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学》2021年第8期｜章武：师恩难忘

回眸此生，最单纯最快乐的日子，当属在《福建文学》当编辑的那8年，因为，我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读散文、编散文、写散文。或者，换句话说，白天，我用红墨水点染别人的嫁衣；夜晚，我以蓝墨水倾吐自己的心泉。

况且，我还有幸得到身边两位名师的指导。他俩，就是后来双双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的郭风先生与何为先生。

1978年春天,我从闽南下放地南靖调进《福建文艺》编辑部。其时，我36岁。对初涉文坛者来说，有点迟，但还不算太迟。或者说，来得迟不如来得巧。因为正赶上文艺界“第二个春天”，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作家全都平反，曾经的“毒草”成为“重放的鲜花”。随着思想解放大潮风起云涌，各种禁区被一一解禁，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在创作手法上令人耳目一新的朦胧诗及意识流小说……大量文学新作呈井喷之势，文坛一派生机勃发。水涨船高，《福建文艺》改名《福建文学》后，其发行量一度高达96000份！

那时，编辑部三代同堂，精英荟萃，不但拥有郭风、何为这样大师级的老前辈，拥有苗风浦、张贤华、魏世英、季仲、蔡海滨等年富力强的老编辑，同时，也新进一批思想活跃、可塑性极强的青年才俊。大家齐心协力，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办成在全国文坛颇有影响的三件大事：一是组织了为期两年的有关舒婷诗歌及朦胧诗的讨论；二是矗起“散文复兴”旗帜，以专辑或专号的形式，集中推出冰心、巴金、孙犁等名家复出后的散文新作；三是在全国率先开辟“台湾文学之窗”的基础上，创办《台港文学选刊》，并请省委书记项南撰写发刊词，一纸风行，畅销海峡两岸。

那时，作为小说散文组年轻编辑的我，参与了后面的两件大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尤其在散文编辑方面，师从郭风先生，获益匪浅。

众所周知，郭风先生是全国著名散文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有胆识有作为的优秀编辑家。当年，他在创作之余，还主动承担四方面的编辑任务。一是每年为《福建文学》策划组织一期“散文专号”或“散文特辑”。二是向出版社讨来一批书号，出版“榕树文学丛刊”，文体以散文、散文诗为主。三是应某些出版社之邀，主编全国现、当代散文诗丛书。四是利用他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影响，借用众多报刊版面，如《文艺报》《文学报》《散文选刊》《文汇月刊》等，推出福建散文专版或专辑，由他亲自写短评，努力把福建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者推向全国。当时，他虽未退休，但已年过花甲，上述编务，工作量颇大，于是，我和朱谷忠、黄文山、杨际岚等都成为他的助手，尽管常常加班加点，编辑费也微不足道，但大家都乐在其中，因为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可以向名师学习如何组稿选稿编稿改稿，更可以在他的言传身教中感悟什么才是良好的文品人品及编风编德。

郭风先生常对我们说，一个合格的编辑，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尊重老作家；二是爱护新作者；三是“有饭大家轮流吃”。

郭风认为：文学无地界，在福建办刊物，既要立足福建，也要面向全国，善于向名家组稿。关键是态度要诚恳，服务要周到，尤其注重以下细节：写约稿信时，务必彬彬有礼，言辞恳切，字迹端正，以此体现编辑的诚意与水准，引起名家的信任与好感。收到来稿后应立马发电报或打电话致谢，并告知将在哪一期刊发。清样一出来就呈寄对方恳请校正。出刊后及时寄上样刊及剪样，样刊至少一本，剪样则需两份，以便对方双面粘贴存档。此外，稿费从优，且最好能提前寄达。以上各项，除提前寄稿费不合财务制度无法执行外，其余各项，他都亲力亲为，为我们树立榜样。

有一次，巴金先生应郭风之约，托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寄来他的新作《干扰》，这是即将出版的《真话集》中的一篇重要作品，由病中的老人用圆珠笔亲笔所写。如此珍贵的名家手稿，理应及时奉还，以便日后归博物馆珍藏并展出。郭风把任务交给我。于是，在当年没有复印机的条件下，我当天夜里就把全文3000多字端端正正抄写下来，并认真校对三遍，留此手抄件供《福建文学》作为“散文专辑”压卷之作隆重推出，而巴老的手稿，我第二天一早就骑自行车到东街口邮局挂号寄还。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大感意外，特地代表巴老来电致谢。

