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一次次归来

编者按

近日，莫言开通公众号，说要“向年轻人学习”，成为一个刷屏级的新闻。作家与读者跨越时空的沟通，弥足珍贵；然而读者与作家真正的走近，还是需要静下心读他的作品，读他的人。

对我来说，读莫言小说新作《晚熟的人》可不是一趟虚构的小说之旅，倒像是一次熟悉的故乡之行，那些人又次第跳了出来。而莫言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谈笑风生，左右逢源。一会儿爆出哈哈大笑，一会儿传出土得掉渣又妙语连珠的乡音。那个穿燕尾服器宇轩昂站在领奖台上的莫言不见了，那个年轻的愤世嫉俗和常忍不住议论抒情的莫言也不见了，而那个土地之子，九十岁老爹的孝子，操着高密东北乡土话的莫言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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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着旧报纸的婚房

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我得以在2017年冬随莫言回了一次故乡。

所谓的高密东北乡，在小说里是一片磅礴原始而又苍茫的土地。但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小小的一点。我遂感慨，童年的空间感就是如此，你直到长大了，才知道那片土地有多么小。更小的是那爿低矮的老屋，说是五间草房，其实总的面积也不过二三十平方米，西头两间是当年父母亲住的，一盘土炕占了一间，另一间是贮藏室，放粮食和农具的地方，一架母亲用的纺车还蹲在那里。中间一间是门厅，其实也是灶屋，贴地盘着一个锅台，几个人进来就站不下了。东面的，就是莫言的婚房了，当年娶媳妇、生女儿都是在这里。墙上糊着一层旧报纸，算是唯一不一样的“装修”，一张相框，里面嵌了许多张老照片，其中引我注意的一张是莫言戎装持枪的样子，很是威武。相框下摆着几个小件，其中一个是一只喝水的军用瓷缸子，似乎油漆还是完整的。

这便是昔年的全部家当。无法想象这就是昨天，这个家庭曾经历的清寒与贫乏，但就是在这里，诞生了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诡奇想象，凝成了那些有生命的文字。

这就是故乡，比鲁迅的那个要简陋数倍，但同样是出发且归来的地方。它才是莫言魂牵梦绕的。跟着他回来一趟，才会有贴近的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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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乡愁大雪遮挡的“少年”

几年来屡有朋友托我捎话，让我劝莫言到国外住住，可以躲一躲国内的热闹，少些世俗的活动与劳累的应酬。我甚至冒失地建议，干脆在巴黎买一所房子，当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作家”。但这些都被他一笑置之。尽管他也不愿被俗事所困，但他说，不懂外语去了国外便很无趣，也很难适应人家的环境。这是他的回答。我有些不以为然，心想，只要他愿意，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

但这才发现，他说那些也都是敷衍之辞，而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他无法长时间地离开他的土地。因为他的灵感很少来自别处，而总是出于那片狭小的、在地球上很难查找，但在他的精神与艺术世界里却无比广大的土地。

莫言走在他故乡以西三里远的河道里。那里是《透明的红萝卜》故事的发生地，一座简陋的水闸还矗立在河边，连接着另一条更小的干脆已经淤塞的河沟。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凄美的，荡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少年的幻想与悲伤，仿佛还在空气里沉浸。我知道那个砸石子的黑孩，其实就是莫言自己，但他现在穿了一件棉布夹克，戴着鸭舌帽，围着一块厚厚的羊绒围巾，摇着他中年的步子，走在荒草起伏的沟坎上，有几许兴奋、或者也有些许伤感地看着周围。他的手势一摇一摇的，在我们的前面兀自走着。

我看见他瞬间被大雪——乡愁般的大雪遮挡了身影。他回到了他的记忆、童年、以及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而我们，却都是银幕以外，走不进去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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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乡人”，我的“熟人”

