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1年第8期 | 宁肯：被诗人阅读是我的梦想

宁肯，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三个三重奏》，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散文集《北京：城与年》，非虚构《中关村笔记》《宁肯文集》（九卷），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奖，香港“红楼梦奖”长篇小说推荐奖，作品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英文、捷克文。 

我已经三次到过布拉格，也可能是五次，其中两次到布拉格后又去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很快又返回，这两次能算吗？近读丘成桐《我的几何人生》颇有些似是而非的着迷，感觉人文日常也处处存在着拓扑或不完全或测不准的问题。

2013 年冬，在地铁上，我站着读《过于喧嚣的孤独》，拥挤的地铁上已是耳机屏幕时代，我像十八世纪的人，完全无所谓，一个冬天竟然读完了。一次一个小伙子捅了我一下，示意有个空位，耳机导线与他的黑边眼镜有种特别的味道，而事实是他离空座更近一点，比我站那儿早，但他叫我。我坚决拒绝了。稍纵即逝，一个姑娘迅速坐上，仿佛空降在座位上。我沉浸于赫拉巴尔的布拉格，小伙子沉浸于耳机，空椅子，姑娘……四年后我带着《天·藏》捷文译本到了布拉格。

我住在布拉格-十月作家居住地，在这儿逗留了一个月，除写作外主要是做关于我的长篇《天·藏》的活动，其间还有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两个活动。作家居住地在布拉格市中心一幢淡黄色老楼的顶层，一室一厅，因为是顶层，厅很大，有个大斜面，视野很好，室内单纯，窗外丰富，阳光如洗。刚刚与居住地主人徐晖走过卡夫卡工作过的银行，而下面的查理广场四位诗人的雕像普普通通、安安静静，其中一位是聂鲁达的恋人。赫拉巴尔当打包工的地方在另一条街上，徐晖也是随便指了下就过去了。一路还有塞弗尔特、哈维尔、爱因斯坦的痕迹。

客厅可以召开小型文学会议，事实上不久就召开了。我本可以在这临窗随意一抬头就看到伏尔塔瓦河、看到有着无数尖顶的老城的厅里写作，但我还是选择了在狭小极简的居室写作。这儿仅一床一桌，一孔小窗，我见过卡夫卡在老城广场的写作间，不过八平米，不仅矮小且简陋得惊人，如牢房之于闹市。某种意义上写作必须简陋，往往占有的越少拥有的越多。

每天早晨小窗外都有非常响的鸟叫声，带着水音初起的阳光，几乎可以感到教堂的尖顶和伏尔塔瓦河的浪花，但河并不在窗下，叫声也不属于教堂。第一天早晨即被叫醒，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回来后又连续两个早晨被叫醒，简直就是吵醒。很少大雨，却总是小雨，淅淅沥沥一天，从从容容，不紧不慢，犹犹豫豫又固执，像一种城市性格，《城堡》就是这样的雨，《好兵帅克》也是，《过于喧嚣的孤独》也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八点，日程中的《天·藏》分享活动在某著名的 FRA 文学咖啡馆举行。与国内一样，对话，读者提问，朗读，不同的是读者的参与占了多半时间。《天·藏》的译者汉学家李素（Zuzana）主持活动。FRA 距居住地要走好几条街，李素的先生大胡子爱理将我先期带到。啤酒，三明治简餐，聊起 FRA 文学咖啡馆的历史。通常来到捷克的世界各地作家多与读者见面，爱理是《灵山》的译者，就曾与作者在 FRA 对话。FRA老板写诗，是位知名诗人，办有一家出版社，出的书就摆放在墙上的书架上。

徐晖韩葵夫妇到了，李素稍晚了一些，到时咖啡馆己坐满了人，有的坐到了台阶上。李素拿起话筒，读者慢慢安静下来，然后她把话筒交给了我。我朗读了《天·藏》开头的两段，主要是一种仪式感，不过读者手里已有译本，大约也能“听”懂吧。之后李素接着用捷克语朗读，非常安静。咖啡馆的装饰与灯光整体似乎具有油画效果，让人不由得想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十八世纪启蒙，欧洲的时间似乎到处都是向后的，建筑，教堂，咖啡馆，甚至啤酒都与时间有关。李素不仅读了正文，还读了长长的注释，接着向我提了两个问题：我的名字来历，我童年时代的打架、摔跤，即一个问题少年怎么走上作家道路。有趣的问题回答也容易有趣，我从他们的蓝色眼睛里觉得他们听明白了。捷克读者爱提问题，有人提到作品两个主人公都塑造得复杂多面，为什么马丁格比较简单？这可不是一个好回答的问题。接着李素又问了我一个书中王摩诘与诗人差异的问题。我说两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而已：一个向内压自己，一个外向荒诞。李素再次朗读，问读者希望读哪段，有说维格洗澡那段，有说和教练在车上那段，众人大笑。

