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湾区》专栏｜将军山上的纪念碑

将军山，一个充满气势的地名，“将军”这个威武的名词，让人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想象。一座以“将军”命名的山，想必是巍峨壮观，不同凡响，甚至是一峰独秀，无物可及。

草木葳蕤，沉潜无声，这种秘而不宣的格局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与想象中的将军山有着太大的悬殊和反差，就像东莞人低调沉稳、含蓄内敛的性格，再多的风光荣耀也不愿张扬。

山亦如人，了解一座山需要机缘和时间。尽管我在长安镇生活多年，每天上下班都与此山擦肩而过，但对于一个埋头赶路的务工者来说，内心始终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面对“将军”二字，我不敢轻易造次，只是每天途经那个路口时，会有一种一睹尊容的欲动，往往情不自禁，喜出望外。

走近一座山需要等待，这种等待虽然没有约定，但坚信在期待中登山的日子终会到来。我感觉登临一座冠名“将军”的山，不能太过草率，需要赋予一点仪式感，得清除心中的虚妄杂念，改变走马观花的随意和散漫，用虔诚的态度去体验一座山的庄重。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身穿白衣黑裤的我，手捧鲜花，缓步而行。顺着路牌指引，先直行，后左转，再右转，沿着平缓的山势拾级而上。灰白的水泥路面连通着整齐划一的大理石台阶，夜晚的风趁黑下手，抖落了无数树叶，层层叠叠的落叶像蓬松的发糕，以柔软的方式装饰着台阶，鞋底踩着吱吱作响，这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历史的穿越，覆盖的落叶改变了一条台阶的属性。

没登上将军山之前，我以为现代修辞是书斋中的虚拟产物，它与民间讲述、与乡土口语无关。当我意犹未尽地攀上山顶那一刻，突然有所顿悟，其实生活中随处都是修辞，比如夸张、拟人、设问、借代、比喻、白描等等。这些手法在地名、人名、传说、典故中自由穿插，信手拈来，如同山的融合，与水的倾诉，一切都显得自然天成，不留痕迹。

将军山得名不是依靠雄伟的山势、险峻的关隘，而是因为历史的积淀和美好的寄寓。我以为一座用“将军”命名的山肯定离不开将军的传奇，无论是远古，还是现代，在一个小镇，一个村落，能有一名将军横空出世，那是无比风光荣耀的事情。

可是长安的将军山不是某位将军的实指，而是为普及一种永恒的追忆与缅怀。此时不由想起一位诗人的诗行：“无数的先贤汇成无比璀璨的星空/一块巨石在阳光下发出橙色的光芒/我登上的山顶不再是同一座山顶。”

时光从不等待，我这个千里南漂者，从时间的缝隙中侧身而过，在这块变幻的土地上眺望未来。现在我见到的将军山早已走出了久远的传说，变成了一片现实主义的山岭，它与小镇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紧密相连。

城市的精细化设计包含甚广，长安将军山烈士纪念公园以一种浑然天成的整体风貌，赋予这片沉实的山岭更加丰饶广博的内涵。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需要有精神的坚守、历史的回望，而精神作为无形的产物，又需要用物质的形态进行固化。把精神转化为物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点石成金的功力，方可赋予物质一种全新的生命，才能让精神永放光芒。所以说，将军山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无疑是将军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是人类艺术史上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已经历数千年发展史，兼顾了建筑与雕塑的特征，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更能突出特定的民族文化，表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精神、政治形态和经济状况，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准确位置在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西边将军山顶。在这个低海拔的小山上，辟有一块麻石铺就的平地，平地中央立着一块方形碑座，四面砌有黑色花岗岩，碑柱的正面和背面用汉白玉砌成，分别刻有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和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题写的“浩气长存”。背面碑铭上刻着44名烈士的名字，分别是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和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次战斗中英勇献身的长安籍烈士……

碑上文字太过简略，没有任何的过程和细节，可是当我走下山的背面，霄边农民协会旧址让我看到了蔡氏祠堂（德馨堂）、蔡氏大宗祠（芑诒堂）的前世今生。

霄边是长安镇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故地。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党员蔡如平、蔡日新就在广州从事地下工作。1924年6日，蔡如平、蔡日新兄弟二人奉命一起回家乡，在霄边利用乡亲之间的便利开展农民运动，白天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开展抗租、抗捐、抗税宣传，很快就把农民兄弟组织起来了，革命初见成效。

革命是一场风暴，对于早期发动者，其风险和难度无法想象。面对黑夜，主动点亮火光，针对压迫与黑暗，敢于冒犯，不畏惧、不回避。蔡如平通过发动群众，有策略、有针对性地与苛捐杂税进行抵抗和斗争，巨大的合力迫使虎门要塞司令廖湘云及联团取消了30余种苛捐杂税，有效保护了农民利益……

从霄边农会开始，蔡氏兄弟坚守信念，为革命赴汤蹈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由于叛徒告密，蔡日新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被折磨得瘦骨嶙峋，但依旧傲然挺立，始终坚守革命信念，最后被敌人枪杀于白鹅潭畔。蔡如平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在艰苦岁月中转战多地，最后因积劳成疾，在香港病逝。兄弟二人为了党的事业奉献到了最后一刻，在他们心里，已经隐约看到了一个时代的鲜亮剪影。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会员，《时代湾区》专栏特邀作者。出版著作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