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8期｜詹谷丰：面朝西南

“四十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望夫岭上的坟墓，为什么会面朝西南。”

一

如果黄土像波浪一样起伏，那一定有不平凡的故事藏在山里。

在柘蓬的望夫岭上看到那片黄土包的那年，我只有17岁，我在离望夫岭大约五六公里的桃坪公社永红关山，当了一个下放知青。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处，望夫岭就是陌生的黄土，鲜嫩的黄土，就有隐秘的故事。

以一个17岁的知青的眼光，我无法认识这座阴风惨惨的望夫岭，无法看穿这片黄土的秘密。黄土的形状，让我联想起坟墓，但是那样整齐排列，那种队列一般的壮观阵势，那种一律面朝西南的方向，让一个不懂生死的人心生疑惑。

没有人告诉我一片土地的前世今生，贫乏的知识，也不能让我的目光穿透时空，看到三十多年前的血与火。

死人与棺木，坟墓与黄土，都是人与生俱来的逻辑常识。每一个在黄土里安息的人，都是到达疾病和衰老终点的长途跋涉者，都会用一块墓碑，竖起一张名片。清明扫墓，就是一土之隔的亲人之间的相会。

鞭炮、香烛和火纸，是阴阳两界阻隔的亲人相见的暗号和桥梁，是祛除阴森恐惧的通知书。亲人相见的那一天，世界充满了阳光，荒山野岭没有了鬼魂。我对清明扫墓的记忆，都是古人诗词中的画面场景。我从来没有想过，电影银幕上尸横遍野的战死者，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到他们安息的黄土。

我下放的地方是一片远离村庄的黄土高坡，关山水库，就在知青的脚下。我们开荒种菜，垦殖茶园，锄头下的黄土，尽是乱石、竹根、笆茅，不时有白骨和骷髅被刨出来，被我们抛弃在路旁。

年轻无知，让我不知敬畏。所有的知青，不会有人去收殓那些白骨，将它们重归黄土，更不会有人去追寻它们的来路。它们的生前，无人探究，它们死后，却洒骨荒郊。

许多年之后，我在起灵、洗骨的现场，看到了父亲的白骨，突然想起了关山开荒时的无知和造孽。

二

没有人能够透过皮肤肌肉看到自己的骨头，所以，骨头深藏起自己的颜色，它的秘密，只有当肉体腐朽之后才以尸骸的面目展示后人。人类的生前和死后，是骨头的分水岭和楚河汉界。

黄土，是大地最朴素的内衣，而森林、青草、河流和建筑，则是大地的华美外套。大地脱去外套的时候，黄土，就裸露出它内衣的本色。从八万年前的非洲肯尼亚人到中国大陆上的云南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和河姆渡人，无不是以白骨的颜色作为人类的证明。

与白骨相比，黄土是地球上的原住民。作为一个后来者，白骨对黄土产生了强烈的依存关系。现代汉语“土埋半截”“半截入土”“黄土埋到脖子”“只有黄土能够埋人”等形容，就是人类对黄土归依关系的生动描述。

我最早见过的人类骨头，是在家乡县城后面的凤凰山上。那时，我不满十岁，每天下午放学之后，被母亲指派，去凤凰山上打松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凤凰山，用一个美丽的名字掩盖了一座山的荒凉、死寂和恐惧。黑色的松林里，山风呼啸，荒草丛中，露出一个个高高矮矮的坟头，那些坟墓，大多没有墓碑，没有文字记载死者的姓名和性别年龄，倒是那些风侵雨蚀倒塌或者被山里野兽扒拉出来的朽棺白骨，证明了他们曾经的人类身份。一个孤独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白骨，我没有勇气惊醒那些沉睡在荒野里的陌生人。每次搂筢好枯黄的松毛，我便匆匆逃离下山。因为恐惧，流在脊背上的冷汗，至今仍湿在我的心里。没有人知道遍野白骨们的死因和来龙去脉，唯一能够推断的是，他们是一些没有清明节的孤魂野鬼，这个荒芜的世界，对他们已经没有了一丝温暖和牵挂。

三

地球上的黄土，在人类的肉眼中，都是一种颜色，但是，在白骨的变化里，黄土有生土熟土之分。

对于白骨来说，所谓的熟土，其实就是乡土，是死者的血缘之地。

汉语成语“入土为安”中的土，其实指的就是熟土，只有熟土，才能让死者灵魂安妥。而“生土”这个词，则常常让人联想起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从此与大地失联，异乡的黄土，只能牵出孤魂野鬼的藤蔓。

