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2021年第5期｜汗漫：虹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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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个傍晚，美国青年斯诺来到大陆新村。

不知他乘黄包车还是汽车，一路穿过他眼中的上海滩——

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语言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坐在防弹车内、脑满肠肥的、衣冠楚楚、对司机气指颐使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和勒索的专家们；门禁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镀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厅；数不清的鸦片馆，无处不有的赌场；猜拳行令的喧叫声，大厅内眩目的灯光，麻将的碰撞声；四川路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妓院里进进出出的海员……

显然，斯诺不热爱从姿态到气质都在模仿巴黎和纽约的上海。但有鲁迅在，这座城市就有了光辉和力量。

这一晚，斯诺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以中国新文学运动为主题的谈话。

鲁迅说，从一开始，他就只是站在左联边缘旁观。“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怀疑那些热衷于宗派之争的才子，是否持久拥有抗击“旧社会和旧势力”所需要的韧性。他称呼左联内部那些打击异己的人为“革命工头”。这些话刺耳、令人不适。他笔下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感到不快。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听说了左联内部的纷争，对鲁迅持同情态度：“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在整他。”有人建议把鲁迅抢救到延安保护，毛泽东未同意：“他在上海才有意义。”

如果知道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神化，政治家利用其语录彼此斗争，鲁迅当年的文章大概就不会写得这么调侃、嘲谑、犀利：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的回答是：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段话，被用来证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站在了鲁迅先生对立面”，也就成为人民的敌人，故四人在“文革”期间相继遭到批斗，投入监狱。

周扬被囚禁九年，屡屡写下回忆、检讨、自我辩解一类文字。

一九三四年十月那一天，周扬等人与鲁迅先生相约在内山书店见面，汇报左联工作。鲁迅一边听一边沉思，时而点头，有赞许之意。但田汉贸然说出关于胡风的传言。鲁迅喜爱胡风，脸色一凛。阳翰笙急忙转换话题，气氛稍稍缓和。告别时分，鲁迅还掏出一百大洋赞助左联工作，开玩笑：“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大家都笑了。

夏衍，即鲁迅笔下那“一位名人”，在七十年代末出狱时坐了轮椅——他的脊梁被打折了。对鲁迅先生“四条汉子”之说，他耿耿于怀，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纠正鲁迅的记忆和表达：

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岁上下的人，所以轩昂了一点也可能是真的。

鲁迅如果活着，看到一个晚辈无奈、委屈的话，大概会哑然失笑，微微自责；而后，沉默。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这次见面，被解读出无数版本。鲁迅的一生，如何能盖棺定论？他被称为“大先生”“旗帜”“导师”“民族魂”“战士”，也被攻击为“骂人专家”“刻薄之徒”“左派分子”，等等。面对大事物，评价者往往显得主观、片面、充满偏见。像苏东坡面对庐山，纵看侧看，峰岭变幻，而高峰下必然是深渊。鲁迅不乐于也不屑于成为完美者，正如其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斯诺眼中的鲁迅，“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一九三六年五月见面不久，斯诺就去了红星照耀着的延安。

7

瞿秋白对鲁迅有一个定义，出自一九三三年他亲手编辑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法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一九三一年，瞿秋白走下中共领袖位置，留在上海治肺病。一九三四年一月离开，赴江西苏区、被铺、牺牲。他和鲁迅相处三年，彼此成为最重要的知己同道。

为帮助瞿秋白解决上海生计，鲁迅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交由他翻译，并推荐发表，以换取稿费和版税。每每为瞿秋白文情并茂的作品而惊叹，鲁迅呼他“敬爱的同志”。

被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通缉的瞿秋白，通过“何苦”“史铁尔”“易嘉”“何凝”“维宁”“宁华”“宜宾”等笔名，频频出现在上海报刊，翻译、写作共达五十万字的作品。这大概也是他一生最充实、最开心的时光，似乎重新回到书生角色。压低帽子在南京路上逛街，去城隍庙看杂耍，到孔庙淘旧版书籍。《国际歌》歌词翻译者瞿秋白，羡慕作家、翻译家、教师、医生等等身份，从来就不想做救世主或神仙，眷恋的是烟火与清欢。