一个环节是我向李素赠送“中国书法”，是裱好的“天藏”二字，我说我一直在临两千年前的字，小时候一个神奇的老人让我临的，我看到许多惊讶的目光，那一刻时间好像停止了。活动结束后又自由交流了好长时间，查理大学的学生问了许多问题，有的我能回答有的不能。余华的捷克译者洪佩佳持书要我签名，告诉我她已读《天·藏》过半，且提前读了结尾，认为不仅知识分子会喜欢这本书，普通读者也会喜欢。她显然知道强调这点的意义，又说到李素的翻译，耸肩，眼神斜向，圆睁，说棒极了，一副嫉妒的表情。一个小伙子抱了一摞书，卡片，三张彩色大照片让我一一签名。简直不知哪儿找到的照片，有一张我都没有，不记得在哪儿照的，我看着都陌生。那个提马丁格问题的人过来，说他竟读了四遍《天·藏》，说他是《天·藏》迷，读四遍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李素第二天将字挂在了书房，并发来短信：“你的字我挂起来了，非常有力度，我发在我的 Facebook 上，写道：谢谢宁肯，不仅小说写得非凡。”“临的是两千年前的字”，我回道，“五十年前的童年穿越，幻化至今在你的书房找到恰当的归宿，像庄子的蝴蝶，写时没想到挂到你的房间，现在才想到，好像一下回到两千年前。”

捷克咖啡馆，酒馆，各种小店特别多，很少有连锁店，通常人们购物就餐怕陌生，不知底细，不熟悉，所以也喜欢连锁店，捷克正相反，就喜欢陌生，不熟悉，多样。捷克总是诞生世界级人物，大概也和有这样小的、坚定的、陌生多样的土壤有关。一位陌生读者有必要读四遍《天·藏》吗？但这不就是捷克的个别、坚定、陌生的一个注脚？

黄昏，有点伦勃朗的效果，水墨的味道，另一种时空，中国、捷克、匈牙利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聚在黄昏的布达佩斯的小酒馆，如同想象的结果，或想象与现实被打破但并没稳定下来，却停留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想象便不可能有现在，现在也因此具有想象的特点。旅行就是这样，现实中充满了想象性，啤酒、白兰地、葡萄酒、鹅肝、鱼骨被粉碎的鱼汤都具有想象性。还有历史，这间小酒馆竟是汉学家克拉拉中学时代就来过的餐馆，来到这里与通常的旅行有所不同。如果前面的描述是散文，这时便是小说，插入，溢出，在具有想象性的现实空间之外又打开一个空间。这是布达佩斯的偶然，没有其中一个人的中学时代，或许就没有这个偶然，而没有这种并非戏剧性的偶然，一切就不会立体起来，伦勃朗的效果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中国水墨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是永恒的。然后我们去一个蓝色的空间听音乐会，蓝、轻、技术、不出圈的另类，各种音效，电子、吉他、欧洲爵士，身体成为乐器之一，拍打各个身体器官。整个音乐会像给一台漫长手术的配乐，而音乐也成为了一种治疗手段，让你解体，进入类似禅的对话。乐手默契、风趣，不时传递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维也纳，欧华文学论坛，来自法国、西班牙、捷克、匈牙利、德国的旅欧华人作家济济一堂讨论文学艺术，其中就有我与李素对话专场，关于《天·藏》。出版过《重庆你早》的华人女作家海娆在我们之后讲述了她最初的一段赴欧往事：那年她带着人生必需品来欧洲，结果行李超重，没钱付费。在必需品中只能放弃最占分量的书，一本一本地往外拿。最后只留下了 2001 年一、二期《当代》，上面刊载着长篇小说《蒙面之城》（上下）。十八年了，《蒙面之城》一直是她珍爱的小说，读过不知多少遍。此前我不认识海娆，完全不知此事，非常惊讶，在这音乐之都感到一种旋律升起，一种最熟悉的音符敲响，我还没去不远处的贝多芬故居，正准备去却似乎已置身那里。