我在南海边上的东莞生活了二十六个年头，我早已成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广东人，南粤的水土、气候和饮食，渗透了我的每一个毛孔，漫长的时光，几乎淡化了一个赣人对故乡的思念。异乡的招安，正应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古诗。但是，我生命中的熟土，依然在遥远的赣西北的幕阜山里。

义宁先贤黄庭坚一生中的诗文，从来没有客死贬所的谶言，即使在他最后的《宜州家乘》中，细致地记载了他贬谪客居的生存状态和心情感受，却无一字涉及身后之事。对于黄庭坚来说，广西仅仅是他肉体的一片生土，最终的叶落归根，一定是江西义宁的那块熟地。四年之后，黄庭坚的灵柩回归故里，在明月湾畔安妥了一颗文曲星的灵魂。

日本侵华的那一年，居住在北京城里的诗人陈三立用绝食绝药的决绝拒当汉奸。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陈寅恪在祭奠之后，将父亲的灵柩暂厝在广安门外的法源寺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陈寅恪教授，拒绝了异乡的黄土。三十多年之后，陈寅恪先生步父亲后尘，也成了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他的骨灰，无法落土，在广州存放了三十四年，最后归葬于江西庐山。这是又一个义宁乡贤的故事，他的安息之地，离他的故乡，近在咫尺。庐山的黄土，与义宁的黄土，颜色相同，质地一致。

人死之后，无力选择自己的安寝之地，但死者的后人，一定会遵循传统，不惜代价，让亲人回归故里。湘西的赶尸，是熟地的极端。在湘西作家田瑛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不可思议的赶尸情节。在一个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舟船的封闭时代，让一个客死异乡的亡人回家，是赶尸匠在夜深人静的黑暗中进行的神秘仪式。在一个与巫术相通的读者那里，他的想象力可以让亡灵到达目的地。但是，在战乱时代，那些跟随长官征战的湘西子弟，他们集体阵亡之后的赶尸，是人类历史上难度最大的迁徙。距离的遥远，路途的险恶，气候的变化，牲畜的骚扰，都是生活在科技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世界之谜。赶尸匠的全部艰辛，都是为了让惨死异乡的人回到属于他们的黄土。

电影《落叶归根》，讲述了农民工将病死工地的好友的遗体千里迢迢背回家乡的故事，这个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电影，让主人公成了“2005年感动中国的第一人”。

电影艺术虽然感人，但是缺乏丧葬文化的神秘力量。在真实的新闻情节里，背尸人是死者的同乡，是在同一个老板手下打工的朋友。为了让朋友回到故土，背尸人用棉被将尸体包裹，在上面撒上白酒，伪装成醉汉的模样，但是列车员的火眼金睛，识破了生与死的精心。

四

人的肉体转化为白骨的过程，一般都在黄土的掩护下悄悄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肉眼无法看到那些缓慢的化学反应。

黄土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物质，我童年时期在农村见到的房屋，大都是黄土的杰作，用黄土筑实的墙壁，能够有效地隔断风雨，防止野兽入侵。冬暖夏凉，是黄泥土屋留在人间的口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下放当了知青，参与了一幢两层土屋的建筑过程。在石砌的墙基上架上坚实的墙筛，支上墙卡、墙针，又在纯净的黄土中放入墙筋，然后用厚重的杵棍夯实。在双人富有节奏的打夯中，那些纯净的黄土逐渐结实，坚硬。夯筑土墙，是我与黄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作为一个单纯的知青，我无法将黄土与死亡之后的人体做出有关白骨的联想。

除了筑墙，黄土最常见的功能是建筑坟墓。坟墓是人世间最简单的建筑，它无须砖石奠基，也无须瓦片覆顶，更不需要墙筛、墙卡、墙针、杵棍等工具，当棺木放入预先挖好的墓穴之后，驯顺的黄土就会覆盖棺椁，然后拢起一个山形的土堆。土堆的形状，就是坟墓的身姿。除了帝陵，从来没有建筑权威规范坟墓的形状和尺寸，但汉人的坟墓，却有着惊人相同的面孔。墓前的石碑，就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个人的尊严。