爱护新作者，体现在对新作者自发来稿的处理上。郭风说，衡量一个编辑的水平，最关键一条，是看他能否发现未来名作家的处女作。后来，当我帮他编辑“榕树文学丛刊”时，他还进一步要求：凡处女作，都要千方百计让它发表，这对作者的一生至关重要。由于丛刊来稿众多而页码有限，这条要求无法落实，但老先生对新人新作的重视，对文坛后起之秀的爱心，让我铭记终生。在他身边，我经常听到他满怀喜悦之情，向人介绍新发现的文学新人。比如，他发现袁和平能写小说，就向省作协建议，让他每天上午上班，下午写作。又如，他发现北北小说写得比散文好，就当面对她说：你把时间花费在随笔专栏上，太可惜啦，赶紧集中精力，专攻小说！他到莆田调研青年作家现状，逢人就夸“二杨一黄”，即杨金远、杨静南和黄黎晗，并振振有词：“谁说莆田人不会写小说！”果然，这三人后来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杨金远小说改编的电影《集结号》在全国一炮打响；杨静南的小说上了《收获》，其本人也调入《福建文学》；黄黎晗则因小说散文左右开弓成绩斐然，新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

“有饭大家轮流吃”，指的是用稿的一条准则，即刊物要拥有尽可能多的作者。个别老作者，不一定每稿都精彩，却每个月都来稿，且接二连三打电话催问。编辑们最怕接这样的电话了。对此，郭风却能轻松应答，巧妙处理。有一回，老作者的老电话又来了，郭风就在大厅亲自接电话，当众回答：“有饭大家轮流吃嘛。上一期，你刚吃饱饭，这一期的饭，就让别人先吃，好不好？”说罢，全编辑部哄堂大笑。

可爱的老先生，就是用这种调侃的口吻，轻松中传达严肃的寓意，这是当编辑的艺术。从此，我明白，只有杜绝关系稿、照顾稿，“有饭大家轮流吃”，新作者才能露面，老作者才能提高，刊物的质量才有所保证。同样，作为作者的我，也受此启发，立下三条自律：一是不要老向一家报刊投稿；二是不打听稿件处理情况；三是有事与编辑直接联系，绝不可托编辑的亲友，更不能托编辑的上级代转稿件，以免对方为难。说到底，编辑与作者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理应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谅解，视对方为良师益友。

可惜，到了1985年，我奉命下基层挂职锻炼，从此，就再也回不到我所心爱的编辑岗位了。

初识何为，是1976年。那时，《福建文艺》编辑部正在闽西上杭举办一期改稿会，我以下放干部业余作者的身份从南靖赶去参加。

编辑部请来为大家审稿把关的，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为，听说他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入选全国中学语文教材、后又列入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散文名篇《第二次考试》，就出自他之手。他性格沉稳，待人和气，但审稿却十分严格，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有位学员，是永定回乡知青，他的一篇散文写了六稿都通不过，不得不当众向何为诉苦：“我写初稿时还很有自信，如今改来改去，却越改越不自信了。”

何为听罢，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满脸含笑，有板有眼地说出一番道理：“本来嘛，写作和修改的过程，就是作者自信和不自信反复较量的过程。如果你没有一点自信，文章无从写起；如果你太自信，不愿意修改，那你也就到此为止，不可能进步了。”

接着，他还现身说法，举自己为例，说《第二次考试》刚完稿时，他也洋洋自得，沾沾自喜。不料，寄到《人民日报》编辑袁鹰那里，却嫌3000字篇幅太长，硬要他砍掉1000字。开始，他很委屈，不愿删改，但事后冷静下来，逐段逐句反复推敲，果然发现文章中毕竟还有水分，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反而更含蓄更富有艺术张力。最终，经压缩后正式发表的作品受到好评，他这才明白，应该感谢袁鹰，感谢他从严要求。何为这一席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让在场的全班学员都为之动容。课后，那位永定同学很快定下心来，重新披挂上阵，其文章第七稿终于获得何老首肯而胜利过关。