贝多芬故居，一座白色公寓楼，没有任何明显标志，没有喧哗，现在不是贝多芬在敲门，是我在敲贝多芬的门。整栋白色的楼仍住着人，像走近任何一栋公寓楼一样，只是这栋楼前的一条小路多种了些植物，对周围生活没有构成任何干扰，甚至没有任何标志，但谁都知道这条小路就是著名的“贝多芬小路”。它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贝多芬走过无数次的绝望的小路，沉重的小路，狂喜的悲伤的宁静的小路，拥抱群星与太阳与黄昏与清晨的小路。

故居在五层，爬着旋转的楼梯——贝多芬爬过不知多少次，时常停下叹息，低着头，头上是暴风式的头发——到了五层才有个很小的售票窗口。买了票，一个高挑的穿开衫毛衣的老人带我们参观，李素给我作翻译。五层是顶层，贝多芬在这儿租了三个房间，住了七年，老人说有一年贝多芬要在北面房间墙上打一个洞，这样可以看得远，房东不同意，贝多芬与房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据理”力争，最后愤而离去，不租了。贝多芬搬走了，但房东料定贝多芬还会回来的，果然不久贝多芬又默默地回来了。

钢琴很老了，琴凳上时有人影闪烁，时针永久停住，不同年代的手稿，给无从考察的情人的信，贝多芬的面膜——紧绷着嘴，紧闭并垂视的眼，比任何一张贝多芬的肖像都更贝多芬，几乎就是贝多芬本人。然后是“贝五”，伟大的《命运》手稿。我不懂德文，加上龙飞凤舞的修改，又是在五线谱上，至少仅就我个人而言，那两百年前的手稿看上去就跟现在的二维码一样。我非常惊讶，难道二维码早在两百年前就有了？它是贝多芬的发明？《命运》的发明？是贝多芬与当今世界的天作之合？我盯着手稿使劲看，几乎想用手机扫一下，没敢，真扫出什么可不得了，在这样的地方不可轻举妄动，真看到贝多芬怎么办？

故居的最里的房间一张简易翻盖的桌上，放有可以聆听《命运》的耳麦，以及一把同样简易的椅子。我戴上耳麦，好像以前听《命运》时一样，或许太随便了，结果一按键，要不是有椅子，我非得坐在地上不可：巨大的音响“3331” 音符从天而降。当然，从天而降我是熟悉的，因为过去听过无数次了，每次都是天降，但在这里还有一个感觉非常陌生，从来没有过，那就是几乎在巨大的声响从天而降的同时我感到背后一双大手放在了我肩上：“命运”敲门之声响起……

一动不动，但整个人又鼓满风飞起来落下去，一会天空、星辰，一会月光和海面。一个人十八年前漂洋过海只带了我的小说，展示的杂志磨得甚至已长出白发。论坛主持方丽娜女士邀请我和李素作主题对话时说我在欧洲有许多华人粉丝，我觉得有点夸张，说实话我是一个从来不关心自己读者的人，我一直认为我没有多少读者，海娆给我带来震撼但并不代表我有很多读者，相反海娆是偶然的，就是说，所有必然的都不会震撼我，只有偶然才会真正震撼我。偶然比必然可贵得多。这也是《蒙面之城》表达的。在《命运》中或者在贝多芬的二维码中，我的脑海里同时演奏着纷至沓来的记忆，海娆像流星一样偶然划过现在的天空，让我不由得想起三十五年前，我非常年轻时，在拉萨一所石头房子里写《蒙面之城》的情景：冬天，没有火炉，晚上脸盆里的水会结冰，我趴在一张简易的两屉书桌上写一个人的命运。不知未来会怎样，就是纯粹地写，做梦，听音乐，在音乐中睡去。在寺院的法号中和早牧的牛羊鸣叫声中醒来，哞哞哞，咩咩咩，给远方的什么人写信，包括可能的恋人，实际是不可能的，有点像贝多芬。然后继续《蒙面之城》的写作，在写作中爱，倾注，悲伤，不屈。早晨来电了，打开电炉，炉丝火红，一圈圈非常的幸福。一会儿水就烧开了，敞开门，面对雪后白色的群山。直到十五年后《蒙面之城》才最终完成，但发表又遇到困难，辗转到网上，引起轰动，此后又全文发表在《当代》上，两期刊出，荣誉纷至沓来，所有荣誉都无法和海娆的故事相比。