知青时代的柘蓬望夫岭远足，是一次没有目标的行走，在一片陌生的山岭上，杉树成林，长满了荒草。秋意已深，草木枯黄，灌木稀疏，我意外地发现了许多个小土包。那些土包有序排列，全部朝着一个方向。在风水先生的罗盘下，那些坟墓一律面向西南，面向四川的山水。

那个时候，我对家乡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义宁的抗战史，我尚未启蒙。面对这些在荒山野岭中密密麻麻排列的小土包，我的认知，就像刚入校门的童稚。四十多年之后，我才看见这片山坡上遍野的白骨。

山口镇所在地，是一个名叫柘蓬的大队，在崇山峻岭的义宁大地上，一块稍宽广的平塅，都是人们心中的大平原。柘蓬这个平塅，绿水青山，阡陌纵横，稻田平坦，鸡鸣犬吠，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的历史，我们看不见它的前世。

五

地球上白骨最多的地方，当数血流成河的战场。

时光打扫过后，战场没有了人头，暴雨洗净了血腥，只有胜利者的欢呼，残留在墙壁的弹孔中。后来的人，不知道这里曾经血流成河，更不知道那些战死者的名字和音容笑貌。

只有那些目睹了鲜血和死亡的幸存者，用口述的方式告诉儿孙，曾经鲜血流过的地方，都是杀声震天的古战场。但是，时光的残酷无情和大地的沧海桑田，用持久的和平覆盖了战争。古战场的隐匿和消失，如同黄土被庄稼覆盖，山川被城市填平，后人在清明节的细雨中看不见烈士，只好去纪念碑上或者纪念馆里寻找白骨与英雄。

我最早看到纪念碑的时候，是小学三年级。纪念碑坐落在县城中心的革命烈士纪念馆，用一个手持步枪，头戴八角军帽，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的雕像，为我展示了故乡大地上曾经的枪林弹雨。后来，在我就读的小学的旧址上，建起了秋收起义纪念馆。一万多名烈士的鲜血风干之后，就成了纪念馆里的文字。

故乡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太广袤了，数十年的时光太久远了，纪念碑的高度和纪念馆里的陈列品，无法让后人回忆起死难者的音容笑貌，找到烈士的遗物和白骨。

我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天岳关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那里看到一道血肉的天堑，看到无数的白骨。

天岳关离义宁的边界仅仅数十公里，但由于属于外省管辖，便显得非常陌生，其实，天岳关是黄龙山的另外一面，那座横亘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大山，是一条山脉的主峰。只有远离城镇的山野，才是保存战场硝烟最多的地方，1938年的惨烈战斗，以纪念碑的形成向后人展示，蒋介石、薛岳、李仙洲等人的题词，复现了战斗的残酷。天岳关两旁的山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大小相同的土包，那些土包的形状，那些黄土的颜色，同我知青时代在山口柘蓬山坡上看到的如出一辙。

地图上的关隘，从来都是战争中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进攻长沙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将天岳关看成他们的铜墙铁壁，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中，幕阜山中的天岳关，只不过是他们脚下的一道沟渠，不可能阻挡进攻的马蹄。但是，他们遇到了台儿庄会战中的胜利者。刚刚从台儿庄战场上撤下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师，在师长梁汉民的率领下，用一个团的兵力，在天岳关筑起了血肉长城。

一个无法回到现场的旅游者，在汉字中看到八十年前的惨烈画面：

九十二师的一个团，面对强敌，义愤填膺，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要与侵略者作一场最后的搏斗。每一寸泥土在泣血，每一块石头在爆炸，每一根草木都化作了杀向敌人的箭矢，每一处山崖都喷射出仇恨的火焰。全团将士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子弹打完了，他们用刀砍，刀卷了，他们用石头砸，身边没有石头了，他们用拳头揍，用牙齿咬，抱住敌人滚下悬崖同归于尽，800壮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1938年的天岳关，泥土过火，草木过刀，激烈的枪炮声和喊杀声，山那边的义宁，当清晰可闻，因为，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地图上，湘、鄂、赣三省边界，是同一个战场。

八十多年之后，我在《修水县志》等文献中，看到了抗战时期幕阜山脉的军事防御图。作为长沙会战的外围，战时中国军队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一带，布防了两个集团军的重兵。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和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的名字，至今仍在义宁百姓的口中流传。