两年过后，我有幸调入《福建文学》，成为何为楼下的一位新房客。头半年，家属暂未随行，每天早晨，何师母徐光琳大姐都会在我门口放上一壶开水。那时，福州电力供应不足，夜间常停电，我便趁机上楼，到何为家聊天。有时，聊天累了，我也陪他静听收录机里播放的西洋古典音乐，其中，他最爱听的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后来，他就以此曲为背景，写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散文新作《春夜的沉思与回忆》。

相处久了，我渐渐明白，何为心目中的散文，是十分崇高而神圣的艺术殿堂，凡欲登堂入室者，必须对其怀有足够的敬畏与虔诚。因此，他不但对青年作者严格要求，对自己作品，更是严格到了严酷的地步。他让我观赏他特制的一个立柜，上下几十层浅浅的抽屉，每一层抽屉都保存他某一篇作品的手稿，一稿，二稿，三稿……他告诉我，每篇文章写好后，他都要花一个月时间反复修改后才发出去。有一天大清早，我还亲眼见他急匆匆赶往东街口邮局，为的是给《人民日报》的袁鹰发电报，请他修改即将发表的一篇散文新作，里头最后一段有十几个字，还可以改得更好一些……当年，电报是最便捷也最昂贵的通信工具，我估计，能发电报改稿的，除何为外，全国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了。

当年，年轻力壮、心浮气躁的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胡乱向全国报刊投稿，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其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幸有何老在我身边经常给我泼点冷水，让我渐渐明白，散文是一种易学难工的文体，来日方长，切不可求胜心切，操之过急。

1980年新春，我收到《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来函，说我的一篇稿件准备刊用，只是标题《海岸上的石塔》不够理想，希望能想个更好的。我立即找出底稿，兴冲冲上楼向何为报告。他很是为我高兴，但同时也强调：“文章标题太重要了，好比人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急，再想想，一定能想出个更传神的。”可是我搜索枯肠想了一夜，也没想出个能让自己满意的，正当无奈之际，何老敲开我的房门，笑呵呵地说：“昨天晚上，我倒是帮你想出一个，就四个字，《海峡塔影》，你看如何？”我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海峡”一词，突出地域特色，而一个“影”字，化实为虚，以动写静，很能激发读者的丰富联想，真是神来之笔啊，我为何就想不出呢！看来，姜还是老的辣！从此，我也养成先定题后开笔的写作习惯，并从中尝到甜头：标题，往往就是文章的切入点，乃至全文“文眼”之所在。

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拟出版一套“福建文学丛书”，约我提供一本集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书，自然马虎不得，我把修改过的书稿装订成册，诚惶诚恐地向何为求序。他一口应允，并很快就把序文《可喜的起点》交给上海《文汇报》发表。文中，他对我鼓励有加，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毛病是“热情有余，精深不足”“感叹号太多，句号太少”“某些地方还留有新闻笔调的痕迹”……对此批评，我心悦诚服，此后，“在艺术创作中，如何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掌握好虚与实的关系”，便成为我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如今，将近40年过去，何为先生的教导言犹在耳，但他对我的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除尽量少用感叹号外，其他各项，我至今也未能完全做到。缅怀恩师，我只能说，我是他不很合格的一个学生罢了。

当然，文章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各方面因素，并非所有文章反复修改后都能成为精品佳作。这一点，越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作家，就越有自知之明。比如何为，他年轻时就立志要写《聂耳传》，且其开头若干章节在《中国青年》连载后广受好评，然而，“文革”一声炮响，这一写作工程被迫中断。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重新恢复国歌地位之后，何为也多次尝试续写《聂耳传》，并希望以此作为他一生的代表作，但每次都力不从心，知难而退。1999年，我到云南参加哀牢山笔会，一位哈尼族作家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聂耳传》，据说，这已经是中国大陆第四种《聂耳传》了。返闽后，我把此书转赠给何为，不料，老先生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他久久抚摩其印有传主相片的封面，沉默不语，最后，才长叹一声道：“晚年的我，再也不适合写青年时代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才华盖世的伟大音乐家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何老先生这一声长叹，也叹出了许多老作家晚年深深的遗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