久的安排。三十多年了，他没有一天不忧心着这门古老手艺的传承。老木匠萧先阳早已不在人世。人啊，就像这田里的稻子，割完一茬又一茬。世事更替，谁也不能阻挡。

但他还是觉得，这远远不够。

他有过持续多年的奔走呼告，那些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事情，太多了。比如匾额文物的抢救、整理、展出，比如匾额习俗和技艺更远更广的传播，比如发现和培养更多能接班的好苗子……他执拗地走在这条路上，抱着希望又不敢有太大的奢望，直到等来了惊喜交集的那一天。

二〇一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施行，为之呼吁过的，一定有许多像萧天长一样深怀远忧和近虑的人。对民间濒危文化的保护，从官方到民间迅速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一股合力。在会昌，文化部门伸出了橄榄枝，要和他一同追寻与打捞这即将失落的世间珍存。没过多久，一百三十多块珍贵的匾额汇聚在一起，一百五十平方米的“百匾堂”落成了，一本讲述匾额的前世今生的书《百匾大观》也付梓了……

这期间，萧天长结识了会昌县非遗办的曾敏。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看起来憨憨的八〇后小伙子，竟是个研读古籍的专家，博古通今，出口成诵。两人以传统文化为媒，迅速碰撞出学识的火花，成为惺惺相惜的忘年交。“年轻的夫子。”萧天长总是这样笑吟吟地称呼他。人生的不孤单，在于子期遇见了伯牙，流水穿过了高山。题写匾联的时候，萧天长有了一位可以切磋的高手；非遗传承的路上，萧天长有了一位发力奔跑的伙伴。

二〇一四年，会昌申报的赣南客家匾额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为之呕心沥血几十年的萧天长，顺理成章成为非遗传承人。

萧天长在多次参加非遗传承人培训之后，回来又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师傅。

二〇一七年六月，清晨的曦光像往日一样照临会昌，全国首个“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到来。与之一同到来的，是现场匾额榜书电视大赛。呼啦啦飞转的电风扇驱不散场馆内热腾腾的气息，三十多名书法家现场挥毫，楷书、隶书、篆书、行书，各显其长。作为评委的萧天长欣然颔首，一面评点，一面示范。

二〇一八年九月，赣南客家匾额习俗匾额制作技艺培训班开班，三十多名爱好者坐在教室里，托着腮，像当年上学一样，聆听萧天长时而幽默风趣、时而郑重其事的讲课。

那些聆听过萧天长讲解的人，那些被他手把手教习过的人，都说自己是萧天长的徒弟。那些人，又汇入了更广阔的人群和更悠长的时间之河。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