六

在《修水县志》中，柘蓬以谢家塅的名字出现，以至我在两个地名之间犹豫彷徨，如同走在没有任何标识的三岔路口。当我在柘蓬和谢家塅之间画上等号之后，我又一次来到了那个白骨累累的地方。

王陵基三十集团军的几个团部和两家野战医院，成了1938年柘蓬这个乡间最繁忙杂乱的地方，荷枪实弹的军人，人来人往的汽车和轿马，更有一批一批用木船运来的伤兵，让田园风光瞬间紧张。

八十多年过去，战争的创伤早已愈合，但柘蓬塅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为我一一指点伤兵医院和团部的原址。

辽阔的义宁大地，有日本侵略军的地方，就是战场。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从不同的地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聚集在这里。没有伤兵可以自己走到这里，担架，是他们唯一能够移动的工具。战争的残酷，超出了和平年代人们的想象，许多被人抬进来的伤兵，不久也同样被人抬走，只不过，抬离医院的伤兵，不是躺在担架上，而是僵硬在薄薄的木板上。当一块白木板都变得奢侈之后，后来的牺牲者，只能用竹簟草席裹尸了。

1938年的柘蓬，所有的房屋都是黄泥黑瓦，驻军的团部和伤兵医院，也是黄土的建筑。那些死去的官兵，挤满了屋后的山坡。

死亡伤兵的人数，直接与战斗的规模和惨烈有关。野战医院所在地的柘蓬，与战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岗上、三都、庙岭、湘竹和二十七集团军驻扎的白岭太清村、桃树港、泰清、古市、渣津、黄坊以及李默庵部布防的漫江、新湾南茶等地方，都不时成为流血的战场。

野战医院后面的那座山名叫望夫岭，不知道是谁的命名，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对那些长眠的战死者构成的象征意味。随着战斗的蔓延和扩大，望夫岭上的黄土，已经垒起了数不清的坟包。

战争时期，只要有一副薄板，甚至一领草席，外加一抔黄土，就可以让那些断肢残臂的战死者安息。异乡的黄土，虽然陌生，但是在炮火纷飞的时代，在音信断绝的战场上，也可以让那些远离家乡的战士安妥灵魂。

十余年之后，望夫岭就沉寂了。许多上山的人，草鞋上沾着黄土，看见了草丛里的白骨，他们砍柴、采药、打猎、挖笋、开荒，对那些散乱的白骨，熟视无睹。

1938年的时候，柘蓬望夫岭上的坟墓，都有姓名的标记。一块小小的石碑，冰冷坚硬，虽然只有寥寥数字，却是一个战死者的生平。

我来到望夫岭的那个年代，是人精神和物质空前贫乏的岁月，所有的黄土，都失去了标识和说明，黄土用千篇一律的颜色，深深地藏起了岁月山河，藏起了鲜血和伤痛。

七

梁汉民九十二师的一个团在天岳关英勇抵抗全军覆没的前六年，一个名叫蒋光鼐的东莞人，率领一支三万多人的军队，在上海同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三十三天的惨烈战斗，十九路军以一万四千多官兵的伤亡，阻挡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战斗结束之后，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在广州沙河顶建造了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让那些牺牲在淞沪的南粤子弟的英魂回到了家乡故土。

蒋光鼐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最懂中国人伦传统的将领，他们知道叶落归根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只有故乡的黄土，才能为流浪的战士招魂，才能安妥战死者的灵魂。所以，蒋光鼐和蔡廷锴去世之后，都回到了陵园，与那些当年跟随他们抗日牺牲的兄弟相伴。将军与士兵的深情，最终让白骨与黄土相拥相亲。

蒋光鼐是军中儒将，从小喜欢读书。淞沪抗日之后的1942年，臧克家先生创作了一首仅仅二十一个字的短诗《三代》，我相信，蒋光鼐将军一定读过这首写黄土的诗。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流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人生在世，没有人离得开土地。活着的时候，肉身在黄土里耕作，死去之后，白骨在黄土中安息。

八

战争、屠杀和瘟疫、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是制造白骨的魔鬼，尸横遍野的乱世里，人类流离失所，许多白骨模糊了性别，失去了姓名。