命运是什么？绝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虚线，一些孤立的点，这些孤立的点由时间慢慢串起，像一条项链。每个人的点或多或少，即使贝多芬那么伟大我也不认为他的点是多的。而我不喜欢成功点太多的人，我喜欢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失败者，或者失败的成功者，如卡夫卡、梵高，中国的海子、苇岸、刘烨园——有多少人知道后两个人？但这无关紧要。刘烨园辞世时，我踏上去济南的列车为他送行，没有多少人为他送行，同样无关紧要。有多少人曾为卡夫卡送行？刘烨园在最后的《致朋友》中说：“我的夜空正在渐渐龟裂开来——青春没有离我而去，激情犹在，我只是累了，纪念那些未能从海上归来的人。”这是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话，刘烨园最后引用了它，他喜欢这句话，他说他就是那个没从海上归来的人，他仍在风浪中，在船上。在《命运》的房间听《命运》，感受贝多芬按在肩上的大手，有一种温暖的湿润的百感交集的东西，未知的东西。我感觉贝多芬一直在房间，只要用你无论短或长的人生聆听，他一定在。我来得晚了点，但还不算太晚。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敲一下贝多芬的门，或者，自己的门。

回到布拉格听黑管，勃拉姆斯，窗外有雨声。看不到下面的伏尔塔瓦河，但仍听得见伏尔塔瓦河的水声。当然不是，是雨落在阳台，以及建筑物表面和铁艺装饰上的声音。但有什么区别？天空，屋檐一角，灰蒙蒙，一样的，如同黑管。早晨，非常响亮的鸟叫，带着水音，初起的阳光。雨停了，整整一天淅淅沥沥，这样从从容容，不紧不慢，犹犹豫豫又很固执的雨，像谁的性格？听着鸟叫，不时瞥一眼窗外屋顶教堂，钟声响了，远远近近 ...... 这时的写作很特别：钟声带来更高的天空的效果，一种天上的写作。的确，阁楼上的写作有种双重的神秘：写作本身与悬置的空间暗合。角落，对话——无穷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自我对话，绝不接地气，也不问天，只是“鼠目寸光”炯炯有神地盯着一些绝境的文字，试图看穿。

奥斯特洛瓦是捷克第三大城市，第三场《天·藏》分享会在一家书店地下室举行。地下室洋灰墙裸露，巨大的管道纵横，简单的凳子摆在中间，像一个秘密会议，像一组电影镜头。依然从朗读开始，然后提问，回答。诗人Petr Hruška坐在第一排，目光锐利，他不住布拉格，一直住在这个传统工业与矿业的城市。晚上喝酒的咖啡馆对面是一个矿工咖啡馆，Petr说那儿的矿工喝多了酒不是扔椅子，有一次一个人提起一个桌子扔了出去，砸到了一个吉普赛人。晕倒在地的吉普赛人等到救急车赶来时醒过来，又回到酒馆继续喝。我问这是不是和你的诗有关系，Petr没直接回答，而是谈到这个城市的力量，与布拉格的不同。我们三个人在咖啡馆门口雨后的风中抽烟时聊到这些，非常冷，瑟瑟发抖。抽完烟回去继续喝，喝了三扎或者四扎啤酒，一直在谈《天·藏》。Petr说小说给他最大的感觉是惊讶，惊讶整个小说各种因素的平衡，具象的、抽象的、诗性的、理性的、语言的、细节的、哲学的、日常的、结构的、情节的，细节或情节的多重意义，注释的奇特以及含有的自嘲，后现代精神，而注释本身又是一个角色；惊讶于许多细节不是像诗就是诗，人物之间是平等的、对等的、对话的，没有结论……所有这一切都有一种很自然的联系，达到一种平衡——这是让他最惊讶、惊喜的。Petr说李素的翻译没让他感到是翻译体，但同时又是一部翻译小说，是东方的。而我惊异于 Petr的大脑，那么精密可感，更是一种平衡。我们并不这样谈小说，他几乎是在从发生学读这部小说，读得那么细，谈得那么细，联系起来又那么宏大。我把我的感触告诉了Petr，李素翻译给他听，Petr伸出手，我们握在一起。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挂一漏万的夜晚，一个欧洲的大脑完全理解了一个东方的大脑，双方都感到惊讶，惊讶凝视惊讶，干一大杯，Petr和布拉格的确不同。

