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手中那根棍

“哒、哒”，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回荡在医院走廊，有些突兀。我搀着母亲的左臂，母亲右手拄着拐棍，慢步走向楼上化验室。一声，再一声，敲得我心上有些生疼。

这木棍是我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褪了皮，直溜、光滑、坚硬；选一枝杈处，留段握柄，截断，磨光，正好给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她眉头一皱，不乐意了：“我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我随手撂在了门后墙角，任其搁置数年，积了厚厚的灰尘。

这次母亲头晕、腿疼，我将擦拭干净的拐棍递给她。母亲叹口气，一手扶着门框，一手颤颤巍巍接过，第一次拄着上了去医院的车，边走边念叨：“到底还是拄上了呀！”一向要强的母亲，终因拄上那根拐棍，让她服了老。

印象中，母亲手中似乎倒是常握着一根棍。只不过，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舞”在手上，支撑起我们全家虽贫穷却未倾倒的烟火日子。

“娘，我回来了！”远远望见，母亲正趴在锅上，挥舞木棍，搅着一锅金黄喷香的玉米面疙瘩，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年轻的面容。哪料，母亲猛扭头，直起腰，不管燃着火、做着饭，举着搅棍就朝我冲来，嘴里骂着：“我叫你和同学打架！”看来是有人提前告了我一状。

我生怕被母亲逮住，像打大哥、二哥那样，被摁在墙角，用细柴火棍抽打，便扔下书包，撒腿就跑。母亲跑得快，我跑得更快。她停步喘口气的当儿，还不忘将搅棍横在嘴边，转着圈儿地啃光粘在上面的玉米面，边啃边嚷：“小兔崽子，给我站住！”我跑上了山，母亲忽地站定，一跺脚：“不好，疙瘩煳了锅了；回来再找你算账。”扭头，挥舞着搅棍，冲回了家。

当我从山上折了两根六道木回家，送给母亲做搅疙瘩棍时，饭菜已摆上了桌。我“嘿嘿”一笑，分明闻到了丝丝煳锅的味道。如今，母亲已没心气搅疙瘩给我吃了，可那两根被母亲磨得溜光的搅棍，还挂在墙上。

早出晚归、进山摘酸枣的习惯，母亲坚持了几十个秋天。母亲说：“一进山，就弄根棍儿，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不然湿了衣服，早上凉；白天热了，又熥得难受。有时还可以‘打草惊蛇’，惊野鸡，惊野兔啥的，免得被吓着；有次多亏这棍儿惊出一窝马蜂，不然就被蜇了。湿酸枣长得牢，可以用棍儿敲掉些酸枣叶，又好摘，又可敲落些‘蜇人’的刺毛虫。高处或干了的酸枣，用棍儿敲打落地，直接捡就行了，省事儿。重要的是，出山时，天慢慢黑了，或赶上阴雨天，扛着酸枣不好走，这棍儿就顶大用了。”

听母亲一说，我打心眼儿里心疼母亲，佩服母亲，感恩母亲，并感恩那不计其数的陪母亲进山、出山“顶大用”的棍子。有时，如果酸枣摘得不多，母亲手里、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棍。那种细长、顶端带个木钩的，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那种细长、不带钩的，用作打枣竿、打核桃竿、夹柿子竿；那种粗长、直溜的，用作铁锨把、镰刀把、锄把；那种细而轻巧的，陆续多弄些，用来搭菜架，插篱笆，做蒸箅。洋槐木、松柏木、山桃木、杨木、枣木，各种原木都有，这也算是母亲摘酸枣的额外收获；并用这些源自大山的木制工具，经营着家里、地里的活计。

近年，回老家多，常拿起那些老木工具，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儿。每次干活儿，母亲都会嘱我穿上那双在家时穿过的布鞋。那是十几年前，我陪母亲在灶前闲聊。先聊到她打小没念过书，连名字都不会写，我便握着她的手，她握着烧火棍，一笔一画在地上教她写“李向荣”；后来，她又在墙上陆续写了很多遍，越写越好。再聊到我很怀念儿时的千层底，母亲便扔掉烧火棍，随手折了两根柴火棍，敲我一下：“抬脚！”量过脚底板长、宽，收好长棍、短棍，花一个月时间，一针一线为我做了那双布鞋。穿在脚上，下地，进山，走路，踏实、舒服得很……

上医院二楼，母亲身体明显侧向了我，我的右臂不由加了把力。木棍的声响已很微弱，我生怕打滑或拄空，叫母亲停下，接过木棍夹在了我的左腋下。母亲虽然重复说：“拄着棍儿能走，能走。”却分明又将身体压向了我，我的右臂不由使足了劲，反倒走得快了，稳了。

住院观察一周，无大碍，便回了村，但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八十岁老母亲的手中之物，从不离身边，可行动也仅限于院里院外几十米的范围。坐在院里，还不时将拐棍挥在手中，轰轰鸡，扒拉下乱柴草，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憨憨一笑：“忘了！”日后，母亲再自己进山，出村，肯定是不可能了。只能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拄着我；甚至，干脆拄着我了。

（张金刚，供职于河北保定市阜平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