任何时代，黄土都是白骨的庇护所。黄土垒起的坟墓，即使长满了荒草甚至丛生出荆棘，但只要有墓碑，死者就是在册的亲人，石碑上的文字，就是死者的身份证。

我一生见到最多的白骨，是在我居住的东莞。我多次来到水乡道滘镇，在万人坟和国殇冢前沉思。万人坟又称道滘大坟，这片墓地，安葬着“岭南三忠”之一的张家玉的家人，这个反清复明的英雄，被清军屠村，一门忠烈，尽遭杀害。文献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描述，是后人无法记录的阿拉伯数字，张家玉一家和抗清义军以及道滘村民，几无幸存，一万个人的尸体，就是一万副忠义的白骨。国殇冢与万人坟，都在水乡道滘的土地上，地点相同，但发生在两个时代。国殇冢是为纪念1941年被侵华日军用毒气杀害的61个村民而建。两处肃穆的建筑，水泥、麻石在外，黄土在内，坚固牢靠，适合死难者安息。

我在道滘看到的万人坟和国殇冢，都是遥远的历史，后人的眼里，已经看不见了人头、鲜血，那个惨烈的现场，都埋进了厚厚的黄土里。两处大坟，只有一个英雄的名字刻在坚硬的石头上，其他的英魂，只是以白骨的形式，长眠黄土之下。

水乡道滘的万人坟和国殇冢，只是忠义白骨的一处代表。鸦片战争的战场虎门，同样是一处展示英勇收殓白骨的场所。关天培、陈连升等为国捐躯的英雄，以节兵义坟的形式，留在虎门的黄土里。

九

人类的眼睛可以看得很远，但目光却无法穿透近处的障碍，比如柘蓬村望夫岭上的黄土。四十多年前我在望夫岭上，无法数清那些规则排列的土包，更无法知道，那些黄土掩埋的秘密。坟墓，一旦失去了墓碑，黄土里的白骨，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那些黄泥，就成了清明节里没有香火的生土。

破除黄土秘密的，是一个名叫李建国的人。

李建国的信息，来自他的肉眼，来自他看到的白骨。这个在赤江乡下长大的人，少年时代，在生产队废弃的薯窖里，看到了一堆一堆的白骨，在徐鼓塅山上，看到了一行一行排列有序的坟墓。少年的心中，除了恐惧，更多的是疑惑。

那些神秘的黄土和白骨，在他懂事之后，才从父亲的口中找到答案。

1938年的赤江老街，是王陵基部队的野战医院和服装厂。川兵到来的时候，地里的玉米已经长到了一人高，一些农户家里的蚕正在吐丝结茧。李建国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了战争的惨状，记录了那些与白骨黄土有关的历史故事：

野战医院机关驻扎在志大恒内，被服厂驻扎在茶行里，伤兵就安置在万寿宫（真君殿）和茶行的二楼。当时的伤员满街都是，不知道有多少，每天都有许多伤兵死去。伤兵死后都被草草埋葬在徐鼓塅山上。医院缺医少药，有些伤兵伤口发炎高烧，伤轻点的就自己挪到河边洗伤口降温，伤重的就在操场边的烂泥田里打滚，最后死在田里……

90岁的石理梅老人说：我们家当时就住在万寿宫隔壁。万寿宫内住满了野战医院的伤兵。白天晚上伤兵哭天喊地地叫，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埋葬伤兵时都要抬着经过我家门口，有些伤得重的抬去埋葬时还没断气。徐鼓塅山上，远远看去，都是一排一排的新坟，死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后生，真是可怜……

94岁的何崇吉老人说：赤江老街的伤兵特别多，太阳出来后，能动的都挪到操场上晒太阳，捉虱子。万寿宫每天都要死十几二十个伤兵。伤兵死得多的时候，队伍上就请当地的老百姓帮着埋。所有的伤兵死后都没有棺材。记得有一天查拨胜和另一个人抬伤兵到徐鼓塅掩埋，伤兵的尸体是用地箕卷着的，拨胜走后，前面的人上陡坡时，伤兵的尸体从地箕筒里溜了出来，一双赤脚正好抵在拨胜胸前，吓得拨胜扔下伤兵尸体不要命似的往山下跑……

赤江老街的悲惨故事还有很多，都在风烛残年的老人心里装着。热心的李建国用笔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留下了侵华日军的罪证，为柘蓬望夫岭的黄土和白骨留下了一个破译的指引。

