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搭档

“你秋伯伯是个大好人。”母亲在电话那端说。斯时我们刚接到西南医院通知，让父亲下周去住院复查。最近几年这样的场景时有发生，我跟母亲谈论完父亲的病情，突然就冒出一些往事的线头。我忍不住把这些线头拎出来交于母亲，邀她陪我一起进入时间的河流，去回溯和厘清那些遥远的乡村记忆。没想到她对于我的“出离”竟然很乐意，耐心作答，父亲有时候也加入进来，在一边笑呵呵搭讪补充——这个场景让我感到心酸而温暖，至少它可以让我们一家从现实焦虑中短暂抽离，在共同的回忆中获得些许安慰。

后来就习惯了。“那你再给我讲点古吧。”每当我话锋一转，母亲就知道，我又想问她从前的那些事了。

秋伯伯是我们村有头有脸、众所周知的人物，不是他非富即贵，而是他的民间身份：乡村知客，我们称之为“总管”。从我记事的那天起，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是秋伯伯在招呼：人员分工、督促落实、进度把控、各方协调，大到迎来送往，小到厨房什么时候打条盘上菜，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并且可以安排得有条不紊，有点一个人指挥千军万马的意思。秋伯伯知客的威望是靠自己树立起来的：性格豪爽，人高马大，能说会道，特别热心快肠，熟谙人情世故，在家族四邻中年龄和辈分也偏高。多年来的乡村生活经验和为人处世方式得到村人认可，慢慢积攒起名声和口碑。各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请他，主家信任，被安排的人也听招呼。

对于每一场乡村大事的张罗秋伯伯都是尽心尽力的，他常常因此嗓子嘶哑、眼睛发红，即便后来有了喇叭，这都是受累熬夜所致。然而除了这信任的虚名他又有什么实惠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还很淳朴，人情味浓，婚丧嫁娶、满月升学，村民都喜欢在家里办酒，热闹而排场。而大事中的总管也好、乡邻也罢，都是凑一起相互帮衬，除了事情圆满之后主家送些糕点表达心意，并没有什么经济报酬。尤其是家里“老”了人之后，不用主家请，大家都会自发赶过去帮忙干活，而且帮忙的人越多，说明这家的人缘越好。“谁家没有‘老’人的时候呢？”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感慨。在这些帮忙的人当中，作为总协调的知客是最重要的。秋伯伯的出马和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不仅是一种热心肠，还有责任与使命的加持，成了一种义不容辞。他在无形之中默默维持着乡村礼仪与伦理秩序，成为传统文化的守夜人。

乡村大事需要人主持协调，也需要人卖力干活。以前村里都吃井水，乡村宴席上对水的需求量特别大，挑水成为最苦最累的活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总管与挑水工，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共同为乡村大事的圆满操办托底。俗话说：“人不奸佞死吃亏，红白喜事寡挑水。”寡子叔就是那个在乡村宴席背后默默挑水的人。他是我的一个堂叔，我们在背地里都直接称他为“寡子”，就是哑巴的意思。寡子叔的聋哑是先天性的，跟母亲和哥哥一家生活在一起，跟人交流主要靠手语。然而在儿时的记忆中，我既不惊讶于他的聋哑，也不懂他的手语，好像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沉默寡言，连手势都打得少，却能很准确地领会别人传递的意思。如果没有天生的残疾，他应该也是聪慧之人吧？

寡子叔最大的存在感是在红白喜事上。他是秋伯伯的完美搭档，勤快，实诚，谁家有事都去帮忙，不用招呼就主动地担起水桶一趟趟往返把水缸蓄满，寡言少语又能很快地明白你的意思。这样的搭档，让秋伯伯踏实省心。让寡子叔的生命戛然而止的是疾病，肝癌让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从我们中间永远消失。我只记得他脚肿得老高，两条胳膊细得像麻秆，肚子却鼓鼓的都是腹水。寡子叔来去匆匆，无足轻重。后来的乡村传统仪式已经式微，人们也早早用上了自来水。那个默默挑水的身影除了秋伯伯当知客的时候会触景生情，不知道乡邻们还是否记得？