但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会忽视他、放弃他——这一个有胆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充满了炸药和引信组成的危险性。特务与叛徒，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追寻瞿秋白的气息，像嗅觉敏感的警犬。只能不断搬家。醒目的优雅气质，总令他在凡夫俗子们当中暴露无遗。每到危急时分，他就来敲鲁迅家门。鲁迅就和许广平打地铺，让他睡在床上。“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年轻的瞿秋白身上，鲁迅想念着失和以前的弟弟周作人？

一九三四年六月，瞿秋白牺牲，年仅三十六岁。鲁迅悲痛之至，在致萧军信中说：“中国人先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秋，即秋白。

自一九三五年九月始，鲁迅抱病整理、编辑瞿秋白遗作文集《海上述林》，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他亲自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发行广告。选用重磅道林纸，麻皮面精装，印制精美。为避免遭查禁，鲁迅虚构一个出版机构“诸夏怀霜社”——“诸夏”，中国也；“霜”，秋白也。诸夏怀霜，中国怀念一个丧失的儿子。

鲁迅文字中反复出现“死”“怀”“纪念”一类字眼。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九三一年。被枪杀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烈士，都是他寄予希望的青年：诗人殷夫（二十二岁），作家柔石（二十九岁），女作家冯铿（二十四岁），青年运动领导人李伟森（二十八岁），作家胡也频（二十九岁）。

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一九二九年发表，鲁迅作序，点明了小说的主题：青年知识分子的徘徊与追寻。在情节与结构上，与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相似：还乡与逃离。其实，这样的徘徊与追寻，情节与结构，在城镇化剧变与现代性阵痛中的当下，同样由新一代青年在演绎。一九六三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夏衍亲自定名为《早春二月》，在柔石的故乡宁波镇海拍摄。放映后轰动上海、一票难求，忽然被批判、禁映，理由是“宣传了小资产阶级趣味”。

鲁迅如果活着，大约会愤怒、辩解，或者沉默。

在为殷夫编辑出版的遗作集《孩儿塔》序文中，先生写道：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冲突、徘徊、追寻“别一世界”的人们，就是诗，就是微光、响箭、萌芽。

瞿秋白去世后一年，鲁迅也合上眼睛，五十六岁。复一年，淞沪会战爆发，壮士们牺牲于黄浦江边、苏州河上。

在如此持续、剧烈的丧失里，中国怀抱悲哀与惨烈，怎么能继续昏睡不醒且假装成一头狮子！

8

山阴路，在民国时代一直叫 “施高塔路”。一九四九年后，改以鲁迅故乡绍兴的原名“山阴”为路名。走在这条路上，就像鲁迅的异代乡亲王献之穿行于稽山鉴水，恍惚产生“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感。

当代上海山阴路，远远近近的“山川”，自然是高楼大厦，鲁迅未曾目睹。宏大的玻璃装饰面上，有霓虹、商品一类景色“自相映发”。好在，路两侧街区格局未变，梧桐树茂盛一如早年。我注意到，一个假肢商店，在冷静等待种种的创痛和呼喊。时装店橱窗内，普遍站立着木质或者塑料质地的模特，孤傲、冷艳而寂寞。甚至连头颅也省略了。让橱窗前的观察者，摸摸自己的脸，似乎洞察了自身的麻木、僵硬、丧魂落魄？

与上海其他街道一样，高档品牌商店在山阴路也时时闪现，是诱惑，更是拒绝，这是一门分寸感很强的艺术。高档品牌商店般的女子，屡屡可见。她们学习、经营着“诱惑与拒绝”这门艺术，追求投资价值最大化，用眉笔、口红、香水、首饰、跑车等等元素，修改“资产负债表”——屡屡可见的情感艺术家、情感资本家？在身体和内心之间，有一个高悬于空中的钢丝绳，她们杂技演员一样游走其上、平衡、摇摆，让周围心猿意马的爱慕者、蠢蠢欲动者，惊呼、仰望、张开双臂、自惭而去。

在民国，鲁迅已经洞悉“诱惑与拒绝”中的世相人心。天下巨变，人性守恒。

有轨电车叮玲叮铃的声音，早已消失了。二十一路无轨电车，依旧按原有路线运行，如同一座流动的纪念碑，纪念着三、四十年代那些曾经跳上车来拜访先生的热血青年。风，吹动落叶落花，如吹动层层堆积的前人足印和履历。某一晚，萧红出鲁迅家门后，开心地向胡风倡议赛跑。两个人就在黯淡路灯下奔跑起来，萧军跟在后边奔跑，为萧红喊加油。口袋里揣着鲁迅赠送他们应急度日的钱，萧军很羞愧。先生来信安慰他：“我稿费总比你们挣得容易，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对于自己喜爱的那些后辈，短剑般的先生，变成冬日炉火了。