遇见乡人的时候，莫言就干脆收起了他那有口音的普通话，还没等喝酒，便说起了似乎有一点点“醉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言。他告诉我，2012年末去瑞典领奖的时候，一位“洋老乡”驱车几百公里来祝贺他，这女士长着一头金发，一双碧眼，却可以说一口纯正的高密东北乡土话。她在中国出生并长大，1970年代才回到瑞典，是一位在高密东北乡传教的瑞典籍牧师的女儿。我遂知道，《丰乳肥臀》中所写的那个马洛亚牧师，是确有原型的。

进了他的家——其实是他二哥的家，他九十多岁的父亲现住在老二家。外面雨夹雪在落着，老爷子的声音洪亮得很，但说的话别人基本听不懂；当然别人说的，他也大都不懂。莫言就不断地转换口音，为他翻译。其时他的生日快到了，莫言希望与全家和亲朋在城里面吃一顿饭，但老人家坚决不应，坚持要在家吃。后来莫言急了，便说您这样是不给大家方便嘛。他用笔在一张A4纸上，郑重地写下理由，还有吃饭的地点，老爷子最终还是答应了。

宴席我没有赶上，但后来看到了私人视频，莫言还在亲朋中间讲了话，讲得很精彩，可惜没有更多人看到。作为不在现场的读者，不知怎地，我却似乎更像是一个在场者，因为我在莫言随后的小说中看到了更多。至为奇怪，随他回了一次乡，我自己仿佛变成了他小说世界中如影随形的人物。无论再次读旧作，还是初遇其新作，都有了一个挥之难去的幻觉，仿佛那些人物都是真的，是他那些乡人中的一个，而且也都成了我的“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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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奔流澎湃到静水流深

很显然，莫言开启了新一轮的“故乡故事”模式。之前，他也一直在讲“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但那个是寓言化了的历史乌托邦，是他所理解的世界的空间隐喻。

但在最近的作品中，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回乡者的见闻”，一个不断返乡还家的人的亲历，一个“在场者”参与或讲述的故事。换句话说，“莫言”人始终在，语境却因此而实感化了，这是一个大变化。虽然他会故意把“红高粱”换成“黄玉米”，会卖些关子，设些迷障，但那个实实在在的故乡，却是什么也掩饰不住的。

显然，莫言不再把故乡作概念化的处理，虽然还是有很多寓言性的意图在其中。这是我认为他依然真正属于故乡、与故乡的土地形成了血肉关系的一个原因。在过去很多作家的习惯中，故乡不再是它自己，而是带着精神色调或者恩怨意味的一个寄托，要么是一个归来之地，要么是一个抛离之所；是伤心之处，或是悲情之别。面对故乡是必然要抒情的。但在莫言这里，故乡是生动的，原生态的，恩怨交叠和爱恨纠缠的，无所谓悲喜好坏的。

这应了他早先的说法，“高密东北乡是世界上最圣洁又最龌龊，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的地方”。三十多年过去了，而今依然如此，好人在，王八蛋也在，只是，早期故乡作为民间大地的诗意寄托，而今更多地变成了沧海桑田现世果报的老家。

我因此会设问，这到底是过去那个故乡故事的一个“非虚构化”，还是源于作者——他自己的一个自然“老熟”所致呢？

比之年轻时的奔流澎湃，现在的莫言或许是静水流深，故乡依然是他灵感的温床。我读出了几分屈原和杜甫，也读出了几分陶渊明和李白，当然，都是下降到尘土、接上了地气的他们。我终于知道，莫言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到老家去写作，这与现代作家几乎是背道而驰。鲁迅选择了离去，沈从文选择了遥想，而他却选择了归来，虽然他们所批评的、所切肤疼痛的东西是这样的一致。

我知道，他只是不断地归来，还不是——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另一个陶渊明。但我确乎看到了一个出发的现代主义的莫言，也看到了一个归来的亲近田园的莫言，他不再一味地“现代”，但却更为丰满。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