十

上溯两代，祖父和外公，是我一生中没有见过的两个亲人。

砖头一般厚重的《修水县志》，记载了侵华日军轰炸平民的罪行。我的祖父，就是侵华日军飞机炸弹下丧生的船夫，他驾驶的木船，在修河下游的武宁县境内，被罪恶的炸弹击中。战火中一个生命的消失，是肉体和骸骨都无法收殓的悲惨。从此以后，我的祖父詹耀槐，仅仅是詹氏族谱上的一个名字，家乡的任何一抔黄土，都无法为他收殓一根白骨。

外公陈德旺的白骨，是母亲迷信中的一个安排，是他的所有后辈无法破译的一个谜。外公只生育了母亲一个女儿，为了让女儿续接血缘的香火和后人的平安，迷信的亲人，让母亲全程回避外公的丧事，连外公起灵的时辰，入土的时间和墓葬的方位、地址，都当成了家族的最高机密，瞒着母亲。而母亲的一生，也从不打听更不寻找那条血缘亲情的线索。母亲晚年，才向我们透露这个秘密。我的外公，在迷信和愚昧的掩护下，从故土失踪，他的白骨，守护他的黄土，永远脱离了亲人的视线。

外婆是她那一代人中离我最近的亲人，很多个暑假，我都在她温柔慈爱的目光中度过。外婆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小学的课堂上。外婆的丧事，没有受到迷信的干扰，她的墓地，离那个安放着许多金坛的叫化崖不远，安静，修河的著名景点抱子石近在咫尺，是一块先人安息的风水宝地。

二十多年之后，一道大坝将修河拦截，水电站以现代化的工业方式彻底打破了山野农耕的宁静。河流改道，水位上升，大路铺那个小村庄，沉入水底，外婆的安息之地，成了一个无路可通的孤独山包。每年清明，后人只能在山脚下点燃香烛遥祭。在一个日新月异沧海桑田的时代，在一个平坟改土、强制火葬的时代，白骨与黄土，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

十一

当抗战伤兵和山野里的白骨黄土画上了等号之后，李建国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考古一般的田野调查。

幸存的老人，就是活着的历史，但是，年老体衰，他们已经不能回到八十多年前的现场了。后人只能沿着他们手指的方向，艰难地进入荒山野岭。

几年时间，李建国和他的同伴，在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义宁，进行了一场山野的长征。他们的脚步，从赤江徐鼓塅开始，进入征村梅岭、程坊实竹坪、白岭包家源、麦市鸡笼山等人迹罕至的山岭，寻找那些八十多年前的抗战老兵。翻山越岭，涉水渡河，民国时期的墓地，如今荒芜成了密林。黄土披上了笆茅荆棘的外衣，白骨的坟墓也被岁月风雨夷为了平地。

幸好，坚硬的墓碑还在，石头上那些能够证明身份的汉字，依然稳固。文字虽然漫漶，但拂去青苔泥土，那些“阵亡分队长李梓榜墓，殁于民国廿七年二月十八日，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立”“陆军新编十六师士兵坟”“陆军上尉排长刘桂云之墓，陆军担架兵十一团一营二连”等繁体汉字，让这些千辛万苦寻找的热心人感到了欣慰。

李建国他们来到柘蓬望夫岭的时候，看到的黄土与白骨和四十多年前我看到的并没有太多的差异。杂树成林，荒草萋萋，只有用柴刀和汗水开路，人类的脚步才能到达坟墓面前。一个游山玩水的下放知青，是看不见黄土里的白骨的，只有李建国这些为了敬仰先人和烈士而来的热心人士，才可能用耐心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

四十多年以后，我又一次来到望夫岭。这个时候，我早已不是那个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下放知青，山口镇和柘蓬村的干部，陪同我登上望夫岭，一一指点那些消失了的纪念牌坊、伤兵医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兴修水利的运动中，望夫岭上的墓碑和岭下的牌坊，都被拆毁，做了人民公社的堰塞围塘。