“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先生这样的话，让过小日子的人、隐逸者、帮闲帮忙之流，自卑以至于恼怒。他尖锐、闪亮，在暗夜这黑色的剑鞘里，颤动着。《故事新编》中就有一篇《铸剑》，古老南方的复仇故事，被先生翻新，让现实中欠下命债者不得安宁。胡兰成对鲁迅有一句评语：“跌宕自喜。”在跌宕中尚有不为人知的喜悦，就是瞿秋白、胡风、柔石、萧红等等年轻才俊的次第涌现，让鲁迅对民族的赓续与更新，尚怀热愿。他呼吁“救救孩子”，其实就是在呼吁：救救中国。而先生自己则“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山阴路，我恍惚觉得：前边，有一个矮小、短发、瘦弱、木刻般的身影，慢慢移动。他穿着蓝灰色的华达呢袍子，脚上却是橡皮底的黑色跑步鞋，上半身的苍老与下半身的青春，就是这样在矛盾着、冲突着、前行着。在内山书店旧址门前，他停下来。那里已成为人民币、日币在验钞机上沙沙作响、和平汇兑的中国工商银行虹口区分行——

他的目光在标牌上的“中国”二字间久久停留。

9

山阴路附近，溧阳路、海宁路交叉处，有一九三三年英国工部局建设的上海宰牲厂遗址，现为虹口区创意产业园“一九三三老场坊”，内含餐厅、咖啡馆、小剧场、画廊、设计工作室等等。游客络绎不绝。

这一宰牲厂为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造型奇特，如同发疯了的古堡。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四面厂房与庭院中间的塔楼，结合成一阔大的“回”字形院落。那“回”字形院落里内外大小两个“口”字之间空白处，是盘旋上升的昔日牛道，牛群被鞭策、旋转、进入上下五层不同类型屠宰间的道路。路面粗放，以增加牛蹄的摩擦力。人牛分离。上海早期不多的几部英式老电梯,依然在运行。

牛道与屠宰间由二十六座斜桥凌空联结，宽窄各异，使牛群可根据自身宽窄一一分流。然后，分崩离析成不同的牛肉制品，供应当时整个上海市场。像人类，通过各种考试、面试、竞赛等等宽窄不一的尺度，分流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接受时间的咀嚼，最后，消失。

一九三三年这一年，二月，鲁迅、萧伯纳、蔡元培聚会于宋庆龄家花园，留下一张著名的合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冒险刊发其他杂志拒绝的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五月，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六月，同盟会早期成员、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特务暗杀于上海街头，宋庆龄、鲁迅、何香凝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此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狂轰滥炸，进攻闸北，将位于此地的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众多珍贵书刊化为火焰、浓烟、纸屑，弥散于整个上海。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书稿，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后根据对这一书稿的记忆，写出中篇小说《月牙儿》。中国军队奋力反击，日军受挫，主动要求停战。四月二十九日，韩国侨民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参加庆祝活动的驻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

此后，一九三四年，郑振铎、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发表曹禺的话剧《雷雨》，在日本引起反响，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东京首演。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联合投资，邬达克设计的四行大厦即国际饭店，在南京路上建成，高度超过华懋饭店，被誉为“远东第一楼”。鲁迅进入这一饭店会见友人，品尝法国厨师制作的蝴蝶酥。一九三五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日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震撼人心，传遍世界。

上海宰牲厂，就是出现于这样一个纷乱激荡的时空里，用牛群的哀叫，为附近汹涌浩荡的黄浦江伴奏。

时间的线性延展，使人不至于停滞在眼前痛苦中，对未来尚能抱持希望与幻想。空间的意义，在于使人可以尝试越过围墙、深渊、边界，获得新自我、新天地。但对于牛而言，一座宰牲厂，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终结。