秋伯伯的知客一当就是一辈子，有的家里几代人的婚丧嫁娶，都是他在主事。“我跟你父亲结婚的时候，就是他在主持呢。”母亲说。难道这么多年他都没有竞争者吗？难道这些乡村遗存没有受到一点现代经济的冲击？我心生疑惑的同时也预设了一些成见，毕竟从文本到生活，我领略过太多的乡村仪式被商业化表演化的“一条龙服务”所替代。不全是这样的，我的父老乡亲让人感念。除了一些家庭赶时髦也嫌麻烦，会在酒店里请客举行仪式，还是有不少人在家里办酒的。尤其是有老人过世，如果不是没有场地，都会选择在家操办。也是大家一起来帮忙，最多花钱请个主厨。这样说来，秋伯伯的知客事务种类减少，自然不会像以前那样忙碌，但依然是白喜事中的核心人物。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村民从村庄搬到小区，越来越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只能跟着潮流走，乡村的自然格局与传统秩序已然崩解与衰落。从这个角度上看，寡子叔又是幸运的，在短暂的生命里以一种正当其时的挑水工形象被人记住；而秋伯伯注定落寞与清冷，成为过去时代的悠长目光，一直百感交集地注视着后来发生的一切。

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秋伯伯的两个生活细节：一个是有次他到我们家来，母亲正在菜板上切腊肉，生的，他竟然直接拈起一片往嘴里喂；一个是腊月的一天，秋伯伯在我们家讲起与老伴怄气吵架之类的不顺心事，竟至潸然泪下。后一件事记得是母亲提起的，因为他的哭诉多少让母亲有些为难：我们那的风俗，年头年尾如果在别人家哭，不算是一个好兆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细节成为秋伯伯的人生脚注，让我多少可以触摸到他的硬汉柔情：雷厉风行，热情彪悍，然而又有着旁人所不能体会的情感隐痛。

母亲说，最近十多年来，秋伯伯自己选择不再出山。我想起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做周岁的时候，知客已经不是他了。那么秋伯伯之后乡村的红白喜事是谁在总管呢？一个是村里开代销店的，他愿意给人当知客的原因主要是可以顺便销售他的烟酒杂货；一个是村里的队长，队长出于管理需要跟大家打的交道多一点。这样看来，秋伯伯的知客要纯粹昂扬得多。“现在谁还会那么热心无私地去帮人啊！”母亲感叹道。

秋伯伯的闭门谢客不是急流勇退，而是心中郁结。这个一生光鲜体面、豪情助人的男人，没想到夫妻关系成为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老伴嘴狠，疑心病重，成天价在家里跟他吵闹。《礼记》云：“父子笃，兄弟睦，夫妻和，家之肥也。”一个在外德高望重、竭力维护礼仪秩序的人，在自己家里却遭遇了滑铁卢，一辈子不被理解夫妻失睦。秋伯伯因此伤了脸面和自尊，再有人去请他便觉得有些抬不起头来，于是把自己幽闭在家。

前段时间，老家传来消息：秋伯伯去世了，80多岁。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谢幕。很多人去为他送行，坐夜的每个晚上都有几十张桌子的客人，超过他当知客的任何一个场面。这样的身后荣光，把他十几年的幽闭缺席补全，把他几十年的知客生涯唤起。他被全村的男女老少记起、怀念，并重温热气腾腾的过去生活。也让我感慨两个完全不同的乡村男性，有过多么完美的搭档和不为人知的内心伤疤。那些自发的帮衬、温暖的人情，喧闹中的有序、沉默中的承担，都是维系乡村和人心的内外力量，是我们不完美生活中的完美部分，让人在朝花夕拾与现代语境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