李建国和他的同伴，在大山深处的樟树塘，挖出了八块完整的墓碑。他们用民间的力量，让那些为国献身的名字，回到了望夫岭上。

十二

我在村部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八块重见天日的石碑。真实的历史，在后人的清洗之下，还原了本来面目：陆军新十四师二团七连一兵廖克武、陆军新十四师四一四团四连二兵丁云清、陆军新十三师二六营十连一兵钟定裕、陆军新十五师辎重营三连上等兵唐前斌、陆军新十三师辎重营二连上等兵谢永梅、陆军三十集团军补充团二连二兵赵国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运伕三中队上兵陈瑞得、湘鄂赣挺进军总部特务二连一兵刘松贵，这些战士，他们死的时候，年长者三十九岁，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立碑者，军政部九十四收容所。

这八个士兵，和我那年来望夫岭的时候，一样年轻。

在历史的记忆中，石碑上八个年轻人的名字，当年刻在忠烈牌坊上，那座三门四柱十几米高的石门，两边柱上，镌刻着望夫岭上所有牺牲者的名字。

那八块重见天日的石碑，后人已经无法同望夫岭的黄土对接了。这样也好，就让这几块残碑，成为所有死难者的墓志铭吧。“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些永远回不去了故乡的战士，最后以遥远的异乡，作为他们壮烈的沙场。

位于山口柘蓬望夫岭西北方向的苦竹岭，是白骨和黄土的另一处战场。我在那硝烟残存的地方，看到了巨石上的文字：

蜀人杨汉域率精卒五千大破倭寇于此。

数十年之后，后人在一块坚硬的石碑上，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春，国民革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1905—1973），军部及附属单位驻扎在我乡路口村坳背源、定时屋、岭下、刘家庄及南边良才屋等地。该军二个师六个团约五千人，主要担负湘、鄂、赣边陲平江、修水、通城等地的对日攻防任务。先后在苦竹岭、南楼岭、七里冲、白沙岭、福寿岭等地血战十多次，中方阵亡将士超过一千五百人。

我的家乡，是地球上黄土最厚的地方，也是人世间白骨最多的地方。王陵基、杨森走了，那些白骨，就成了四川的遗孤。

十三

文字，从来就不是严谨的数字，它的漏洞，常常让一个写作者难以修补。在远离战争的和平时代，我找到了推翻“没有人能够透过皮肤肌肉看到自己的骨头”的论断。我成了一个自扇耳光的人。

强制火葬之后，金坛和骨殖就已绝迹，叫化崖的风景，将会成为遥远的记忆。人类对自己的骨头，史无前例地珍惜。

看到了自己白骨的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由于行走不慎，她摔裂了股骨。在亲人的担忧和焦虑中，医生提出了置换人造股骨的建议。医嘱是治疗的金科玉律，保守治疗，不会危及生命，但是长期卧床和瘫痪，会让一个老人生不如死，会让儿女成为是否久病床前孝子和旁人口碑好坏的艰难检验。一场提心吊胆的手术之后，老人和她的儿女及所有的亲人，都看到了那根置换之后的废弃骨头。

那根股骨，虽然已经成了病理意义上的废物，但仍然闪耀着瓷白的光泽。离开人的身体之后，骨头坚硬依然，并没有改变它的独特形状，那根人体中最长的骨头，上连髋骨，下接胫骨，顶端呈球形。在病人和家属的要求下，这根股骨没有被当作医疗垃圾处理，而是被家属带回家，放进冰箱保存。

进入冰箱的这根人体股骨，离黄土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根白骨的主人，爱惜身体，爱惜身体上的每一个零件，甚至毛发。她的家人，也不愿意老人百年之后以残缺的身体归于黄土。那根股骨在冰箱里，静静地等着某一个日子，等着它的主人。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人类从原始部落进入文明的最初标志，是部落里出现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人工股骨，正是本体股骨最高级形式的愈合，是科学的仿生，是力量的接力。它们的颜色，完全重合，天衣无缝。

能够看到自己骨头的颜色和形状的人，都是不幸的人。意外，是人生中无法预料的灾难。战争、地震、车祸，都是引发不幸的根源。

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的白骨。那个收藏自己股骨的老人，是个心胸豁达看淡生死的人，她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护身体的完整，因为她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的说教，是老一辈人坚守的伦理，从农耕时代走过来的人，她们人生的终点，不是殡仪馆，不是火化炉，而是葱翠的山野，是清新的黄土。

十四

四十多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望夫岭上的坟墓，为什么会面朝西南。

詹谷丰，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现居东莞。散文代表作有《书生的骨头》《坐立谁安》《一幢祠堂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