一九三六年去世的鲁迅，应该知道距离自家三公里左右这一宰牲厂的存在。他喜欢把自己比作牛。“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俯首甘为孺子牛。”后人们于是无聊地争论“鲁迅是母牛还是公牛”。他既是愤怒公牛，也是柔情万端的母牛，一头充满尊严、拒绝凌辱的牛。

萧红曾经问鲁迅，他对于后辈的爱，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呢？鲁迅回答，是母性的。

于鲁迅而言，于一个国度而言，那黯淡、挣扎于其中的岁月，似乎就是一座宰牲厂。

“逃出宰牲厂”，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就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

10

我为何梳理得如此整洁优雅

为何在衬衣的领口，悄悄地

别着一朵清馨的春兰，为什么

一路上胸口悸动脸颊发烫

可这一切

微笑在路边的梧桐

旧时相识的飞鸟都知道

车过甜爱路没有停下，我一声也不响

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

这是上海诗人张烨代表作《车过甜爱路》中的诗句。她走路时穿平底鞋，手袋里提着一双高跟鞋。某日，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前，她坐在花园长椅上，有些羞涩地向我抬头解释：“我要换鞋了。”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美。

甜爱路，离鲁迅故居很近，离青春和胸口的悸动很近。每逢情人节，有许多人在小邮政所，给远远近近明明暗暗的爱侣，寄一张盖有“甜爱路”邮戳的明信片。邮戳与明信片响亮接触，如亲吻，“吻痕”在明信片上暗红。路边有绿色铁质邮筒。在八十年代以前题材的电影、文学作品中，邮筒是重要场景和细节，负责相关情节的推进和转折。当下，它们逐渐退出银幕和书籍，仍固执站立街头，与定时出现的绿邮差互相怜惜——春天般的身体里，继续汹涌着年轮和叶绿素？

小街上挽手散步的情人很多。女孩子们涂有唇膏的嘴巴，斑斓多彩，仿佛在印证“虹口”这一街区之名。

鲁迅与许广平应该并肩走过甜爱路。两人年龄差十七岁。他们的甜与爱，因北京城里孤寂的朱安，而受到非议和诟病。热恋期间，鲁迅写就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伤逝》，显现出对于未来的悲观态度。涓生与子君，这一对情人的形象，让文学界研究到了今天。许多人在这篇小说里照镜子。许广平在子君身上看见自己没有？周作人倒声称，子君是他，涓生是鲁迅，这篇爱情小说影射了兄弟失和。

当一对师生成为亲人，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渐渐没有了溪水般的喧哗，像万川入海，日益开阔、隐忍。对鲁迅，许广平始终敬着、爱着。帮鲁迅抄稿，坐在埋头写作的先生身后织毛衣。把鱼肉中的刺一一剔去、烧好，端到楼上给鲁迅吃。对自己，则持忽略、潦草的态度，穿旧衣，冬天的大棉靴也亲手缝制。

翻开《两地书》，读到热恋期间鲁迅给许广平起的昵称——“小刺猬”“乖姑”“莲蓬”“小莲子”；许广平则称鲁迅为“嫩弟弟”。日记中记载的“夜濯足”“与广平携海婴在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吃刨冰”等等细节，烟火气十足。要有这些昵称、细节，让先生可以获取热量，走下高寒的神坛，到人间里来。

但鲁迅只能成为鲁迅，第一人称单数的鲁迅，与复数的人群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个战士，肩扛毛笔左顾右盼，这是先生自画像。画像中，这一个瘦小多病的绍兴人，多么寂寞、彷徨。质疑周遭一切，包括同道乃至自己，所以悲哀、愤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便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似乎也成为先生灵魂的陌路人——批判胡风、冯雪峰，赞美周扬而后反对周扬，进退失据。

在大陆新村，在长夜里，鲁迅往往在疲倦的许广平身边坐一会儿，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又常常半夜起床，和衣躺在阳台冰凉的地板上，沉默着。幼小的海婴醒来，看见了，也挤到爸爸身边躺下来。

有鲁迅在虹口躺着、醒着，上海乃至南方、中国，终究能摆脱不幸不争之境地。

【汉漫：诗人，作家。生于中原，现居上海。著有诗集、散文集《片断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曾获《诗刊》新世纪（2000-2009）十佳青年诗人、人民文学奖（2007、2014年度）、孙犁散文诗奖（2015-2016双年奖）、琦君散文奖（2018）等。】