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三入”

那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油灯下吃饭。父亲说他明天一早去奉家山，在那至少得住半个月。母亲忙问去干嘛，父亲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学校已破败不堪，大队决定重建。母亲惊喜地说，那是大好事啊！父亲说好是好，只是算来算去，加上公社给的，大队自筹的，钱怎么都不够。母亲急了，问那怎么办。父亲一笑，说没钱就不建了呗。母亲急了，说那学校一定得建，不能再拖了。父亲点点头，说正是不能再拖了，他才明天就带人去奉家山砍树，这样不仅能就地取材，也可节约不少钱。母亲愣了愣，看着父亲，说那是一脚踩三县的地方，离家有五六十里，山深路险，少有人烟，又蚊虫蛇蝎多，湿气瘴气重，在里边砍树锯木，又苦又累，还有危险，能不能不去，或是让别人去。父亲摇摇头，说作为党员，作为干部，不仅得去，还得带头去。母亲沉默了一会，说那能不能过了中秋再去，离中秋也就四五天了。父亲说不行，一天也不能耽误，明天必须去。

二十天后，在夕阳里，当父亲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只见他头发长了，下巴尖了，眼睛眍了，黑里透红的脸上满是疱，右边的耳垂又红又肿，左手手背上还有一道伤口，刚结痂。父亲要我叫他，我却直往母亲后边躲。父亲捧着我的脸一亲，在凳子上一坐，指一下自己的头，说他脸上的疱是蚊子咬的，耳垂是蜂叮的，伤口是给檩子砸的。边听边忙着做饭的母亲抹了一把泪，说她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父亲嘿嘿笑了笑，一拍胸脯说：没事，虽然吃了点苦，但把木料都弄回来了，值得。这时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

那天放学回家，我一进门，正在剁猪草的母亲一指桌下的那只鸭子，要我快给梅花婶婶送回去，等父亲回来看到了，肯定又要挨骂。我提着鸭子刚要走，邻家陈大娘过来了，要我留着吃，别送。我正犹豫着，父亲进了门，一问是怎么回事，便要我赶紧去送。陈大娘拉着我的手，说父亲让梅花跟她儿媳和好了，脚打出了泡，嘴说破了皮，吃只鸭子那是应该的，再说梅花也是一片诚意，一片心意，得给个面子。父亲想了想，说那好，鸭子留下，换一只鸡送过去。陈大娘笑了，说天下哪有这样费了力，还换亏了的。

夜里，就着昏暗的灯光，父亲边吃饭边跟我们说，给梅花婶婶换只鸡送过去，比直接送回鸭子更好，这样我们没有白吃人家的，人家面子上也过得去，往后有什么也就不会再拿这拿那的了，又说调解家庭矛盾，解决邻里纠纷，那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就不能让人家送东西来感谢。一收人家的东西，那味道就变了。这时我11岁，刚上初一。

趁着早上凉快，我陪父亲下地干了一会活。见王大爷进了门，正喝粥的父亲连忙放下碗，喊他来碗粥，又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吃过早饭了，也没什么，要父亲只管喝粥。父亲说先给他办事，办了事再吃不迟。他说也没什么大事，就麻烦父亲给他开个证明。父亲说不麻烦，说着就拿来纸笔，开了证明，盖了章。

见王大爷出了院子，上了石板路，父亲才进门坐下喝粥。我问父亲怎么不喝完粥再给他开证明，也就几分钟的事。父亲看一眼外边的太阳，说他老远来，也是想赶个早，趁凉快，又说谁找到家里来，那肯定是有事，就不能让人家等，得先办了人家的事。正说着，学校的李老师又来了，说来替她爸扯张税票，过几天就是尝新了，肉能卖个好价。父亲忙放下碗，请李老师坐下。这让我想起了周公三哺的故事。这时我17岁，过了暑假就该上大二了。

这天晚上，我打电话给父亲，说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即将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父亲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似乎比我还激动，还欢喜。半个小时后，父亲又打了电话过来，说组织上批准了那只是组织上入了党，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党员、一个优秀党员，关键还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要入党，只有思想上入党，才能不断改造自己，永葆党员本色，只有行动上入党，才能模范带头，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而且这不是一时一事的事，是一生一世的事。父亲语重心长说着，我认真听着。父亲说了十来分钟，临挂电话时说等我下次回家，他再跟我好好说说。这年我28岁，本来组织上早就在培养我，但父亲一再告诫我，入党不能急，一定要等条件成熟，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入党。

那晚，我回想了许多，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带队去奉家山砍树，为什么要换了鸡让我给梅花婶婶送去，为什么要放下碗给王大爷他们先办事再吃饭，更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在村里镇上有那么好的声望，在干部群众中有那么好的口碑。父亲先当了二十多年的村（大队）干部，后来又在镇上干了几年，在镇上光荣退休。

思想上入党、行动上入党、组织上入党——父亲的“三入”一直激励着我、鞭策着我，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