欧卢姆，古城，四点零一鸟开始叫。至少有两种，百灵，嘹亮，婉转，另一种细碎，叫不上名；但是它们在对唱，或两种配器，高低有致。欧卢姆大教堂，花纹优雅素净，神秘恢弘中有细腻、明媚。旁边的古街有如天然博物馆，整个城市是八或十世纪宗教中心，中世纪味道厚重，古拙，神秘，是一种独立的时空，穿上古代衣服这里就是古代。帕拉斯基大学原是修道院的一部分，在这里分享文学作品恰如其分。文学也很古老，纯文学越来越博物馆化，这也没什么不好。人类也是如此，越来越像博物馆里的物品。

最后一场分享会在布拉格国际书展开幕之际展厅旁一个古老的艺术馆举行，是书展的一部分。捷克诗人阿塔姆，藏学家苏珊娜，译者李素，以及本书作者就“文学中的异地”主题展开东西方对话。恢弘久远时代的石头雕刻空间，与西藏构成某种对应，亦是一种时空对话。哈维尔的弟弟来了，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人，下面坐了近百人。主持人是布拉格电视台文化频道主持人，介绍了《天·藏》的东西方背景，不同人物的寻找，并提出问题。我回答了王摩诘为什么来到西藏，寻找什么，藏学家苏珊娜回答了怎么看汉藏混血女主角维格的问题，诗人阿塔姆回答了怎么看作为西方人的马丁格的东方寻找、哲学家父亲为何也来西藏。此前的上午已与诗人阿塔姆有过一个访谈。阿塔姆前不久刚出版了一本诗集《东方和西方的镜子》，卖得不错，我和李素转了几个书店都已脱销。他的职业是一家文学周刊的主编，在他的乱糟糟的办公室阿塔姆拿出刚出版的一期文学周刊给了我们，李素指着封面小标题几个字母说是乔姆斯基，我当然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公众人物。阿塔姆向我提的几个问题是：当年为什么去西藏？为什么把马丁格引入小说？捷克文学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作了详细回答。谈及捷克文学自然谈到卡夫卡、哈谢克、昆德拉、哈维尔，还特别谈及了赫拉巴尔的平民姿态与幽默感，讲到他家乡的“赫拉巴尔啤酒厂”要给赫拉巴尔立个碑，赫拉巴尔一再拒绝最后说非要给我个碑那就立得狗撒尿能够到的那么高吧。诗人大笑，介绍了赫拉巴尔非常喜欢的中国的老子、庄子，他的低姿态就有部分来自老庄。我这才恍然大悟，以至对老庄有了新的理解。阿塔姆说他非常喜欢《天·藏》、《天·藏》的语言，诗人大约第一重视的就是语言。我说那也是李素的语言，这是实事求是。你们共同的语言，阿塔姆说。阿塔姆评价整个小说是一首诗，我说在奥斯特洛瓦 Petr Hruška也这么说，阿塔姆毫不谦虚地说你被捷克两个重要诗人喜欢很难得。阿塔姆翻开书，摊开扉页让我签名，我写道：被诗人阅读是我的梦想。

老城，伏尔塔瓦河，查理大桥附近，在一个叫小猪的餐厅与李素告别。我要李素在捷文版《天·藏》上留言、签名。李素非常敏捷，不加思索地用捷克文飞快地写了一大段话，写满了扉页。她可以用中文写，没问题，但没有，并且不告诉我写的是什么，让我猜。我猜不出，于是我们约定让这段文字成为一个谜。她说就算我在国内找到懂捷文的也看不懂，是手写的，最终只能由她翻译。什么时候？这也是个谜。带着书走过了布达佩斯、维也纳，回到布拉格，又离开；去了奥斯特洛瓦、欧卢姆，在铁路上穿梭，一站一站，见了许多人，朋友、诗人、作家、大学生、读者，总是有河流、车站……这已不是一般的书，已是另一本书，扉页上的文字，我问伏尔塔瓦河，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