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边民谣
我曾对南国的山与水一直有着好奇心,想起来,那是少时受了画家与诗人的诱惑。最早对于世外桃源的想象,和古人作品的启示有关,它们丰富了我这个北人对于遥远的水乡的认识。宋代以后的绘画,已经把山水之韵渲染得楚楚动人,我们看明人徐渭的笔墨,意境多在草木丰润之所,花鸟间都有趣语。而北方凶悍的野地,只有冷寂的寒意,柔风是没有的。但自从乡土小说出现,我们才知道,江南土地,亦非北方人所想那么恬淡,乡俗里隐含的颜色杂多,以致颠覆了我们的看法。鲁迅、台静农写了南国宁静里的不安,其实在我们北方的世界也有,民风里的世界固然有南北之分,在人性的方面看来,大抵是相通的。
因为教书的原因,我曾注意到乡土小说的流脉,细细体察,彼此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汪曾祺从沈从文那里走来,却多了宋人笔记意味;韩少功在故土的河畔穿行,染有楚风,让人想起某些历史的旧影。近日看王尧《民谣》,自成风格,可以说是乡土文学的另一种形态,是水乡记忆的新谱。作者有意克制自己的学者语态,儿时的生命感觉被一点点召唤出来,那些尚未被规训的认知碎片衔接在时空背景里,于是有了静中含动的风俗画卷。以童年的视角看翻卷的人间烟火,反差间,人性之尺量出了世间的黑与白,流失的水波带走的是不能消失的风景,它们在作者笔下有了多重意义。
从乡下来到城里,两种文脉能够碰出波澜。沈从文、萧红的作品常常处理的就是这种冲突。刘庆邦小说关于此类经验,是有所深化的,他面对贫瘠土地上的青年,野草如何覆盖了花影,有出人意料的笔法,在娴雅中是冷风的转动。不过王尧与一般小说家不同,村庄与古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谣里有政治,政治也化成民谣的一部分,时风与谣俗交叉,前者隐含得深,不易察觉,但那感觉之河中卷动的思想,还是无意间流动出来的。
我与王尧这代人对于民谣的感知,已经不太像前人那么纯粹,古风虽在,时代的语境是不同的。所以要写早期记忆,不得不面对革命符号里的生活。汪曾祺笔下的故土,红色的影子是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与经历有关,到了王尧这代人,民间风俗都裹在风暴之中。所以看似民谣的记录,其实已没有多少汪曾祺那代人笔下的风景,要写出特色,非换一种笔调不可。
《民谣》处理的一切,也是王尧在文学研究中遇到的难题。他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的研究心得很多,看那时候的文章与艺术品,当会感受革命后的社会风气,文学与此是汇在一起的。不过,王尧不太满意对于生活简单化地表现,他研究汪曾祺、莫言的时候,体悟到了创造性表达的快慰,因为他们都在自己的文字里触摸到了存在的敏感的神经。我们这代人的早期教育,神圣的意识驱赶了谣俗的影子。至少是我,对于乡俗的认识是有盲点的,更多看重书本里的知识。但当用一种泾渭分明的尺子去量事物的时候,会发现许多“无法命名的世界”。这些在我们的感知里难以抹去,只是没有被流行的概念覆盖而已。那些被我们唾弃的东西原来也在自己的血液里和族群中。王安忆在言及小说写作时,谈到这类难题,小说家对于理论不能抵达的地方的凝视更为重要,那些不可名状的体验里的存在,可能才封藏着世间的本意,它们沉隐在水草和野径里,轻易不被人察觉。大凡在乡间生活的人,多少知道一些它们的形影,然而这些却隐藏在流行的词语之外。
乡野里的许多草地、树影、河流,并非了无趣味。一旦被目光触及,都是有灵性的。近来走红的诗人余秀华在村子里就发现了辽阔的世界,万物有魂,所有的一切都能分享人的叹息与喜悦,它们衬托了看不见的意识里流动的幽思。不需要去图书馆寻觅那些华美的辞章,泥土与蝴蝶也会引出人们要表达的句子。沈从文与萧红都在乡下的世界无师自通,他们的笔墨来自古书的暗示,也得之大自然的元气。 《民谣》有许多片段也出自于此,村民的声音、眼神、形态,都像流动的水,微波里有多类意象。在生命的感觉里,词语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不能传递的信息,只能存于图像的记忆里。
每个人的记忆都存在差异,乡下世界最打动人的往往是不可理喻的人与事。而这些与风水、禁忌、积习不无关系。 《民谣》里的世界,是是非非间,观念是被生活撕裂的。比如写革命时代,除了殉难者,也牵扯了许多落伍、掉队的人,同伴之亡与老师之死,初恋之味,村史之谜,都非生硬的概念可以简单解之。在季节的感觉与时间的波纹中,飘悬在头上的星星忽暗忽明。我觉得这是象牙塔里的人缺失的感觉。一个乡下人苦苦走进城里,往往要摆脱的是贫瘠之地的影子,但他们不知道,乡土里的一切,苦中含智,其实也是一本大书,它提示的思想,有时并不比书本弱,而且更带着本真气。许多人在晚年回溯往事时,都不得不承认,大自然馈赠给自己的,比书本的提示的力度不差。
林斤澜晚年回忆少儿记忆,写得恍兮惚兮,带出卡夫卡的味道来。这是扭曲时空的审美感受。余华笔下的河道、桥边旧事,善用变形的隐喻,都不是简单的写实。在读《民谣》的时候,发现作者的视角是出离常态的,以神经衰弱的孩子眼光去捕捉村庄的斑斑痕痕,世相不再是固定的图像,像花絮般飞来飞去。故事是跳跃的,思绪也是片段的连缀,这些飘逝而过的感觉,掠过沧桑之路,折射着存在的形态。我猜想,王尧如此放开手脚去点染记忆的世界,也是修正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思路,或说填补表达的空白。意识到职业的有限性,在另一天地跋涉着,当有另一番所得是自然的。
我过了耳顺之年后,外事知之甚少。更年轻的一代如何面对谣俗,已经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现代化风潮里的中国,乡村的声音被什么覆盖了。格非在《望春风》里写到乡村的变化,对于变迁的土地里人的命运思考,多有启人心智之处,苏童《河岸》也涉及了这类话题。时代之轮碾过旧岁,所剩不过碎痕,拾梦者告诉给人的,恰是我们遗忘的部分。民谣的发现,其实也是自我的发现,能够穿透岁时的人,自己的心智当是敞开的。不能不说,民谣系着土地与人最基本的情感,世间的一切,在野地与河流里也是花草般寻常,那也是诗,虽然也未必都是甜的,但能够领略生命的来去之径,是一点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