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的电话

“赤橙黄绿青蓝紫，生活好比万花筒。为人应该怎么办，主意就在我心中。”这是蒋子龙先生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小调。小说也好，散文随笔也罢，蒋先生的作品中总有一些话能让我不时想起，大作家的文字底蕴非同凡响。

201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后，蒋先生打来电话，言及在海南举办的“两岸文化笔会”期间，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作家、书画家挥毫泼墨，大写“福”字。随后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的谢季芸先生致辞，对大陆有人能写楷书感到非常吃惊。蒋先生问我：“莫非她以为大陆没有人能规规矩矩写字了吗？”

我对书法圈的人和事关注本不多，听蒋先生如是说，又恰好在电脑旁，就顺手上网搜索了一下。原来“中国书法学会”是于右任先生在1962年提议创办的台湾第一个书法团体，谢季芸先生是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理事长。据报道，谢先生四十岁时拜台湾书坛名家黄金陵先生为师学习书法，有过连续十余个小时用楷体反复书写千字文的经历；后来她又拜在台湾著名学者、诗人周植夫先生的门下，周先生告诉她：“字若想有生命力、有内涵，必须要学作诗。”看到这些，我开始明白蒋先生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了，或许在他心中，我大概属于尚能“规规矩矩写字、作诗”的人吧。

只记得当时回答的大意了，我说，中国书法首先是汉文化生机勃勃的载体，是文明的一种体现。即便是作为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仅仅是单纯线条或水墨的个性技巧表达，而是创作者审美的综合理念与功力的流露。现在，有人将展厅的视觉效果作为书写依据，也有人将在本分修养中弘扬生命作为书写极诣，如《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小调所哼唱的，“生活好比万花筒”，创作者各有各的主意。中国书法之所以长盛不衰，正是由于几千年来东方文明兼容并蓄、与时偕行的精神，就像古人所讲：“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我感觉谢季芸先生的吃惊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大可不必作此状，毕竟三千世界，百亿须弥。

除了网上的资讯，我对台湾书坛的现状了解甚少，对谢季芸先生的书风一无所知，于是跟蒋先生聊起自己曾妄改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时隔不久，2017年1月的《海南日报》上发表了蒋先生两篇短文，一篇名为“一地‘福’字”，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次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书法家在小洞天下以“福”会友，场面生动，令人感动。使我想起古文字功力深厚、能写很好的楷书和隶书的李之柔先生论书法的四句话，用以形容这次文化交流，似很恰当：“修己之美，成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日常聊天的几句话，在文中引用时还要写明出处，长者之风，令我感慨。

话说我对文学感兴趣，特别是对楹联的喜好，还是因为蒋先生的小说《拜年》中车间副主任送给厂长的话：“曲率半径处处相等，摩擦系数点点为零——又圆又滑。”化用楹联的手法，不拘泥于平仄，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不负责任者的形象，真是太有意思了。很凑巧，2017年1月中旬，台湾妈祖文化节组委会邀请我赴台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李之柔诗文书法展”，我用二十多天赶写创作了一批和妈祖文化有关的楹联、诗词作品，前言一千余字，就出自蒋先生之手。有朋友告诉我，这次展览能够圆满举办，与展出的作品以自撰楹联、诗文为主要内容，以隶书、楷书、行楷为主要书写字体有很大关系。我笑道，那真的要归功于蒋先生之前给我打的一个电话了。打电话很平常，聊天也很平常，只不过平常的风、平常的水面也会泛起不平常的涟漪，就像蒋先生当年写《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样——

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扉页是伟人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开篇为毛主席的两首词，第一篇小说便是《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先生用写实的笔法描绘了机电局长霍大道平常的一天，无意间成为特殊历史时期里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符号。不料机电局长平常的“一天”对蒋先生而言却极不平常，这篇小说引发了社会轰动，惹得一些人上纲上线，质问“小说究竟向读者宣扬了什么”？好在“子龙一身都是胆”，即使“四面围剿”也没有停笔“退出”。

1979年，当《人民文学》再次向蒋先生约稿时，新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厂长上任记》应运而生。很难判断，过去的那“一天”对蒋先生有没有“杀伤力”。当我看到《乔厂长上任记》第一章节写“扩大会一上来就卡了壳，这在机电工业局的会议室里不多见，特别是在局长霍大道主持的会上更不多见”，直接用“霍大道”引出“乔厂长”时，不由得笑出了声——这是一记“回马枪”，文笔犀利，风骨铮铮。类似“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如此“乔光朴”式的“语录”，更是激励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2018年12月，蒋先生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播报“（蒋子龙先生）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蒋先生为什么能获得如此评价？当代文学家中，又有哪一位如他这般，既能揭示错综复杂的改革细节，又能不流于消沉、催人振作？我不知道答案。蒋先生说得好：“写作是应该负责任的，应该对社会发言，无论如何要对文字有敬畏之心。”诚所谓“高怀怜赤子，逸笔起苍龙”。

其实，蒋先生的创作并不局限于工业领域，而是囊括了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现实题材，他从历史大背景和当代人文的视角反观社会阶层、聚焦矛盾冲突，塑造出一大批鲜活的人物。比如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是一部以农民视角解读中国人性格的力作，其中有吃苦耐劳，有精明智慧，也有种种不足，于纵横开阖、入木三分中特见文人的悲悯情怀。到目前为止，除了八卷本的《蒋子龙文集》、十四卷本的《蒋子龙文集》，估计蒋先生也不清楚自己创作过多少文字吧？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大概也不为过。2019年4月，蒋先生告诉我天津要建立“蒋子龙文学馆”，嘱我书写匾额，一时间很是惶恐，全国乃至天津的前辈众多，后生岂敢。转念想到先生所说，释然了许多，“规规矩矩”怀着一颗“敬畏心”去写就是了。

因为疫情，这两年我不便去见蒋先生，只能“见字如面”了。读完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又翻看他的散文随笔。《一地“福”字》这篇文章，收录在蒋先生的散文集《厚道》一书中，该书无序无跋，有四十余篇散文，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文化以厚道为心”，说“至诚为厚道”。定义由何而来？从字面上看很简单，“厚”是“厚德载物”的“厚”，所谓“博厚配天地”；“道”是“道法自然”的“道”，所谓“道心惟微”。我甚至想起《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大凡做个人，原要厚道些。”那么，厚道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责任和规矩呢？

“八卦”心起，我准备给蒋先生打个电话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